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萌
昨天，人民网刊登了新浪CEO曹国伟在中央党校的采访文章。采访中，曹国伟讲述了微博成长的烦恼，表示谣言难杜绝。新浪微博作为国内最大、最活跃的微博平台，其媒体属性不言而喻，在经历了7.23动车事件和郭美美炫富风暴后，当局显然加大了对微博这个新兴媒体的管控力度。
动车事件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罕见地视察了新浪，隐晦地警告新浪高管，互联网企业应当“加强新技术应用和管理，坚决杜绝虚假有害信息”。随后，新浪微博不实信息曝光平台和一些辟谣账号相继上线，甚至有人大代表呼吁微博实名制。
在“名妓若小安”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大哗，国信办更是借此事强烈谴责网络谣言，称“坚决制止在网上捏造事实、编造谎言等扰乱网络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有关文化强国的议题一时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到各地方都市报，就连充分市场化的网络门户网站都不约而同地把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对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做解读的相关文章。有评论人士认为，而在冠冕堂皇的“文化强国”背后是不可告人的“言论管制”和“思想监控”。
近几个月来，各大媒体纷纷就微博、互联网上的所谓的谣言进行讨伐，有着官方背景的人民网甚至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打通两个冰火两重天的“舆论场”。其它各级地方机关报也都纷纷表态，表示对谣言要零容忍。相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的高调表态，各大微博平台相继推出了“新浪辟谣”、“谣言粉碎机”、“辟谣联盟”等认证账号，并在短短时间里聚拢了相当高的人气。
在当局的统一授意和安排下，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型网络媒体对谣言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哪怕是在此种境况下，各种网络谣言仍没有平息之势，时不时仍有各种敏感的不敏感的谣言冒了出来，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曹国伟在中央党校接受采访时才以近乎委屈的语气诉说微博的烦恼以及谣言难以彻底根除。
诚然，互联网作为一个全新的传播媒介，有其固有的特质，其开放、分享的理念恰好迎合了饱受压制的民间舆论，使其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因而各种不同于官方口径的信息能轻易地获得人们极大的认同。
然而，这并非是谣言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社会，谣言的泛滥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成为构成后极权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谣言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地传播，并在当局的屡次打压下仍有极大的言论市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后极权主义的荒谬性所决定的。
那些手握重权的人一面拼命辟谣，一面去制造新的谎言，正是在这种荒诞的现实中，谣言才得以生存，并迅速传播，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舆论力量。而谣言的存在，是作为日渐觉醒的民众对僵化制度钳制言论的不满的情绪化表达，谣言的泛滥是这种情绪的集体宣泄。
共产主义起源之初，始祖马克思便对其追随的信徒许下了人间天堂的美好愿望。出于对绝对平等的渴望，出于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无数仁人志士、社会精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滚滚洪流之中。
在中共建政之初，胡风甚至写下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政治抒情诗，从中可以窥探当时人们对其所投身事业的光荣和自豪感。可悲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光荣和自豪逐渐给人们编织了一个专制到骨子的极权制度。在这个极权社会里，人们在谎言的灌输下活得异常“幸福”。沐浴着毛主席的光辉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给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努力学习、辛苦工作，就算是死，也是要去见马克思。所有的种种谎言贯穿着极权统治下的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从摇篮到坟墓。
毛时代结束后，尤其是苏东剧变戳破了人间天堂的梦幻，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弥天大谎之中。六四之后，和平理性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被坦克的履带碾碎，巨大的沮丧和恐惧使人们变得玩世不恭和彻底的犬儒化。在刺刀的威逼之下，每个人都会在说话办事之前本能地计算利害得失，人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谎言随声附和。
对谎言的依赖腐蚀了这个国家的灵魂，让真话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下，一个靠谎言维系统治的国度沦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统治者一边高呼“文化强国”，一边重复着早已破绽百出的谎言，这种无耻给民众一种心理暗示和示范，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诚信急遽流失，说谎成为一种风尚，甚至沦为了区分幼稚与成熟的标志。
专制制度天生敌视自由，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谎言成为了独裁者维系其独裁统治的最大法宝。故而统治者会把对信息的封锁、对言论的管制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理所当然的权力，从而形成了道义在民间的既定格局，造成了民间舆论的极度饥渴，而一旦有公共事件曝光，民间舆论便会借此机会充分的释放，各种言论相互激荡，形成与官方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独立的民间舆论场。
在这个舆论场内，各种消息、内幕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类似病毒式传播，而官方的陈词滥调和一贯蛮横态度更加造成民间舆论的泛滥。当官方发觉民间舆论逐渐成燎原之势时，出于独裁权力的恐惧，政府便会动用动用御用喉舌与民间舆论进行对抗，用行政手段甚至是司法构陷对民间舆论的进行打压，致使民间舆论产生一种悲壮的崇高感和更加坚定的自我认知。
在此背景下，民众对僵化专制的政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大家宁愿去听信不靠谱的小道消息也不愿相信官方发言人那堂而皇之的解释，于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谣传屡禁不止。正如程益中先生所言“谣言是弱者抵抗强权的语言暴动，是饱受压迫者最怯懦的反抗、最卑微的意愿表达，是对强权暴政的一次精神胜利。”
当人们在饱受共产极权之苦后，对自己处在谎言统治下而感到一种屈辱，极权制度的不透明又让人们渴求真相的愿望得不到缓解。因此，作为反抗谎言的一种方式，各种打上强烈情绪化色彩的谣言便纷纷出笼。
极权的铁幕让人们难以正确真实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毛时代千口一腔的行尸走肉，人们只能仰望红墙深院里硕大肚皮的独裁者，此时，谎言被当做真理；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的支离破碎，让民众变得无所敬畏，中南海里的独裁者成为愚蠢和昏聩的代言人，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说辞，此刻，谣言成为了反抗极权制度的锋锐利器。
如果说谣言的尽头是智者，那幺，其源头便是谎言和专制。令人堪忧的是，民主自由的最终降临只能是民间压力持续累积的结果，指望独裁者自上而下的恩赐只能是一厢情愿。
正因如此，对抗极权当局的民间一定要保持道义上的优势，而谣言的泛滥必将导致靠无数人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白白的流失。谣言作为一种反抗专制的利器，在刺向极权制度的同时也刺向了手握利器的反抗者，正是这种两难的局面造成今日谣言的尴尬地位，而这或许就是后极权社会民间舆论的无奈困境吧。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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