木然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结一致向前看的主导思想推动下，国人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两个方面取得基本共识，这也如邓小平所概括，第一要是经济发展，第二是政治民主，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口号。
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就是吸取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对专制。专制既不能带动经济发展，也让政治失去活力。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
但二者的发展都同样带来了问题，经济发展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发展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两个怪胎，一个怪胎是社会各阶层自我繁殖，另一个怪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这两个怪胎都严重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绑架了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就是吸取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对专制。专制既不能带动经济发展，也让政治失去活力。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
但二者的发展都同样带来了问题，经济发展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发展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两个怪胎，一个怪胎是社会各阶层自我繁殖，另一个怪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这两个怪胎都严重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绑架了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阶层自我繁殖使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所有社会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这是好事。好事中有坏事，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富二代自我繁殖，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
穷二代自我繁殖，穷二代、穷三代、穷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
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所有社会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这是好事。好事中有坏事，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富二代自我繁殖，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
穷二代自我繁殖，穷二代、穷三代、穷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
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
有人把中国定位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人把中国定位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很坏的主义，不是好的主义，也没有走向好的主义的迹象。坏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人是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又大规模进军政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官员。
第二部分人是先当官后经商，他们利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进入商场自然有天然的权力优势和权力资源。第三部分人就是权与钱结合，用权换钱或用钱换权，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受益者。
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权力，绑架立法权，使法律、法规、政策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国家立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同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绑架行政，使行政执法形同虚设，或者执法对他们网开一面。
绑架司法，干涉司法立，使司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使公平正义的底线全面崩塌。绑架新闻，使新闻媒体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代言人。
有人把中国定位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人把中国定位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很坏的主义，不是好的主义，也没有走向好的主义的迹象。坏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人是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又大规模进军政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官员。
第二部分人是先当官后经商，他们利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进入商场自然有天然的权力优势和权力资源。第三部分人就是权与钱结合，用权换钱或用钱换权，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受益者。
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权力，绑架立法权，使法律、法规、政策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国家立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同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绑架行政，使行政执法形同虚设，或者执法对他们网开一面。
绑架司法，干涉司法立，使司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使公平正义的底线全面崩塌。绑架新闻，使新闻媒体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代言人。
第三，既得观念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观念与既得利益有关，是既得利益的观念表达。但还有一部分人非常特殊，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的失去者，却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一致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没有既得利益的既得观念集团。这部分人以中国的左派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念来自于毛泽东，主体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
他们不赞成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鞭挞，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失落的世界。他们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诉求，那就是拒绝改革，拒绝政治民主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人视为汉奸。
最为吊诡的是，既得观念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在价值观上携手共进，在实际上行动上又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视他们为敌人。
既得观念与既得利益有关，是既得利益的观念表达。但还有一部分人非常特殊，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的失去者，却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一致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没有既得利益的既得观念集团。这部分人以中国的左派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念来自于毛泽东，主体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
他们不赞成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鞭挞，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失落的世界。他们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诉求，那就是拒绝改革，拒绝政治民主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人视为汉奸。
最为吊诡的是，既得观念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在价值观上携手共进，在实际上行动上又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视他们为敌人。
第四，知识分子用观念绑架政治体制改革。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为其鼓与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本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传播知识，讲专业的基本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持知识分子立场，在价值观争论的大潮中持非理性立场。他们或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有斯德哥尔摩症，或者有躁狂症或者有求新癖或者有超越癖。
非理性战胜了理智，超越了理性的限度，不自觉地把某种价值观推向极致，把情绪推向极端，把非理性偏见当成真理，破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模式论、重庆模式论、广东模式论，这些所谓的模式至多是中国改革进行中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模式还基本谈不上。
一些知识分子却把这种探索固定化、模式化。还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改革不能总提，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政治体制已经过河。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为其鼓与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本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传播知识，讲专业的基本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持知识分子立场，在价值观争论的大潮中持非理性立场。他们或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有斯德哥尔摩症，或者有躁狂症或者有求新癖或者有超越癖。
非理性战胜了理智，超越了理性的限度，不自觉地把某种价值观推向极致，把情绪推向极端，把非理性偏见当成真理，破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模式论、重庆模式论、广东模式论，这些所谓的模式至多是中国改革进行中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模式还基本谈不上。
一些知识分子却把这种探索固定化、模式化。还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改革不能总提，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政治体制已经过河。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化，至于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被绑架，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改革已经不再是不改等死，改革找死的老问题，而是增加了改革或是革命的新问题，何况中国本来就有穷人活不下去就革命的老传统。告别革命，继续改革，明确方向，这又成了国人绕不开的话题。
改革已经不再是不改等死，改革找死的老问题，而是增加了改革或是革命的新问题，何况中国本来就有穷人活不下去就革命的老传统。告别革命，继续改革，明确方向，这又成了国人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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