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之九：杂篇

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

茉莉花志愿者博闻按：计划中的中国之路系列本应包括一个子系列来探讨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但因个人精力的原因，加之茉莉花网站相关内容较多，故未按原计划方向继续进行下去，只是将最近整理出来的文章及之前遗漏的章节收录于.国富民穷第八和第九章。

一.金钱外交与国际主义精神病

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与清朝的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外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何其相似。 
其实不单越南，中国对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也曾竭尽中国之所能。 
（一）. 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1967年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2、1973、1974年依次为6.7%、7.2%、6.3%，已经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1976年后，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逐步得到纠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再次开始增加，在政治上要求受援国保证和台湾的绝缘，在经济上则换取中国最为需要的能源。 
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对于这个7.2%，我们可以参照同期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就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其强悍程度： 
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中国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为 4.24%，1976年为6.29%；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资料，政府卫生支出占占财政支出的比例1963年1.59%， 1973年2.49%，1978年的3.44%。可见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大致相当于政府对教育事业与卫生事业投入的总和。 
（二）.人道主义对内与对外援助 
1.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中国政府拒绝了任何来自外国和国际机构的人道主义援助。 
同时中国继续对外援助，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高于当年政府对卫生的支出，相当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3/5。 
2. 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发特大泥石流灾害，1700余人遇难，财政部拨付甘肃救灾资金6.2亿元。 
同月巴基斯坦发生大洪水1500人遇难，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总价值1.2亿元的救灾物资，相当于援助舟曲的1/5。 
同月，为支持俄罗斯抗击特大森林火灾，中国向俄罗斯提供100万美元现汇援助和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三）.对外援助总额2500余亿 
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2562.9亿元人民币。 
2004年至2009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资金以29.4%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增加。2010年商务部对外援助支出接近140亿元，2011年外援助预算为160.11亿元。 
2010年2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四）.债务免除 
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在2008年以前免除了46个国家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 
（五）.中国援助的重点国家和地区 
1.阿尔巴尼亚 1954～1978年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近90亿人民币，阿全国总共只有200万人口，人均可得4000多元；中国援阿粮食180万吨，阿人均获赠近1吨。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纺织厂，当地不生产棉花，中国用外汇替它购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没有销路，又卖给中国。 
由于援助物资太多，阿尔巴尼亚政府还将中国援建的高标号水泥，用来滥建烈士纪念碑，其2.7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建造了1万多座纪念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垮台时，在全国留下了50万个地堡，都是从中国直接运来或援助生产的水泥建成。 
1978年，阿尔巴尼亚同中国中断了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阿关系这种“冬眠”状态一直持续到1983年，两国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2.越 南 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的三十年间，中国提供给越南的援助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折合二百多亿美元，援越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为了这个小兄弟，中国有1442位同胞阵亡在越南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但1979年，中国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开创了国际先例。可气的是，越南人用中国送去的枪炮作武器，把中国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当作沙袋支撑枪支用。此后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989年。 
3.朝 鲜 中国援助朝鲜的金额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弄清楚的数字。新中国尚未建立之前，中国对朝援助即已开始。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朝鲜，耗费了50%的国家年度财政，总耗资600亿美元，志愿军阵亡11．5万余人，非战斗伤亡41万余人。 
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世袭流氓政权，中国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几乎包养了整个朝鲜，每年提供 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日本《读卖新闻》报导指出，中国目前提供北韩80%的原油及80%的消费物资，掌握北韩金正日政权的生命线。 
尽管中国费心费力，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仍是时好时坏：文革时期志愿军在朝的陵园被全部砸烂，现在能看到的后来重新修整的；朝鲜教科书或相关资料里，没有宣传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而是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和他领导的朝鲜军民；中韩建交，中朝中断高层互访长达8年；朝鲜首次核试爆选择的地点，远离韩国和俄国而最靠近中国，直接威胁和损害的竟是中国….. 
4.非洲国家 据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对非洲援助几乎占据中国外援总量2562.9亿的一半，对非援助的过程中有700多人国人献出生命。 
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以至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六）.中国的朋友 
金钱买不来真正的友谊，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最后都以“翻脸”告终，与朝鲜的关系则时好时坏。而今，放眼全球，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能够为其而战的盟国，勉强有同盟可能的国家只有朝鲜和巴基斯坦。但朝鲜和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结盟有着非常大的前提条件，只是因为对自身有利。朝鲜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朋友，而巴基斯坦与中国交好主要是为了对付印度，仅此而已。

