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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东北地区最早的、公开的工人团体之一，也是大连市早期产业工人的工会组织
从大连火车站乘101路无轨电车西行至民勇街车站下车，穿过马路，迎面就可以看见一座红砖小楼。这是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1923年12月2日，东北地区最早的工人运动团体、最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在此成立。工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党派来在东北开展工人运动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和北京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陈为人来大连，他们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来到工学会办公室拜见了傅景阳。
1924年，工人运动著名领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先后两次来到大连，指导大连工学会工作。
1926年，大连地区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大连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全市13家日营工厂的中国工人纷纷组织工学会分会，会员达3000余人。各级工学会组织带领工人反对厂主裁减和欺侮打骂工人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闻名全国的“四二七”福纺大罢工。党领导的大连福纺工人大罢工，是东北具有空前规模和影响的一次大罢工。这次斗争坚持了101天，最终取得了胜利。邓中夏曾这样评价：“它发生在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二者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一在英国租借地，一在日本租借地，南北遥相呼应，其意义远远地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
”
日方克扣工资工人奋起抗争
大连福纺纱厂 （大连纺织厂前身），全称为“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有工人近12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工和童工。在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下，工人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极为恶劣。1925年冬，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开始升值，日本资本家将日本金票与中国小洋（奉系时期的东北货币）的比值强行规定为1∶1.2，而两种货币的实际比值应该相等。日本资本家将福纺纱厂职工的饭费收取从小洋改成了金票，而工人的工资却仍按照小洋支付。这种变相克扣工资的做法，引起了福纺工人的强烈不满。
1926年4月24日，男工向厂方提出饭费仍然改为以前按小洋比价折算的要求，但到了4月25日工厂开工资时，仍按金票比价折扣饭费。中国工人被激怒了，女工也行动起来，最后一致表示：不给涨工资就不干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侯立鉴立刻向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作了汇报。大连中华工学会认为，当前是一个好时机，决定坚决支持福纺纱厂工人的斗争。
傅景阳等人连夜草拟了6项要求，作为工人同日本资本家谈判的条件。这6项要求是：第一，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第二，准许孩子妈妈在工间给孩子喂奶；第三，增加工资1/3，不许涨饭费；第四，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公休日干活发双倍工资；第五，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10个小时为限；第六，对在工厂住宿的工人降低房租，免收电灯费，对在厂外住宿的工人发补助金。
4月27日上午8时，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代表全厂工人找到日本厂主角野久造，向他正式提出6项要求，角野久造全部予以拒绝。上午10时半，侯立鉴下令拉下全厂总电门，推响了汽笛，1000余名中国工人听到罢工的总号令，冲出车间，奔向工厂大门，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开始了。
组织纠察队痛打破坏罢工的招工头
据史料记载，这次罢工斗争，过程一波三折，日方想尽办法进行破坏，大连党组织和中华工学会则不断见招拆招，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
