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卫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2011/6/2
当历史演进到1989年的时刻，共产主义世界的统治机器普遍耗尽了可以利用的合法性资源，主义教条本已失灵，加之德政失修，日益腐朽没落，民怨载道，鼎沸不已。天下苦共久矣，于是民变蜂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迭出，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一波波的街头革命推垮掉一个个共产党独裁政权。令中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是，这一波民运的原初推动力正是来自于共产极权体制下的中国大陆，然而结局与苏联东欧各国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本土的民运却被野蛮地镇压，其标志是《六四大屠杀》惨案。
1989年6月4日凌晨，理穷词屈、穷凶极恶的中共当局终于撕掉了所有的伪装，亮出了狰狞可怖的獠牙，将最后的法宝押在其鹰犬走卒，也就是“党卫军”上，放任其进入北京城内大开杀戒。中共军队毫不顾忌文明底线，竟然动用了坦克和机枪去对付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静坐的学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其屠杀现况之惨烈、暴虐，手段之残忍、无情，足以匹敌于当年希特勒纳粹法西斯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令文明世界所有人士都感到震惊、悲愤不已。在当今唯有利比亚的卡扎菲之流才会步中共后尘，极力效仿中共屠杀平民之能事，恰是暴露出无耻之徒的德行，乃一丘之貉的本色。
《六四大屠杀》，促使“马恩列斯毛”思想的彻底破产。中共为了继续其极权暴政，鱼肉人民，乃玩弄新名堂，偷换概念，鼓噪起“爱国主义”情操来。鱼目混珠，黑白混淆，党国家母混沌一气。强化军训，培植狼性，哺育愤青，发展五毛。标“和谐”，饰太平，唱红歌，读红书，逆历史潮流，抗普世价值。赖以经济快增来掩盖政治改革，蝇头小利辄高呼“民生”大事，庸碌小民易为蛊惑，便忘却《屠杀》往事；另一手，又强化高压铁腕，公器党有，朕即国家，政府即政党，国家警察化，警察流氓化，流氓无赖化，唯有军队非国家化。处于当今茉莉花革命的形势，中共迫害异己变本加厉，甚而抛弃基本的宪法理念和司法程序：殴打，拘禁，失踪，重判——肆无忌惮无操守，黑帮功夫尽施出。
二战中，波兰奥茨维辛集中营残害犹太人的暴行，萌发了哲人阿多尔诺的情怀，唤出“奥茨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的千古咏叹。战后一代的西方知识人士面对这命题时时进行良心的拷问，战后德国奥地利的年轻一代会时时责问父母辈，你们在当时到底干过些什么事情？
而在中国，成为暴行登峰造极的《六四大屠杀》已经逝去了22个年头。这些年来，那些在大屠杀中痛失亲人的天安门母亲们含辛茹苦，人生艰困，却是申诉无门，孤苦无告，这让世上的灵魂深感不安，良心蒙受了羞辱。是的，专制政体迄今没有什么变化，威权主义依然当道，“中国模式”仍旧强劲。当年的屠夫今天离休了，在家中舒适地安享晚年。那些“平暴”有功的军人和官员，纷纷得奖升官进爵加薪，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人血馒头。太子党徒拉帮结私，营造着自己的高层地盘。商海大潮中得利的商人开心地数着钞票，嘲笑书生们的呆气，傻事。白领蓝领们忙碌于建设自己的小安乐窝，无暇顾及社会正义大事。号称“会做人”的小市民，乖乖地为“适应环境”而自鸣得意，五十步笑一百步，何苦劳累伤害自家肉身？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普通百姓，都应该扪心自问：良心安在哉？22年前的这天，面对惨案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二战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民族罪责”命题，它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历史责任具有相关性和连带性。对于大屠杀，人类都面临着无法推脱的责任，尤其是德意志民族，该负起最直接、最沉重的责任。
在中国，既然发生过《六四惨案》，22年后今天，我们这些良知、正义尚存的中华人士该到了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时候：
毋忘六四，缅怀英烈！结束暴政，匹夫有责！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施卫江 写于纽约
20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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