二. 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2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80年代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了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1.粮食产量和征购量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供的粮食产量和征购量数据： 
1958年的粮食产量4000亿斤，政府征购量1175亿斤占当年产量29.4%； 
1959年粮食产量3400亿斤较上年下降15%，征购量1348亿斤占当年产量39.7%； 
1960年粮食产量2870亿斤较上年下降18.5%，征购量1021亿斤占当年产量35.6%； 
1961年粮食2950亿斤较上年微增2.7%。1961年粮食征购量据《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应在800亿斤以上，占比27%以上。 
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惊人的39.7%。经过1958—1960年连续三年的高征购之后，很多地方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 
须指出的是，政府征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是原粮，即未经加工的粮食，其中大部分还是粗粮如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红苕）等。 
2.政府的粮食库存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从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这期间中国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 
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库存粮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当时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则中国不会饿死一个人！ 
当河南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库存粮食最低时也有25.07亿斤，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库存粮食最低时也有13.22亿斤。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的一半，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接近240斤粮食，则信阳根本不会饿死人！ 
3.粮食和食品出口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大量出口粮食。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500亿斤），而当年粮食出口则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出口的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 
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分析认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再一次强调了加强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购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4.拒绝外援与对外援助 
1961年初中国才承认粮食短缺，但仍拒绝一切援助，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提出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称： “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愿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 和50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这和唐山地震死20多万人也谢绝救助一样，为了政治上争口气，中国放弃了救助饥饿线上的人们。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大量进行对外援助。比如1960年援助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几内亚1万吨大米，刚果1.5万吨小麦和大米，古巴6000万美元的“贷款”；1961年援助阿尔巴尼亚5亿卢布。 
由于饥荒由农村向城市蔓延，1961年3月20日，中央决定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的决定，实际净进口440万吨以上。正如李先念所说：“(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5.大饥荒死亡人数 
三年大饥荒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这一个历史上向来经济发达、丰衣足食的富裕省份在建国后退出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等经济省份。根据时任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口述历史著作《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饿死约500万人。 
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但因存在地方官员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受到干扰的情况。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浮肿病很普遍，农村饥馑死亡增加。非正常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也很难有准确的数字，经过最近几年对各种数字的精确计算，认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千7百55万8千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惊人的巨大数字，这比我国两千多年来自然灾害所死人数的总和还多。 
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 （单位：万） 
省名 府数 灾区府数 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6.人吃人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吃人），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7.为什么饿死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人？ 
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饿死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村人，这是为什么？按道理，粮食是农民生产的，农民们最难饿死，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粮食虽然是农民们生产的，但在粮食的分配上农民的权利是最小的，这才是农民们饿得最惨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农民们在法律上的权利是最小的，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时饿死的最多。 
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他认为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实行的是独裁专制统治，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没有在人大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这样，毛泽东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附：尘封的往事 
白洞矿难 1960年5月9日发生的大同矿务局白洞矿难是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事故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这一世界最高死亡纪录一直保持至今。这起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年后才首次向国内外公开。 
通海大地震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此次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32431人。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列入国家机密范畴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直至2005年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 
虽然死亡人数逾万，但因值文革期间，地震发生后3天，官方传媒无一报道此宗惨剧。直至第4天，《云南日报》才刊出一则消息，指“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消息未提及具体位置、伤亡情况，只强调“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此后《人民日报》报道：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收下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等精神食粮。于是，全国各地向灾区发送了143000余封慰问信，同时各种与毛泽东相关的书籍和像章也被送往灾区，用以在精神上支持灾区群众重建家园。这样的支持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河南“75•8”溃坝事件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遭受连日暴雨侵袭，随后包括两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田岗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数小时内相继溃坝，造成约26000民众被洪水直接淹死，之后炸堤分洪造成数万群众死伤，而后可能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受缺粮、疾病感染而死亡。灾后驻马店地区多处地方受浸，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这是目前有记载的世界史上毁坏最大的水库垮坝灾难。 
有关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都被中央政府以“国家机密”为理由而禁止对外公布。而中国大陆的人民有很多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直到2005年，由于法律经过修订，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但为外界人士认为有人修改过伤亡数字及受灾范围。 
胡杨林之殇 
“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林，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从5680万亩被砍掉砍70%，3000多万亩红柳也被铲除。

