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20作者： 魏京生
最近广州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超经济剥削所制造出来的怪胎。而政府处理事件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政府执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挑动群众斗群众,也就是利用社会上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扩大矛盾，挑拨情绪，利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民,和文革时代利用某某派打击其他派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完全相同。这是专制统治者维持社会稳定的常用手法。
最近广东骚乱的中心增城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外向经济加工区。这种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需求很大,必然会有大量劳动力迁居进来,形成新兴城镇。在人民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这样的新兴城镇给所有人提供的是平等的机会。也会有贫富差距，也会有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差别,但是平等的机会削弱了这种差别。也不会使得几种不同的差别重合，加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感。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缩小人群之间的差别感。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
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毛泽东时代起，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别,扩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感。利用人民之间互相歧视,互相牵制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了，毛泽东反而要强调阶级斗争。
消灭了阶级反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套用老百姓讽刺的口气来形容，就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没有阶级，制造阶级也要斗争。没有派性;制造派性才能斗。这就是毛泽东可以把全各国人民玩儿弄于股掌之中的法宝。
都说邓小平改革了经济没改革政治。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经济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不是自由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不是自由的。
社会地位的差别本身就制造出了经济地位的差别,或者说是扩大了这种差别。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种身份地位的差别，从一开始就是形成现在中国阶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也是进一步扩大阶级差别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统治集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基本条件。
以广州地区为例,从所谓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阶段开始,当地人就享有外地人所没有的各种优惠和便利以至于权利,逐渐就形成了本地人是老板，外地人来当劳动力的局面。官方和本地老板之间分享高额的利润,自然也就合伙压低劳动力的价格,逐步扩大了阶级差别。这是中国所有发达地区的阶级差别产生的模式。所以现在中国的阶级差别也同时带有地区的和民族的色彩。
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的情况和这次广州事件，在这方面非常相似。无论是民族差别还是地方差别，都被叠加在了阶级差别之中。只要有人稍加挑动，就会爆发严重的仇视情绪,并且迅速扩大成为暴力活动。当人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再来谈论谁有理谁没理已经毫无意义了。而政府就可以四两拨千斤，用少量的官方武装力量来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其实和毛泽东时代先制造出不同的造反派,再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最终达到压制所有造反的手法外全相同,是中国传统政治阴谋中以夷制夷手法的典范。
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阴险的地方,是毛泽东毕竟还想制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结果，无法真正制造出阶级差别。而邓小平利用不平等的半市场经济环境，很快就制造出了真正的阶级差别。所以现代挑动群众斗群众，就不必先制造出政治派性再支持一派打一派了。可以直接利用界线清楚的阶级差别，再加上民族或者地方差别挑动群众斗群众。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和这次的广州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但是和文革时期的情况类似,这种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政策是一个双刃的利剑。最高当局可以利用,各级官吏中的野心家也可以利用，造反派也可以利用。唐朝就有过这样的事例。当时广州的地方官员，勾结以外商为主的富裕阶级,盘剥、欺压本地贫民。结果被流窜的造反派黄巢所利用,掀起了一场屠杀外国商人为号召的种族灭绝运动。大量无辜的平民受害,同时扩大了黄巢造反军队的实力。就是到了现代，用各种理论也很难说得清楚谁对谁错。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制造和扩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策。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灾难。受害的不会只是一部分人民,大多数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就像文革之后造反派们在监狱中回忆往事，会发现彼此对立的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大家都是当权的阴谋家的受害者,都是专制统治集团的受害者。
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政府；无论是现代的民主国家还是古代中国的集权政府,都必须弱化各种社会矛盾,而且要避免不同的社会矛盾叠加重合，避免造成重大的社会冲突。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正道。
而中共却把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作为维护统治的基本政策。这就为社会动荡创造了基本条件,或者说是社会动荡的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乌鲁木齐事件还是广州事件,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制造出来的事件, 受到伤害的双方人民，都是共产党政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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