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名字与“告别革命”连在一起。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我与李泽厚同在北京的哲学研究所工作。这个哲学所在社会科学院成立前，属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化革命”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五七干校我们在同一公社、同一军营中居住。
告别革命掩盖李泽厚的美学成就
我记得一九七一年在明港，干校所在的军队营房很大，可以住上百人。我们所有人在不开会时，军宣队就强令大家坐在床头马扎上读《毛选》。我不喜欢读《毛选》，经常读马恩著作单行本，这在当时是允许的。但李泽厚在《毛选》下面放一本康德的著作，当军宣队走过他床头时，李泽厚就读《毛选》，军宣队不在时，他就读康德。李泽厚这种表现在明港干校是不多的，一九七九年，他研究康德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了。
从一九七九年李泽厚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开始，哲学所的人就对李泽厚刮目相看。后来，李泽厚又出版了《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多本著作。他的《美的历程》，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波澜。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文化荒漠后，读《美的历程》，不仅感到文字美、艺术美，而且可以感受到他思想自由气息。
现在很多人谈起李泽厚，不知道《美的历程》，只知道“告别革命”。要瞭解《美的历程》，必须读书的每一章节，要瞭解“告别革命”，只要看书的书名，“告别革命”只是一句口号而已。李泽厚是杰出的美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被“告别革命”淹没了。
革命是一场大的变革，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科学革命是人们常称的革命。这里谈到革命，是指改变一个国家政权的革命。中国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无论失败的还是成功的，都是革命。近代以来，中国发生过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十七世纪英国推翻斯图亚特专制王朝的革命、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有世界影响的革命。
革命起自民众受挫折情绪日深
革命不是因普遍贫穷而发生的。想一想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国吧，在普遍贫困状态，人们往往处于消极的、不反抗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经济普遍繁荣，恰恰是经济获得最充分改善的地区频频发生骚乱。许多研究革命问题的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条件迅速改善遇到障碍时，在期望和现实之间出现巨大差距时，在人们认为不公平的状况普遍存在时，受挫折感情绪由此日深，当人们发现政府的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时，革命就会不可阻挡地爆发。
明朝末年，皇室腐化、吏治败坏、宦官专权、党争激烈，骚动起义遍布各地，最后迎来的是一场全国性的农民大革命。胡锦涛当政十年，创造了一个吏治败坏、两极分化、没有正义、虚假繁荣的中国。就像温度不断升高的水一样，产生愈来愈多的“气泡”。胡锦涛的“维稳”政策，就是企图把一个又一个“气泡”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这是本末倒置的愚蠢做法。他空言和放弃政治改革，促使中国新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
独裁者名单国家都会发生大革命
去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二十三名全球最腐朽独裁者，其中就有胡锦涛、穆巴拉克、卡扎菲、金正日。此外，还有缅甸、土库曼、伊朗、叙利亚、苏丹、埃索俄比亚、查德、卢旺达、乌干达、津巴布韦、喀麦隆、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首脑。有意思的是，今年被革命推翻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在这个“独裁者名单”上。
独裁者名单国家之所以会爆发革命，是长期的专制统治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当人民找不到任何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途径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现代通讯技术发展的结果，使人民可以利用手机和网路，迅速组织起来，形成一支不可抵挡的力量。
革命与暴力并不是不可分的。十七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是较少暴力的革命。一九八九年后苏联东欧的革命，许多是非暴力的“和平革命”。
面对革命，是反对还是支持？
如果我们置身于利比亚，在今年革命发起的初期，在卡扎菲声嘶力竭地宣称自己受到人民拥护时，我们站在哪一边？革命发生了，要么反对，要么参与，要么支持，要么沉默，要么逃离，没有人能“告别革命”。
在一个专制国家，“告别革命”只有在革命尚未发生时有些微影响，只会让专制者高兴。革命实际上是“告别”不了的。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不同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专制的、实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专制的、走上“老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
现在中国所谓“维稳”，不仅是维护一党专政，而且是维护凭藉权力占有亿万财产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未来中国的革命，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革命力量”，一种是藉口“反对两极分化”、企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另一种是，反专制、反对社会不公正、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当现在的中国有人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要进行一次新的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文化大革命”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记起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会选择“反对革命”；当中国有人高举反专制旗帜号召革命时，无论这个人今天地位如何，他只要有必胜的信念、有明确纲领和目标、有政权内外力量的广泛支持，他就能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支持或同情这种革命。
革命条件正在一步步成熟，现在需要的是，有把革命引向胜利的英雄。
现在的中国，到了一场最后埋葬专制制度的大革命前夕。我不希望看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法国一七九三年式的革命或俄国一九一七年式的革命，我将成为这种“革命”的反对者，但愿中国未来的革命，是一场“非暴力”的把中国引向民主的“光荣革命”。
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严家祺
（严家祺：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来源：《开放》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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