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之一：中国崛起是中国政府的崛起

茉莉花按：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少有体现？中国的税收中存在的腐败有哪些？中国公路的违规收费究竟有多么严重？中国的政府官员是怎样通过剥削生活水平远不如自己的普通人民而暴富的？最后，是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降反升？《国富民穷之一：中国崛起是中国政府的崛起》讲解中国政府是怎样用腐败的经济政策搜刮人民的财富，制造国家强大的假象，实际致富少数官员贵人的。人民想要真正富裕，改变一党专政是唯一出路。

一.中国政府富得流油

1. 2010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约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均GDP只有 44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95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10。

2. 2010年财政收入8.3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1%。

    这仅仅是预算内的这一块，预算外收入不包括在内，比如2.9397万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

3. 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长时间高于实体经济增长 

    2010年的GDP是2000年的4倍，而2010年财政收入是2000年的6.5倍，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土地出让金、社保社会保险金等在2000年以前较少，故包括预算外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增速会更高。

4. 中国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2011年2月持有的美国国债1.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占到我国外汇储备总规模约41%。

 反观世界上最穷的政府：美国其联邦政府2011年度财政赤字预算高达1.4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0.8%，美国的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迫近14.25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联邦政府甚至有关门或破产的危险。

5. 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曾撰文指出，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1.2倍，且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 1/7～1/3。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二.高税负

1. 宏观税负34％，人均贡献1万

 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年内税收等全口径财政收入占该国同期GDP的比重。中国只公布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测算，包含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2010年估计达到15万亿。

 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社科院蓝皮书显示，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34%左右。即中国人均贡献财政收入6000元，算上预算外财政收入则人均贡献1万。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国家占平均23%，发达国家平均占30%，我们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高税收意味着高福利，中国除特权阶层外，大多数人享受的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福利。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从16.3%提高到了34％，相比于GDP增长可以说这10年的政府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反观美国，其宏观税负从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间只上升了2.7个百分点。

2. 税收成本3%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而只有个人和企业，并且个人纳税一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中国实行流转税制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计算税额十分方便；美国实行所得税制，以净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

不管是从纳税人还是从税制讲，中国的税收成本都应该在美国之下，但实际并非如此。据国税总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国税系统共有干部职工58.06万人，其2010年支出预算804亿元，占当期税务部门负责组织的税收收入 (小于总税收收入，还有海关等其他部门征税)的1.20%，考虑到还有一个同样庞大的地税系统和预算外支出，中国税收成本估计达3%（也有资料认为达5—6%），而同期美国征税费用约占税收总额的0.58%，日本是1.13%。

3. 富人税负世界最轻

 中国的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环球日报2005文章：中国约占总人口的20%的富人，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对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有调节作用的遗产税、资源税、奢侈税、财产税等要么没开征，要么比例偏低。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

 在税收收入中，我国的商品和劳务税收比例超过50%，远高于美国的18.3%，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32.3%，而我国社保收入、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则大幅趋低。这意味着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相对于个人收入的比例远超高收入人群，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大为削弱。   

4.收费公路

 据审计署2008年发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截至2005年底，北京、河北等18个省（市）收费公路总里程13.31万公里，约占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的70％。据此可知，2005年底全国收费公路约19万公里。

 目前现有公路网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一级公路、42%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收费公路集资建设的。截止2010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为400.8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7.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全国有17个省取消了9万公里的政府还贷收费二级公路。另据2010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对交通部部长李盛霖的专访，目前收费公路占全国路网的3%左右。据此推算2010年底全国收费公路12万公里左右。

 2007年2月12日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披露：德国目前货车平均每公里过路费是0.15美元，中国是0.12至0.21美元；在车辆通行费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国以超过2%居全球之首，远超美日德等发达国家。

