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敏欣
中国国家能力宏观强微观弱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在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西方人眼里，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从政府的税收（即所谓的汲取能力），行政动员，到政策的执行，中国的国家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领域里，如大型基础设施，载人宇航，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中国绝对可以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可是，从中国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具有一个治理能力很强的政府。这从中国媒体最近关注的7.23动车追尾重大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在许多民生问题上的表现如此糟糕？更具体的说，一个能花巨资举办世界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国家竟无法保障该国的婴儿奶粉的安全；中国也许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但中国的一般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十分成问题。“豆腐渣工程”现象普遍，官员腐败严重。
宏观层面强势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不难看出这么一个悖论，即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宏观强，微观弱。
国家能力宏观强指的是政府的动员和决策能力。一个强势政府能从社会汲取占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的税收（中国政府的整体税收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30），并通过其控制的金融系统把税收和社会的储蓄投入被政府认为是国家的重要项目上面。 当然，这些项目不仅包括经济建设和国防，还有国家级的“面子工程，”即被执政党看作能增加其合法性的活动和项目。
2008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的上海世博会是最典型的例子。强势政府不仅有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它还有动员政治资源的本领。在中国，庞大的政府官僚体制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动员机制。一旦政府官员被动员起来执行一个被中央定为政治上高度重要的任务，这些官员会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强制性行政措施，不计社会成本地使中央的政策得到落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是一例。
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不受法治和民主的限制，因此亦可谓比较强。当然，今天的共产党内部已出现利益多元化和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一现实使政府在许多经济问题上的决策受制约。但是，中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和民间力量尚未形成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影响。
因此，一旦共产党内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被摆平后，中国政府的决策效率之高经常使许多西方人士感叹不已。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中国政府很快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在美国，奥巴马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国会通过一个力度不够的经济刺激计划。
但是，在微观层面，即在政府的日常行政活动中，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很弱。许多被认为是政府应该管理活动和执行的任务，政府的表现并不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有效执法，公共健康等等。
微观层面虚弱
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和被高度政治化的吏治体制中寻找答案。造成国家能力在微观层面虚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基层官员和中央决策者之间的政治博弈。
由于中国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府执行的任务和政策多如牛毛，而且由于中国的“向上负责”的问责机制，基层官员为了政治生存，必须对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的政治重要性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们会尽全力去执行被中央定为最重要的政策和任务，因为如果他们在执行这些政策使表现不佳，他们会被 “一票否决”而丢乌纱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在镇压法轮功，截堵上访人员 ，迫害维权人士时会不惜手段和成本，因为这涉及到“维稳。”同时，这些官员意识到它们如果在提供日常公众服务时不力，上级不会追究责任，而普通百姓也因没有选举机制会把他们赶下台。这一激励机制造成的后果我们在中国可以普遍感受到，由于没有基层官员因他们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无能而丢官，因此中国的公共服务很糟糕，国家能力在微观层面体现出不该有的虚弱。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中找到其他线索。造成国家能力微观弱的另一因素是缺乏言论自由。基层官员报喜不报忧，许多由于治理不力造成的社会问题长期积累，恶化。
更为恶劣的是基层官员在公共安全危机爆发时往往隐瞒真相，谎报军情。 这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公众恐慌，而且会使危机升级，后果更严重。这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中反映得特别明显。
中国国家能力宏观强微观弱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只要这一体制不改变，这一特征就不会消失。只要这一特征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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