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管信仰什么教要首先承认独裁合理”

明镜记者柯宇倩

2004 年秋天，中国作家廖亦武从家乡四川漂泊到云南，遇上基督徒孙医生，在听闻这位医生见过许多悲痛故事后，决定跟随孙医生深入云南，探访基督教民的血泪故事；数年后，走访过云南大小地方的廖亦武，选择了从熟悉之地离开中国，这一走，不知何时能返家，但廖亦武体会到了真正的写作和出版自由。

作家最重要的是自由

廖亦武对《明镜》解释，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出国，主要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著作；在此之前，为了能够离境，廖亦武不得不向中共承诺不在外国出版《证词》，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因此将此书的德文版《为一首歌和百首歌》的出版时间从原订的 2011 年 4 月一直往后推迟了 3 次。

中东“ 茉莉花革命 ”的爆发也让廖亦武更难以离境。中国受“茉莉花革命”的浪潮影响，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中国茉莉花行动”，号召各城市的网民每周日下午到指定地点“散步、微笑”。然而中国政府如临大敌，动员大批警力到街头掌控局面、逮捕可疑份子，一些维权律师、作家和艺术家也“被失踪”，虽然廖亦武不兴上网，并未涉入这场行动，却也遭到警方的骚扰。

当公安得知廖亦武将在德国、台湾、美国出版著作后，“关切”的电话和登门拜访就没间断过。警方更在3月开始驻守在廖亦武的公寓外，监控他的一举一动；警方对廖亦武说，在西方出版著作违反了中国法律，《上帝是红色的》扭曲了党的宗教政策，并且替地下教会做宣传；

狱中回忆录则败坏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名声，如果廖亦武不取消西方的出版合约，就要面临法律责任。过去，公安曾数度对廖亦武进行抄家，带走《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证词》等数本书籍的手稿，令廖亦武得重新耗上巨大时间和精力重写一遍。

廖亦武对《明镜》指 ​​出，当时 ​​他眼看德国出版社一再推延《为一首歌和百首歌》的出版时间，加上《六四，我的证词》将于 8 月在台湾推出、《上帝是红色的》的中文与英文版将在 9 月于美国出版、国际笔会也邀请廖亦武到纽约参加世界之声文学节的活动，不愿再被扣留在中国境内的廖亦武，下定决心离开。

廖亦武认为，身为作家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但身在中国时，他的作品无法发表、出版，连行动自由都受到限制，而对他来说，《上帝是红色的》和《证词》两部著作里的人物，都是在追寻自由，与自己追求写作和言论自由是一致的。


在撰写过如此多的基督徒人生故事后，被问及是否信仰基督教或佛教时，廖亦武说自己什么教也不信，他所信仰的，就是“自由”。“在中国不管信仰什么教，只要在共产党能忍耐的限度内，就别想要求自由，要首先承认这个独裁是合理的，这就是作为佛教徒、道教徒或基督教徒的无力。”

《上帝是红色的》一书中，许多人追求信仰自由的精神打动了廖亦武。家住云南大理的李林山在廖亦武采访时已患上贲门癌多年，一直没钱治病，病情也一再加遽，“他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就信仰基督教；他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感到很震撼：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信仰的力量可以如此强大。”


被李林山故事打动的廖亦武，提前将采访文写完发表到湾区的教会出版物上，结果募集到人民币 6 万多元，让李林山做了两次手术，可惜手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李林山逝世前，廖亦武接到他的电话，感谢廖亦武记录他的故事。李林山表示自己虽然病痛缠身，但不寂寞，觉得自己正走在通往天国的路上。

廖亦武说自己不是批评政府的政治犯、政治作家或知识份子，自己只是忠实纪录中国人的故事。

自己糟糕的地方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但共产党却只想“洗脑”，在中国，只要能忘记个人故事、忘记共产党的罪恶，什么事都有可能达成，如果自己也能忘记，那他也可能过上非常好的生活。不过，廖亦武也幽默地说：“以前司马迁为了说出真相，生殖器被割掉，起码我还是个健全的人，和我的老祖宗相比，我的思想和身体都非常健全，我太幸运了。”

谈及好友刘晓波，廖亦武说他的记忆力跟自己一样好，总记得中国政府是个杀人的政府，试图将“六四”的真相记录下来，艾未未同样属于记忆力相当好的人，如果他们都能被“洗脑”，都将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刘晓波、艾未未）都是政治犯，也是我非常崇敬的英雄，但我是一个四处钻来钻去的耗子，听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的故事，我不可能从底层爬出来。”

廖亦武演奏转经钵。（明镜记者 Angel Ho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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