政府过分看重公路的商品属性而忽视了公益属性，中国公路收费额过高、超期收费、账目不透明等问题相当突出。据审计署2008年发布报告披露：全部由财政投资建设的沈阳过境绕城公路1993至2005年违规设站收费累计12.29亿元，在已核定的收费期内还将收费28.9亿元；河南省郑州黄河大桥总投资1.7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100万元，在1996年已用收费还清了全部银行贷款后违规继续收费14.5亿元，在核定的收费期内还将收费30亿元；投资33.8亿元的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12.65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为30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将增加社会负担275亿元；北京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在收费3年多后北京市于1997年 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

2004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但是，在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其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经依法批准，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但直到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订的《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中才规定“从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东、中部地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把终止东部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的时间压后了8年，并将取消收费的范围限定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经营性二级公路照收不误。

公路三乱（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乃历史沉疴，有统计显示，仅罚款一项，全国每年收入可能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而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18%，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左右，而所有的物流成本中路桥收费占到了总成本的1/3。事实上，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必然会影响到运输成本，而运输成本最终又会和物价涨幅挂钩。

三.行政成本及政府投资

1. 中国公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最高

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 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中国的公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更可怕是每年还在攀升，2007年行政开支攀升至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8%（因迎接奥运），而据周天勇教授的研究“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预算内外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

2. 三公消费

 当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真正准确地拿出全国的三公消费的数据，最流行的说法是9000亿元。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旅游3000亿元、公车4085亿，合计超过9000亿。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还是年复一年逐年上涨。

 2011年1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谈到公务车过多的问题时就表示，“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

3. 官民比例

　据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地方财政统计资料》，2006年，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为4626万，平均28.4人供养1人。此数据并不包含军队，也不包含退休人员，更不包括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人员和村官之类的人员，故是个相当狭义的财政供养统计。

据2007年《统计年鉴》：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如村官、城管之类）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收费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一个平均收入高几倍的靠财政、收费供养的人员。

4.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一种隐性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灰色收入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目前存在一个巨大的财富黑洞，2009年大约有11万亿元，即占GDP三分之一的财富不见了。而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所做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且这部分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速。

5.固定资产投资率

 投资率通常是指一年内总投资占GDP的比率，投资率过高与总需求增长过快或者经济过热几乎是同义语。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中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而投资实际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总投资较上一年增长的比率）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个别年份之外，投资实际增长率都要大于消费和GDP的实际增长率.

 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亿元（城镇为24.14万亿元，农村为3.67万亿元），投资率为71%，投资实际增长率19.5%。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大比例多是政府行为，存在重复建设、过分追求豪华、搞形象工程等问题，从而导致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浪费，效率不高，项目决策随意性大。固定资产投资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有些项目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投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民生支出)，必然会引发巨大的贫富差距。

四.中国和英国政府运作比较

中国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8.3万亿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21.3％。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2.9万亿）和国有企业的利润（2万亿），中国政府2010年的总收入为13.2万亿人民币，加上6600亿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加上国有企业的全部开支为13.9万亿，占当年GDP的34.1％。英国2010年的财政开支相当于6.97万亿人民币，占英国当年GDP的48.1％，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
  

英国政府有17.5％的开支用于保证民众医疗卫生的需要；14.3％用于教育、儿童和家庭的保护；27.8％用于就业和养老金。这三项开支占英国政府总开支的59.7％，是英国福利的根本。这些开支保证所有儿童从4岁开始到18岁能够接受14年全日制的免费教育；保证全国公民（包括住在英国的外国人）接受全免费的医疗服务，甚至连病人住院的所有吃住都免费；保证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60英镑（现今的对人民币的汇价大约1：10.7）的养老金，每个儿童从出生到18周岁每月80英镑的生活补助，​​所有残废人的生活和交通的保障；还有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单亲母亲家庭的住房和生活津贴；工伤人员的基本生活收入等等。英国政府60％的财政支出直接满足了民生的需要。

  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占全国财政开支只有29.2％，比英国少了30个百分点。 英国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作用，最富的20％家庭和最穷的2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例从初分配的17倍降低到再分配后的5倍，保证了穷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中国的福利比较英国，只能说规模很小，范围也很小，而且许多福利政策还只是针对一些优势群体，而不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分配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起到平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还起到推升两极分化的作用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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