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再度警告：社会积怨 推动维权免致动荡

明报社评

3个月内，中国的学者接连推出两份被视为揭示当前中国社会态势的研究，一是上周三的《社会蓝皮书》，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另一份是九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两份报告在内地知识分子间引起注视及讨论：在经济增长10%的今天，在中国经济实力开始与美国各据一方的21 世纪第二个10 年，中国应如何面对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所有中国人所关心的。这两份掷地有声的调查研究，字里行间是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并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解开这愈来愈沉重的社会怨气，显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本色。

公民意识渐强中共必须正视

中共号称唯物主义信徒，相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两份报告是经过深入调研后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调查集中于权力和社会重组的关系，社科院则从经济大潮中老百姓就业和物价等民生事项，点出社会对政府的各种观感，结论是民众对政府管治渐失信心。在海内外一片唱好中国的声音里，两份报告提出与之迥异的观点，指出社会和谐是一项千秋万代的工程；在中共汲汲于以武装力量维稳，以求达至社会和谐的主流声音之中，这种见解犹如浊流中的清泉。

就在这两份报告一先一后面世之间，《南方都巿报》举行深港生活国际大奖颁奖礼，香港菜园村村民获得「年度公民奖」。姑勿论奖项的真正价值如何，值得留意的是该报编委苟骅的一番话，他藉着向菜园村村民颁奖，表示深圳要与香港融合，应看到香港法制健全、NGO（非政府组织）活跃，以及公民社会发育成熟这些趋势。这些话意在言外，当中国开始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陆富起来的时候，公民意识日渐增强，中共必须正视这种正常发展趋势，必须以辅导手段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综其而言，两份学术报告加一个公民奖，有着一个共通点：维护人民权利。

维权是内地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赵连海因毒奶粉案四出奔走呼号是维权，屋苑业主因为管理问题向管理公司投诉也是维权，随着社会发展及教育水平提升，维权意识日渐高涨，香港巿民对此必有无比同感——70 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的同时，社会觉悟随之而增，其中一个转折点是反贪倡廉，高级警官葛柏贪污累累，在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反贪污，捉葛柏」的齐声讨伐中，葛柏被押回香港，香港社会维权意识开始抬头。30 年后，中国像香港当年那样，站在发展和维权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端视中国官方一念之转。

今天的中国，和30 年前百废待兴时并不尽同，但某些方面竟然还是大致雷同；贫富悬殊、贪污盛行、公义不彰、政治封闭，众所周知，1989 年六四事件的背景因素便包括上述4点。然而20 年过去，这四大社会不稳元素仍然挥之不去，而国人视为可替老百姓讨回公道的司法系统，却变成了打压维权的专政机器，社会的怨气缺了一个疏气阀门，无法走出不满——打压——反弹——冲突的恶性循环。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学者显然是看到这一发展走向，两份调研报告从不同角度点出社会冲突的潜在危机，当权者应视为一个警号。

人民内部矛盾视作敌我之争

中国官方对于社会不满的对应之道令人失望，不但没有想方设法疏导，倒过来把这些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绪，视为足以摇动政权安危的敌我矛盾，这绝对不应是坐拥逾2 万亿美元存底、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所为。高层应是注意到这一方面矛盾，中央政治局今年9 月在学习会上，总书记胡锦涛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和紧迫性，提出「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按理说，高层有此体会，但为何到了具体执行时竟变成另一个模样，是政策推行不力抑或执行时有巨大偏差，牵涉到的是官员的质素和社会监察力量，还有是政治体制能否适应新时代下的新任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官方自我修正和提升的唯一之路，通过迈向更自由民主的体制调整，中国官方才能给自己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然而，近期种种事例看来，中国官方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还愈行愈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社科院是国务院的最高智囊，清华大学是胡锦涛的母校，研究人员在两份报告里提出他们的担忧，勇于言谏的精神值得敬佩，然而在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濒于爆炸边缘，是时候必须打开气阀，把一场即将来到的社会动荡消弭于无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高层必对这8 个字知之甚详。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应对之道，有人以高压对付，就像当年国民政府对付中共一样，有人以疏导来释放怨气。有人说，今天的中共是1949 年建政以来最强盛的一刻，这一点恐怕连对中国官方持最尖锐批判态度的人士也无法不承认，然而却又是这个富足的大国，不能容忍国民的不满情绪而要施以打压；缺乏对自己的自信，中国的崛起大国气度，也就差了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