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最好讨论当下的茉莉花革命，因为茉莉花革命的意义直指如何理解“六四”的教训以及中国未来民主化的路径图。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仅让当局感到头疼并痛下杀手加以镇压，而且在民间运动内部也引发激烈的争辩：一些人指责运动犯了 策略错误，导致民间运动好不容易积累10多年的团队和空间遭致摧毁性打击；另一些人批评运动的推动者躲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煽动别人上街、坐牢、被酷刑虐 待。这些批评意见从建立政治参与者的素质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还不是评判一场革命参与者素质的最重要的原则。笔者认为，在讨论茉莉花革命中最有 价值的批评意见是反对将街头革命作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
1979年民主墙被镇压以前，街头抗争曾经是政治抗议的重要的活动形式，许多人将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为起源。其实，中 国古代就有太学生请愿。导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中不仅有公车上书，还有办报、办学堂、成立强学会、集会等活动。清末立宪中的速开国会请愿、民国时期的重大 政治风潮，包括五四运动等，都有激烈的街头抗争。共产党掌控政权后，街头运动才大大减少，变为有组织的“拥护”或“声讨”示威。但1976年的“四五运 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仍然是街头运动形式为主要特征。在1989年“六四”镇压以前，中国精英关于街头抗争在推动政治进步 中的作用是正面的。
对街头抗争形式的负面评价开端于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等对文革的抨击。他们将那种不服从甚至推翻党政领导机关的 “四大”活动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街头运动，视为政治动乱，并将之与文革造成的各种灾难相联系。中国民间精英对此态度相对比较复杂。在 80年代，民间一方面确实对学潮持谨慎态度，因为学潮常常给保守派在党内高层政争中借口。另一方面，在1989年民主运动大波中，各界精英又对学潮和运动 主流持肯定态度。
“六四”镇压刚发生，民间主流同仇敌忾，谴责邓小平，力主中国公民有宪法保障的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权利。然而，当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并打开 对政治改革前景的新的想象空间后，民间舆论开始变化。在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民间主流转而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教训是学生太激进，不该上街，更不该占领 广场不撤退。街头抗争，被指责为不理性、不和平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轻则难以控制、破坏秩序、给野心家和流氓机会，重则引发代价昂贵、摧毁文 明的革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最初5年，中国民间精英是告别革命和街头运动的政治保守主义占据主流。尽管民间精英认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主要动 力已经转到民间，但他们认为进步应该是理性和平、有序可控的渐进演变。
在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反思中成长的活动家，不仅明确地与革命划清界限，而且本能地避开街头抗争活动。他们将推动政治 进步的战场限定为法庭、媒体、室内会场、网络，他们推动进步的主要方式是打官司、媒体造势、研讨会、写文章、院外游说、联名上书和声明、办网站。在活动策 略方面，他们小心地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专心于保持专业活动。他们先称此为学术规范，后加上保持专业独立的说法。他们把自己的活动与政治进步挂钩，但又称 之为政治脱敏。21世纪他们自称并被人民冠之的名称是维权运动。
维权运动是与所谓“胡温新政”同时兴起的，是民间对胡温新政的正面回应。胡温新政的理念，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指导建立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发展很快就证明，那种不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而通过专业领域的建设性活动而推动渐进的政治进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和谐社 会，最后还是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民间精英也发现，躲开政治改革的专业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领域的问题，而且连专业人士的职业规范、人格尊严、 甚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后八九成长起的维权活动人士终于意识到，仅仅有负责敬业的专业活动还不够，中国需要一个完整全面的宪政民主体制，才 能解决问题。这是《零八宪章》的背景共识。《零八宪章》的主要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各界民间精英意识到宪政民主作为中国政治持续稳定进步和改善的必要条件 并勾画出这样的制度架构的轮廓。
《零八宪章》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但没有指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政治明智。因为当时还没有条 件对实现途径和方式形成共识，为最大限度地联合具有共识的人们，不做具体规定是应该的。此外，政治进步的过程是多元力量通过多样化途径促成的，不应该人为 设限拒绝什么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为《零八宪章》不预设实现途径而辩解，但我们必须讨论实现途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即使对《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六四之后走上歧途的主要问题。
《零八宪章》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政体转型：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从人类政治史看，这样的 转型即使不是暴力革命，也是要由大规模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推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转型多数是暴力革命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后的颜色革 命是和平的，但也伴随着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甚至最高领导发动的转型，例如台湾李登辉总统和西班牙卡洛斯王子启动的转型，也要依靠街头民众的政治支持去平 衡占据权位和垄断制度化资源的保守派，营造改革的压力和气氛。
宪政学者王天成说，中国民间精英的渐进改革其实是个玫瑰梦。意思是，这是政治史上从没有过的。中国精英对于英国的宪 政道路有许多误解。其实，英国数百年的宪政过程不是一个理性规划、循序渐进的有序变革，而是充满了暴力冲突博弈的进程。英国式的妥协是剑与剑之间的妥协， 不是舌头和剑之间的妥协。尽管西方强调理性和善意对宪政民主政体的正面功效，但从不认为这是统治者自然拥有的美德；宪政与民主毋宁说是不相信统治者有这样 的理性和善意才对统治者施加的程序和制度加以限制。那种想靠启蒙统治者良知而不是政治较量而获得宪政转型机会的想法，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被认为是天真的。的 确，在出现和平转型的国家中，都有统治者阵营分化出的改革派成为转型中的领军人物或旗帜，但这种分化一般是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政治压力下出现的。
因此，尽管实现《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要有多样多元的力量、思潮、方式和领域的活动，但主要的政治推动力如果不是暴 力革命，也是街头抗争为主体的政治风潮。这正是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政治改革观念的最大误区：放弃、拒绝和抨击街头抗争活动，也是中国民运在后八九背离人类 政治进步中的常识、良知、智慧，走上歧途的起点。
导致后八九中国民间精英走上歧途的思想和知识误区不仅有宪政史和转型案例方面的，还有政治学方面的。后八九民间精英 讨论暴力、革命与运动时，基本不了解政治学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所用的概念还是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等陈旧笼统的政治分析概念。人类政治学引入 科学后，早就对这些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精细的研究和分类，探讨其起源、条件、过程、博弈及各种后果和多样化前景。
茉莉花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反对运动重新提出革命的概念，发动一场以街头抗争为主体的和平革命。这标志着中国 反对运动走出歧途，回归人类政治进步的常识、良知和智慧。这场革命在当下形势中的困顿和挫折，并不表明是这场革命的终结；就其提出街头抗争的和平革命而 言，倒更像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新开端。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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