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公民行动与北京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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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 【张铁志】

     “大连不哭,我们保护你”、“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环境、还我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滚出大连”

     大连市民们拿着不同标语、布条走在大街上。这是他们头一次走上街头,没有任何人组织,只是网路上的号召,但老女老少都出来了。镇暴部队一旁严阵以待。


     人群走到市政府广场前时,已经超过上万人。在热烈的口号中,大连市委书记唐军缓缓步出,站在警车上,对群众宣布市政府会搬迁工厂。

     在中国,这是难得的人民的胜利。这也是第一次,政府在人民抗议下宣布工厂停产并且搬迁。(但工厂搬迁并非完全是这场运动的成果。早在八月十日,新华社就说大连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要讨论搬迁 。)

     被抗议的对象是一座名为“福佳大化”的民间企业,这是大连十大著名民营企业、中国石化企业一百强。这个工厂生产PX(对二甲苯),而这种石化产品被用于制造聚酯薄膜和聚酯纤维产品的原料,具有致癌物质。就在前一周,也来过台湾的梅花台风来到辽东半岛,海上大浪突破了福佳大化附近的防波堤,政府紧急疏散群众,但已造成大连市民恐慌,再加上去年的油罐爆炸和毒气泄漏事件,因此引起这次市民大规模游行抗议。

     这次大连市民游行确实为中国的公民运动开启新的一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在八○年后中后期先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过去十几年,则是以普通公民争取基本权益为主的维权运动,主要包括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当然,维权律师、媒体记者或是网路运动分子也在维权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进入网路时代后。在中国学者李凡最近在台湾出版的新书中,他将前者称为自由运动,后者称为民权运动,而总的称为“自由民权运动”。

     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又出现学者于建嵘称为的“社会泄忿”型骚乱。在过去许多严重的群众骚乱中,如二○○八年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但却都参与骚乱,甚至以激烈行动如砸或烧警车。这当然反应出一种强烈的社会愤恨,不论是对于官二代、富二代或是在中国蔓延的各种特权腐败。于建嵘开玩笑说,在大陆吵架如果吵不过别人,只要说一句:“你不就是个当官的吗?”肯定会有许多人过来帮你。

     在过去十多年的维权运动中,农民的不满先是对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税费,后来是抗议土地征收。工人维权议题包括国企改制导致失业、拖欠工资、社会保险,到去年则出现八九○后青年农民工要求成立自主工会。市民维权抗争主要是针对房屋拆迁,并有不少是社区业主集体的维权运动,在近期环境议题也愈加突出,尤其是两起环境议题引起市民上街,更成为标志性行动,也为此次大连游行起了示范作用。

     一次是二○○八年在厦门发生的反对PX化工厂的“散步”,使建厂计划取消。二○○九年,广州番禹计划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兴,数万名市民上街反对并提出各种替代方案,当地政府也中止计划,宣布进行更多公众谘商。二○一○年,与环境议题无关,但上海胶州路大楼的火灾,二十万市民上街献花,也被视为一次重要的公民集体行动。

     在这些行动之后,市民们对于上街的恐惧降低,尤其是规模到了成千上万的地步,只是在无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在议题出现时可以集体上街游行仍然是一个难题。这次大连市政府在游行现场也关闭3G网络,防止大家上微博发讯息。

     对大连市政府来说也有一个两难:面对上万人的市民游行,他们如果镇压或者不理会市民,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危机,尤其在群体性事件暴力化不断升高的此刻;但他们今天顺应民众要求,也许给了大连市政府正当性,但却可能给其他地方政府、甚至中央出了难题:因为更多民众会知道,人民的力量是有效的。面对人民站起来,要镇压还是改革,是所有专制者的核心难题,也是北京政府难以回避的问题。(作者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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