三. 国强民弱

1.国强民弱 
（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之和还比不上央企中移动、中石油的净利总和 
2010年8月，工商联公布了“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工商联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2家央企的净利总和，而这500强企业中，有308家来自制造企业。 
（2）.中国61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民营企业仅有两家 
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我国有61家公司进入排行榜。这61家公司多在石化、电力、金融、钢铁、电信、交通运输等领域，去年总收入289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7.8%。而这其中，只有深圳华为公司和江苏沙钢集团两家是民营企业，其余均是国有企业，且它们多属于垄断或半垄断性集团。 
（3）.民营企业解决了85%的社会就业，国有企业只解决了8.2%的社会就业，而2010年新增贷款却85%贷给了国企。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天量信贷的2009年，民营企业仅获得当年上半年新增信贷的8.2%。进入2011年，因通胀的压力导致国家收紧银根，国企因有政府关照加上资产雄厚而影响不大，受影响最大的必然是中小民营企业，浙江、广东等地中小民营企业频现倒闭潮即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央企高管年薪 
2008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薪达60万，这并不包括一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如三公消费，还有可能的灰色收入。 
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团队平均年薪31.3万，比民营企业高管高61%，较地方国企高管高出37.3%。这里同样不包括三公消费、灰色收入等。 
3.央企红利 
2008年后国企结束了13年不缴红利的历史，目前对央企实行的是5%-15%的红利征缴率。最高15%的上缴比例偏低，且金融等行业上缴比例现在仍为0。 
2011年2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2010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113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621亿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国企红利）测算值大约是600亿元出头。按此测算，2010年央企红利上交比例为10%稍强。 
而央企上缴的这600多亿元红利中，除调入公共预算的40亿红利和补充社保基金50亿红利可视为民生支出，其余部分基本用在央企自身的增资扩股、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海外投资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度央企红利用于纯民生支出的比例仅为15%左右，将近9成又返还给了企业。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 
4.国外的国企管理 
中国高薪行业大多属于央企，这和国际惯例恰恰相反。欧美国家的高薪均在私营企业，公务员和政府注资企业其职工工资都明显低于私企。 
欧美国家的国企数量并不多，在对国企的监管中，强大的力量来自于议会。议会通过立法，确定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甚至包括市场准入和销售领域等。议会随时审查国有企业的运行情况，并可相应地做出重大决策，包括撤销、兼并和出售某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也由同级议会任命。 
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比如法国国有企业需将净利润的50%上缴给国家；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税后利润达70%至80%。 
国企的运作应是透明化的，既然主人是全民，全民就有权知道企业的运作。美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政府要求，国有企业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企业的财务报告都要通过网站等方式按期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四.美国的贫穷状况

