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日前要求中国各大媒体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迅速降温，而大部分的媒体也都顺从地接受指示连夜换版。中宣部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令人侧目。各媒体的立场也因此受到质疑。
今年7月29日晚上，注定将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那天晚上七点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接连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出几条指令，要求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迅速降温，原因是"海外舆情日趋复杂"，并要求除了引用权威机构的报道外，对动车事故一律不再报道和评论。
由于第二天就是动车事故死难者的"头七"纪念，所以那天许多媒体争先恐后的做"头七"悼念报导，当天至少有近百家报纸，引用温家宝"要给群众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铁道部要回答"等做头版大题，形成"千夫指向铁道部"舆论倾向。但中宣部的指令发出后，各大媒体连夜撤版，通宵加班。当天晚上，中国大陆几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和头条都换成了其他新闻。但依然还是有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纸坚持采用原来的纪念报道。也有一些网站在将纪念报道放到了二级页面，亦即在首页上与中宣部指令保持一致，但在二级页面却仍坚持原来报道和纪念。
中宣部：依然是政权的重要象征
这是近年来中宣部为数不多的一夜之间以突发指令改变全国媒体声音的例子。在此之前，虽然中宣部几乎每天都在发放各种禁令，但象这种一夜之间改变风向的情况，则还很少出现，其情形令人想起1989年5月戒严之后中国大陆氛围的突然变化。而这一指令恰好发生在温家宝前往温州事故现场，并举行现场记者会后的第二天。
香港记协30日发表声明，抗议中宣部下令内地传媒对温州事故只能报导官方说法，要求中宣部撤回禁令，让传媒自由报导真相。香港记协指出，香港是大陆唯一享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呼吁香港传媒"履行天职，站稳新闻专业的立场"，报导事故的真相。但香港新闻界的呼声一如既往地被阻隔在了深圳河的香港一边，而无法跨越罗湖桥进入大陆境内。
但中宣部此次的突然改变风向，耐人寻味而又让人嗅出一些不同寻常的风声。首先，就中宣部的常规思维而言，此次行动没有超出其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维稳范畴。这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政权稳定已经成为北京高层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作为政权宣传工具的中宣部，其功能就是"宁左毋右"，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保证人民无法得到完整、准确的资讯，以便将任何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思维和行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在这方面，中宣部既是一个意识形态部门，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部门。中共由于意识形态的利益而需要设立这一部门，因此这一部门也就成了一大批官僚的饭碗；为了每年能获得足够的经费，这一部门必须展开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做法，来显示其为了政权的存在而努力工作。而面对中宣部的这些明显已与时代脱节的做法，北京高层没有一人有胆量和勇气出来说不。原因很简单：在政权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即便中宣部的再倒行逆施，也不会有人敢出头说不。
中宣部权力几可遮天
问题是：为什么温家宝头一天刚到温州现场举行记者会，令人感到新闻氛围稍有开放，后一天中宣部就突发指令改变风向？这到底是显示北京高层意见不一，还是显示中宣部的权力已几可遮天？
两者的因素恐怕都有。最近几年，不但温家宝的声音被经常屏蔽，就是总书记胡锦涛的声音能否传达到最下层，某种程度也要看中宣部的眼色行事。这既反映了今天中共高层的相对弱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宣部作为政权的意识形态部门，其权力某种程度上已类似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只不过前者是在宣传领域，后者则是在秘密警察领域而已。
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
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新闻工作者认同中宣部的做法，也没有几个老百姓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倒行逆施，但每次中宣部的指令下达后，大多数媒体却几乎一致乖乖收声，那种顺从和服帖的程度和效率让人叹为观止。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中国国民（包括新闻工作者）的集体勇气问题。
当然，有人会以"保饭碗"来解释中国媒体的集体顺从和服帖。确实，中国政权从意识形态到人事的掌控能力，至今仍显出其异常的高效和残忍。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中国公民已不再依附于某一单位，而相当程度完成了社会化的转型。换言之，即便是被解雇，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同样可以找到工作，甚至是更好的工作。《南方都市报》前负责人程益中前些年历经磨难，但现在已受聘香港亚洲电视担任高级副总裁，香港《亚洲周刊》也有来自大陆的思想自由的媒体人士。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对中宣部的倒行逆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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