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体事件多发的背景下，大连市民反PX事件之所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是因为这次事件的参与人数之众，已经突破了近年来类似事件的规模，这样的规模显示民众集结的能力在迅速提升。而对于以严格限制民众游行示威以保持所谓稳定的中共政权来说，大连PX事件的含义不言而喻。
由于集结规模的提升，公民的力量在这次事件中得到有力展现，为防事件扩大，大连市委书记唐军连“集体决策”的幌子都不再打了，而是在游行发生当天直接向游行现场的民众承诺大连PX项目搬迁，为消除民众的怀疑，甚至连中共新闻媒体也被调动起来，当天就宣布了该项目停产、搬迁的消息。目前还难以判断大连地方政府是否会严格履行这些承诺，但无论如何，大连民众已经取得了一次巨大的突破。
对比四年前的厦门反PX事件，我们会从大连游行事件中发现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首先，民众的公民意识明显提高，这是公民维权运动的根本，8月8日，大连福佳化工厂因海水冲击而发生泄露危险，仅仅六天之后，民众便大规模上街游行。再则，民众动员的效率在大幅提升，组织动员的方式也体现了现代公民运动的特点。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和网络媒体，短期内发起几万人规模的游行示威对民众来说已不再是梦想，而这样的发动还是在没有明确领导人或领导团队的情况下进行的，仅仅时隔四年，大连的游行人数已达到了厦门的十倍。我们也看到，政府担心维稳失败的恐惧心理也在提升，厦门反PX事件的游行被警察驱散后，厦门政府走了一些“听证”等过场才将正在建设中的项目搬迁，而大连市民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自己的诉求得到正面回应的消息，这一次他们反对的是一个早已全面投入生产的全国最大的PX项目，其搬迁成本非厦门可比。
后面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玩味，中共专制政体相对于民主国家而言的“高行政效率”这次在“采纳民意”时得到充分体现。我想，即使在民主国家，面对民众的游行示威，政府领导人也未必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从善如流”的决定，因为民主政府有其正常的意见表达、采纳和表决机制，也许只有当中共的专制政体用于“采纳民意”时才能体现出这样的“效率”。
这种效率显示中共对于稳定的自信已接近崩溃。他们既要担心大连抗议人数的继续增加，又要担心事件向其它地区的蔓延。我们看到，就在大连民众游行的同时或前后几天，成都、长沙等地都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群体事件，这些抗议一旦以足够大的规模在相同时间内爆发，那一定中共的末日。在统治合法性不足、官民情绪对立严重的今天，中共已经承受不起1989年那样的民众聚集。所以，除了调动军警进行铁腕控制外，他们也不得不辅以柔性的方式处理问题（有时民众无须上街，只通过网络抗议也能达成类似效果，比如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被解职）。不过，在处理类似事件时，中共往往采用对多数人“软”和少数人“硬”的两手策略，我们需要注意到中共当局制造民众对政府暴力的恐惧心态是其维稳的基本策略之一，所以公民运动也要注重策略，进退有序，尽量不给当局留下在民众中制造恐怖的机会，一旦有人受到迫害，各界舆论应及时给予声援，以促使公民运动的持续发展。
考察六四之后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会发现目前的民众抗议事件已经从中西部城市、小城市向东南沿海、大城市扩散，这是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另外，一般来说，东南沿海大城市居民生活相对富裕，来自个人生活的直接压力相对较小，抗议事件往往来自于民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显示了民众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提升。
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中共在“顺从民意”的同时，一般会抓几个所谓的“不法分子”作为惩戒和威胁，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在这些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中，很难确定谁是真正的领袖，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没有领袖的运动，是民众自我领导的运动，在事件组织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民众的责任心、勇气和智慧，所以，试图通过打压的方式压制民间力量的凝聚不会长期奏效。只要中共继续其专制统治，官员就会继续侵犯人权、与民争利，那么，民众对于权力的不信任和反抗就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把刘晓波这样的异见人士全部关进监狱，中国仍然不可能达到中共所需要的“稳定”。
作为身在海外的异议人士，对于网络媒体所称大连警察事后抓捕反PX示威人士的消息，我们应该尽快予以调查，做出必要的反应，以增加中共政权打压民间力量的成本和难度，这也是切实促进民间力量壮大的步骤之一。中国有一个其它转型国家不具备的人数众多的海外人权活动者群体，这一群体理应成为国内公民力量的后援和助手，海外朋友不宜妄自菲薄。
这次大连事件中，有一点令我惊讶。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分子，我发现大连民众在游行抗议中表现出的理性、成熟，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一切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表现可以驳斥某些人有关“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的论调和担忧。我相信，有这样成熟和理性的民众，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不会是某些人所渲染的那种动荡、流血的前景，而一定是和平、有序的伟大革命。
明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完成又一次人事更换，舆论往往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共党内派系及人际关系上，我认为，这些派系关系的变化不应是研究中国未来的首要切入口，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社会基础上的一些变化，那就是公民素质的提升和公民力量的发育，当这种力量壮大到可以迅速改变政府决策的时候，民众力量作为政治力量的形成是必然的趋势。刘晓波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间的自觉，需要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或民间维权运动。”我想，目前越来越频繁的民间维权运动已经彰显了自下而上改革的路径和政治可能性。我们应该沿着这一方向而努力。
就在大连反PX抗议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指标性的事件没有引起足够广泛的关注：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的庭审过程中，三四百人现场围观。在今年2月份开始的罕见的强力打压之后，对于敏感案件，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的围观，再次显示了公民力量的韧性和坚定，也显示了公民力量发育的多层次化。我相信，一旦当这样的力量同时展现出广度、韧性和多层次化的时候，专制政权的丧钟就会敲响。我们不必预测等待中那一个关键的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信任民众、拥抱民众，以不同方式推动公民力量的发育一定是中国民主化的最为关键因素。参与这一过程的不仅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也包括很多体制内人士，更不用说一般民众，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变革将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过程，那些看似沉默的人一旦行动起来，才是公民力量真正彰显的时刻。
《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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