1.美国贫困线的标准 
美国贫困线主要是以家庭规模和家庭总收入这两个因素来确定，并且每年都要重新测算、核定。2009年美国大陆4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贫困线为：一口之家年收入10830美元（当年的汇价相当于人民币7.5万以上），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18310美元，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为22050美元。其中，两口之家贫困线较2008年增加了570美元，其他贫困线标准也都有类似的增加。 
美国贫困人口的收入只计算家庭税前现金收入，不包括房屋产权等累积财富和食品券、住房补贴等福利救济。美国的穷人标准比联合国所定的穷人标准要高出20多倍，但他们却在理直气壮地领取美国政府福利。 
2.美国穷人家庭的财产 
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年发表报告指出，2002年美国有接近3500万穷人，但这些贫困的美国穷人是这样的：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是8.7万美元；54％的美国穷人住在独立住宅（俗称小洋楼），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排在首位，平均每人的家庭住宅生活空间71平方米，而美国穷人家庭平均每人的家庭住宅生活空间约43平方米（外国只算使用面积，走廊、阁楼和阳台等不在计算之列）。在住宅上，66.2%的穷人家庭平均每人拥有两个以上房间，28.2%的穷人家庭平均每人拥有一个房间。 
美国穷人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30％有2台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97％有彩色电视，55％有2台或以上彩电，79.7%的穷人家庭都带有空调，59％有立体音响…… 
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3.美国穷人往往只是暂时贫困 
与中国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而暂时处于贫困当中。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一周40个小时），75％的人将会脱离贫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4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 
4.美国穷人的福利 
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用于资助贫困儿童和贫困家庭的福利开支每年大约占美国GDP的4%。联邦政府每年有大量的财政开支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例如： 
食品券项目：建立于1939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基本上都符合领取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的标准。食品券本身是一种内部流通货币，供低收入家庭在超级市场购买各种食品。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每个月可领取的食品券217美元，在四口之家可获得868美元的食品券，这等于每个月增加了868美元的收入，而且还不用报税。2010年2月，美国约有3968万人领取食品券，而联邦政府仅用于食品券这项社会福利的开支在2010年预计将高达600亿美元。 
住房选择券项目：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助，这些措施包括公有住宅、住房补贴、非营利性住宅、私营住宅、公共住宅、租房补贴等等。在美国，很多公寓是专门给低收入人口或者家庭提供的，每个月的租金大大低于其他商品房。政府还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2005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其他类似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 
除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美国地方政府也有各种各样的援助贫困人口的项目。 
5. 美国的穷人保障对中国的启示 
（1）.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重要的。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媒体和其他社会力量难以在揭露社会阴暗面上施展能量，整个社会就会对生活在底层的贫穷群体比较漠视，底层群众的权利也就很容易受到侵犯并且难以得到伸张。 
（2）.选举权对于改变贫困是重要的。当执政的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选举产生时，执政者会因选票因素而讨好庞大的底层群众，对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自然会引起重视，而施政时大多倾向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利益。这也是福利较好的国家除了中东的暴发户以外，其他几乎全部来自民主国家的重要原因。 
（3）.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观察家何清涟呼吁中国政府向美国学习如何救助穷人。她在一篇文章中说：“欧洲尤其是北欧的高福利政策，已经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中国学不来也不必学，但师法美国如何照顾低收入阶层，却还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美国并非高福利国家。自称社会制度比美国优越并依靠穷人的支持而坐了江山的中国当局，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学习美国政府如何救济穷人，第一步是把为穷人提供食品卷当作政治要务，为那些买不起食品的穷者、弱者、老者及儿童提供食品券”。何清涟还建议说，“中国政府千万别推说财政预算紧张，其实将那祸国殃民的‘金盾工程’开支转移过来就足敷用度”。

五.美国梦与中国梦

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大，但一般美国人并不仇富，主要因为美国的有钱阶层多是靠两条致富：一是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二是继承遗产。靠继承遗产致富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 
美国学者佩奇和雅各合写了一本名为《阶级战争？》的书，里面引述的民意调查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致富”是可能的。实际这就是深入人心的美国梦的体现。 
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尽管有些人批评美国梦过度强调了物质财富在衡量胜利和快乐上扮演的角色，但许多美国人的确认为，这种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也并不存在的。因为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美国拥有的经济自由相当多，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这使得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极大，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迈向巅峰。 
一般而言，“美国梦”包含几个要素：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美国梦的代表人物如依靠个人发明而创立通用电气公司的爱迪生，采石油的洛克菲勒，搞银行的摩根，发明汽车生产线的福特。创立微软的比尔•盖茨、以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起家寒微，但通过勤奋终于创立了自己庞大的事业，成为传奇人物。 
与美国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假如说1980—2000年中国的很多普通中国人还可能拥有一个中国梦的话，那么，在人情文化浓厚的中国，在社会阶级已经基本固化的今天，绝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出身寒微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拥有中国梦。比如现在的年轻人要创业，那么必须要承受高昂的房租、高额的税收和因高物价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增加等压力，而网络、渠道等市场因素也会面临重重考验，这使中国梦实现起来无比艰难。假如要从政，则平民百姓的子女同样处于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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