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对乌坎村断水、断电，禁止外出。村民透露，他们已没有多少存粮，只能以方便面为生。汤志敏呼吁，海外人士一定要给予支援，不要让乌坎人感到孤单：“我们也在向 国外的政府、国际的一些组织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关注。首先是关注，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干预。”
旅居荷兰的民主人士陈忠和也在设法提供帮助：“我也把他们的事情如数报到世界各大组织，人权组织、国际人权观察呀，大赦国际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呀。”
乌坎人透露，每天都有香港及外国媒体记者设法进入采访。反倒是中国大陆记者缺席。
汤志敏说，自己非常重视乌坎事件，一方面源自对农民的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她相当认同荷兰莱顿大学一位教授关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农民在中国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欧洲在民主化过程中，中产阶级所起的作用。”
曾有人撰文指出：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化主力的观点，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摩尔在分析近代欧洲结构时，也把因经济独立而强大的中产 阶级作为民主出现的必要条件。
汤志敏澄清，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天壤之别：“他们现在这些是有钱人，是共产党的得利者，实际上他们是共产党的爪牙，他们虽然有些钱，但实际上他们是一无所有。他们今天是百万富翁，但是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
相反，中国的农民更接近欧洲中产阶级独立于政权的特性，成为汤志敏眼中的社会推进力量：“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的中央政权只到县，县以下就不管了，就是农民宗族的方式与地方的一种自治。中国农民自治的能力是相当高的，而且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几乎不需要你去管它。”
成功进入乌坎村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马克姆.摩尔（Malcolm moore）曾报道说：村派出所的警察全都跑了。尽管生活物资缺乏，该村的商店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哄抢的现象。
汤志敏还提到，在中国农民中间还涌现出一股新的力量，就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没有受过中共洗脑教育，没有因此沾染虚伪懦弱的恶习；在大城市和外企打工的经历又使他们接触到民主思想：“早就有一些观察家们说，什幺时候这批人觉醒的时候、组织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中共完蛋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民主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希望再现的时候。”
乌坎事件的导火索是农民土地被掠夺。汤志敏表示，虽然中国每年都发生大量失地农民抗议事件，但乌坎有其特殊性：“一个是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而且他们一直很坚定的，很理性的，几个月下来一直这样。另外一个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提出了政治理念，打倒独裁、要求民主、还我人权，它已经是一个政治诉求。这些人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我认为。”
汤志敏认为，无论结局如何，乌坎事件都令人振奋：“他们那种不卑不亢的，讲出来的话那种高水平，真的超过中共摇旗呐喊的那些知识分子，应该看到了一些希望。”
在被围困6天之后，面对缺水、没电、粮食几乎耗尽的困境，不止一个乌坎人对本台记者表示：绝不妥协，一定抗争到底。据村民透露，目前已有近2千外地务工的乌坎人请假、甚至辞工，赶回乌坎。
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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