4月27日下午，被选为全厂罢工总指挥的侯立鉴在厂北门外采石场召开罢工工人大会，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和救济队，宣布了罢工纪律：没接到中华工学会的通知，谁也不准擅自复工。对于一时回不了家的童工和生活困难的工人也做了妥善安排，并号召全市各界人士和附近郊区农民捐款，救济罢工工人和困难职工家属。当天晚上，侯立鉴向地下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做了汇报。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还从活动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交给侯立鉴，以解决罢工工友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很快成为大连的头号新闻。一时间，街谈巷议，人们都同情和支持福纺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福纺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使日本殖民当局为之震骇。大连警察署见事态不断扩大，催促角野久造速了此案，并派警察进驻纱厂为其撑腰。角野久造密令人事系主任新井携带礼品，收买周水子会会长王致慎，让王下令所辖各屯长为福纺纱厂招收新工人，破坏罢工。王致慎满口答应。厂方还出钱雇用工头，采取利诱、恐吓等手段欺骗工人复工，想借此瓦解罢工队伍。
大连党组织立即向媒体揭露王致慎之流的丑恶行径。王致慎住地周围的工人农民也纷纷谴责王致慎的汉奸行为。王致慎在各屯均未招到工人。对此，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福纺株式会社取缔役胜木宗太郎匆匆赶到大连，想以微薄的利益为诱饵，涣散工人的斗志。他答应每天每人工资可提高3分5厘，并威胁说：“会社方面把这作为最后意见，职工方面如不接受，坚决解雇，重新招收新工人。”
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及时戳穿敌人的阴谋，组织发动各群团组织，分赴各乡进行反招工斗争。福纺纱厂工人纠察队把守路口，南自侯家沟，北到三道沟，东起黄海边，西至周水子火车站，严密封锁工头招工。
角野久造串通警察当局逮捕了福纺纱厂罢工总指挥侯立鉴。随后，又出高价收买招工头。开始，招工头每招收1名新工人给1元金票，后来提高到2元，最高时达到5元。招工头在近村招不到人，就到远乡招。工人纠察队得知情况后，埋伏在招工头经常经过的地方，将招工头金立敬、张吉恒等人痛打一顿。对新招来的工人，纠察队员们晓之以理，新来的工人明白了事情经过后，纷纷返乡。
游行示威壮声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罢工期间，大连福纺纱厂资本家为了破坏工人罢工，唆使工头和流氓对罢工工人进行挑衅。
角野久造一伙还在警察署、民政署的支持下，再次贴出布告，宣布对罢工的工人全部免职，且不得阻碍工厂续招工人。对罢工领导人侯立鉴，则企图以重金收买，逼其下令复工，遭到侯立鉴严词拒绝。敌人对侯立鉴施以各种酷刑，最终也未能使侯立鉴屈服。接着，日本警察又逮捕了罢工领导骨干夏重山等人。
6月22日，正当罢工进入艰苦阶段时，日本警察查封了福纺纱厂罢工委员会所在地——厂工人夜校。
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的唐宏经老人已于2005年故去，他生前常向其女儿讲述那些斗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故事。“消息传到工学会，我父亲立即带领10多名身强力壮的工人赶到纱厂夜校，他走上前去，一把撕下贴在门上的封条，愤怒地质问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凭什么查封我们的夜校？’还大声说，‘工友们，把夜校的牌子挂上去!’”唐宏经的女儿唐美荣对记者说。
6月23日晚，大连中华工学会紧急召开干部会议，傅景阳、高及三、唐宏经等出席。会议决定6月24日召开全市声援福纺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大会，以造成强大的声势，在关键时刻为罢工工人撑腰，并向世人表明工人团结的威力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6月24日上午，声援大会在福纺纱厂厂外空地上召开。全市13家工厂近3000名工人和纱厂附近的许多农民有秩序地参加了大会。傅景阳说：“我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全体会员和今天前来参加大会的各位代表，向福纺纱厂坚持罢工到底的英雄们致敬！……”傅景阳在会上高度赞扬福纺纱厂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示全市人民坚决支持福纺纱厂工人斗争到底。他的讲话深深地鼓舞了参加大会的工人的心。但演说还没结束，就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傅景阳质问他们：“工人要求合理的生活待遇是理所当然的，厂方不保证我们工人吃饭，我们就无力干活，罢工就是合法的！就是正义的！”工人们愤怒地高喊：“委员长讲得对，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敌人不得不撤出了会场。会后，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些新招来的工人，借机逃出工厂，加入罢工游行队伍。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走在队伍前头，带领工人高呼口号，齐唱《工人团结歌》。
这次游行示威，令日本厂主大为惊慌，他们勾结日本警察当局，在当天夜里逮捕了傅景阳。
在斗争的紧急关头，中共大连地委及时决定，副委员长唐宏经接替傅景阳的工作，担任地委委员、工运部长，挑起全面领导罢工斗争的重担。“我父亲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一边继续领导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一边组织人员营救被捕的同志。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的支持，父亲组织工学会有关人员，先后撰写了《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农村父老书》等传单，在全市民众中广为散发，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唐美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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