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政治气候的“异常”之变

近两月来，中国的政治气候如同中国的自然气候一样，发生了急剧的“异常”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民间正在同时形成两个巨大的政治台风。一个是 自由派兴起的“独立参选”运动，另一个就是“毛左”发动的“公诉”茅于轼签名运动。这两大政治台风的形成无疑标志著中国政治危机的升级，它说明对中国未来走向持相反取向的“左”“右”两大思潮，已越过话语之争，开始诉诸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自由派”，或者说“右派”的底气既来自海外“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暖风，也来自于国内“微博”维权迅速积累的“人气”。而“左派”的底气，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节节进展。当然，双方的眼睛都盯著高层的政治危机，尤其是盯著胡温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分歧和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摊牌。顶层政治危机的加剧，为‘民间’政治博弈的升级扩大了空间，而民间政治博弈的升级反过来又将深化顶层政治的危机。

目前这两个政治台风已经成型，而且在迅速积聚能量，搞得不好，它们能让胡锦涛平安下庄的美梦彻底破灭。因此，度日如年、还有五百来天要熬的总书记大人，不能不认真对待。但事实是，胡锦涛的无能，尤其是他不怕任后洪水滔天的治国心态，恰恰是引发政治风暴的深层原因。胡锦涛治国无能和不负责任，已经给整个中国带来极大的风险。所有人现在都看到，他越是维稳，社会越不稳，越是反贪，官僚越敢贪，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绝望，纷纷以命相搏，进行自杀性的抗争。社会冲突和恶性案件愈演愈烈，加上通胀和天灾的压力，整个中国弥漫著一种不祥与不安的气氛。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民间才有可能同时形成“左”“右”两个政治台风。这两个民间政治台风的形成，说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被激化到了全面爆发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政治势力已经等不得胡锦涛平安下庄，而决定及时出手，为即将来临的政治大决战抢占先机。

中国政治气候的这种“异常”之变，其实并不令局内人意外，因为他们最清楚，胡温唱的是“空城计”，迟早要“穿帮”。而且，局内人还有一种普遍的政治哲学，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等到出了大事，才有可能解决。但中国权力精英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理念，恰恰是问题之所在。出大事就一定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吗？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可谓大事不断，死于非命者更是不计其数，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吗？

对于所有热衷政治游戏和权力的人来说，目前中国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显然意味著机会的出现，但是，中国未来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究竟将会给中国人带来祸害还是福祉呢？对于这个问题，令人乐观的因素并不是很多。

如果说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文明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那就是不敢轻易杀人了。即便是这个进步，主要也不来自中国人自身的觉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压力。若无这种压力，任由胡锦涛“向北朝鲜学习”，不仅刘晓波人头早已落地，恐怕连薄熙来的人头也保不住，或者反过来，连胡自己的人头也保不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的道德底线可以说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国精英的思维方式，政治博弈的游戏规则，尤其是支配政治思维和博弈的政治文化，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表面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争充满现代的时髦辞令，但透过这些辞令和时尚的行头，不难看到的是晚清的幽灵在徘徊。

我们已经从赵紫阳的悲剧中看到了光绪的幽灵，在自由派得意的年代也看到了类似康梁的幼稚和急功近利。有人不免会感叹，当代的政治头面人物重演旧戏，缺少了当年角色的人格魅力与才华风彩，多了许多委琐与平庸。若有今天的条件，当年的政治人物肯定会比今日做的好得多，这背后的道理实在值得中国人去思索。

“公诉”茅于轼，让我们看到了“义和团”的幽灵。这个事变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精英们真的没有反思能力，中国重回杀戮年代并非没有可能。

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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