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 苹果日报
乌坎土地维权事件广受瞩目，其中一个原因是村民的诉求已超越一般的利益赔偿，明确提出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的要求。照中国的法例、政治制度，村民的要求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可藉此推动村民自治，双方不难达成协议，但受制于政治现实，乌坎民主能走多远，实在成疑。
法例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早在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自治的合法地位，明订村委会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是，法例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村民自治一直存在两大误区：其一，乡镇政府未能摆脱人民公社时期管制生产大队的思维和模式，未能放弃对村民自治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对村委会选举的操纵，从而令村委会的合法性和权威受到挑战。
村民自治一直存在两大误区：其一，乡镇政府未能摆脱人民公社时期管制生产大队的思维和模式，未能放弃对村民自治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对村委会选举的操纵，从而令村委会的合法性和权威受到挑战。
其二，村委会主任之所以习惯被称为「村长」，正是其未能摆脱官僚体系、未能摆正其与村民关系的表现。无论是陆丰乌坎，还是早前有村民到广东省政府请愿的鹤山沙坪镇中东西村，抑或2005年备受海内外关注的番禺大石村，爆发冲突的原因，都离不开「村官」私卖土地等问题。
要平息乌坎风波，说难不难。因为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要求村民自治，原本就是法例、政制赋予他们的权利，汪洋只要稍有落实法治的决心，就可以满足村民的要求。
但是，一如中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不等于公民真的可以享有这些权利。就算汪洋支持乌坎村重新选举村委会，也不等于乌坎村从此就享有村民自治的权利。
但是，一如中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不等于公民真的可以享有这些权利。就算汪洋支持乌坎村重新选举村委会，也不等于乌坎村从此就享有村民自治的权利。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实施 13年，但民间一直呼吁制订村民自治法，迄今未能落实，显见当局在真正推行村民自治问题上仍有顾忌。
况且，实现民主选举后，「经常性民主」能走多远，包括日常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化，不只考验县、乡官员，也考验村委会及村民的民主质素。
况且，实现民主选举后，「经常性民主」能走多远，包括日常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化，不只考验县、乡官员，也考验村委会及村民的民主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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