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
本文要评论的是发生在“幸福广东”的“小悦悦惨案”，即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在广东佛山南海五金城，一个两岁女童被两辆车先后碾过的惨案。
这篇文章本来差点写不成，因为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写。可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最终还是让我推开了其他的计划。是什么负罪感竟能如此强烈?我把自己设想成前轮压了女童、稍停车后再用后轮碾压女童以逃跑的肇事司机。
这件禽兽不如的事好像就是我干的，我不仅逃了，而且事后还无动于衷，还想找理由去冲淡这件惨无人道的事件。还有什么罪过能比这更大?
1，“道德机会主义”的社会状态
此刻，我不停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可是，突然出现了三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中国的这种事情多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第二个声音告诉我：不要以偏概全，中国也有很多高尚的事情。
第三个声音告诉我，七分钟内十八个路人若无其事地从女童身边经过，也许他们害怕像救助跌倒老人那样被冤枉了，也许真的因为光线问题而看不清。这三个声音中的每一个都在增加我的羞耻，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我耻为一个中国人。更加让我感到难以承受的是，我竟然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禽兽不如。
是的，我也许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禽兽不如。在我一项还在继续着的专题研究中，我曾十分痛苦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
大家知道，“法律上的有罪推定”是一种野蛮行为，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却适用于每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原罪”的观念，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道德上的“原罪”。
“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当然不是指一个“有罪”的事实，而是指一个“道德机会主义”的状态，这是一种“两罪相衡取其重”的心理倾向，是一种“不怕冒更大的道德风险”的心理倾向，是一种“不怕冒更大的法律风险”的心理倾向。
例如，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因求婚遭拒后泄愤报复，奸杀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飞，为灭口又将其三岁的弟弟王家红杀害。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0年12月底，田厚波在重庆市忠县开车撞伤了当地一个女乞丐，驾车逃逸后1小时，又返回事故现场，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压死。
这是一个“有车开，更不知廉耻”的社会。这个“道德机会主义”的状态，是一种对自己同胞的冷酷无情，是一种对“圈外人”的冷漠歧视，是一种在公共领域的掠夺排污心态，是一种政府和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责，是一种“囚徒困境”般的无可奈何，是类似于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的一种习惯性泛滥。
我的那项研究的题目就叫“腐败的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腐败的心灵”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人的腐败实质了。
2，“双轨社会”
可是，事情却不像愤怒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为更加冷酷，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真正本质。我用“双轨社会”一词来刻画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简单地说，“双轨社会”就是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存的社会，是明一套暗一套并行的社会，是阴谋与阳谋共生的社会，是亲情与冷漠、友爱与歧视、温暖与冰凉瞬间转换的社会。即便在这个大染缸浸泡太久而麻木之后，偶然出国回到国内的任何一个机场，就马上能重新感觉到这种“双轨转换”的自发力量。
这么说，“双轨社会”是以温情的一面弥补了冷血的一面了吗?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一种弥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是一种对禽兽不如行为的“合理化”及“合法化”。
上文提到的三种声音(这种事情多了，也有很多高尚的事，看不清或怕被冤枉)，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合理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双轨社会”的最奇妙和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这个“阴阳双轨”之间的相互缓解、相互补救、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相互原谅、相互解脱。
“双轨社会”的“阴阳对立”和“阴阳转换”，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气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在另一方的存在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和宿命。人伦亲情与禽兽不如可以相依为命，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于文攻武卫、刚柔并济、内儒外法、恩威并用的“双轨行为”，习惯于里外有别、“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的“双轨道德”。
我深信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我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特殊论”的坚定实证者。“双轨社会”使人们对丧尽天良的行为心安理得，“双轨行为”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常态化的病态”。“双轨道德”因此是在不发作的时候发作的：意识里企图一视同仁，潜意识里却内外有别。
每当我的研究深入到这个层次，我就禁不住自己内心的颤动。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文化母体，这个可悲的文化母体又多么可怕地被一种可怕的制度强化着，在这个可怕的文化与制度中，又有着多么可怕的政府和个人。我确信，中国人的残酷与腐败，原因在文化和制度，责任在政府和个人。
主要原因在文化，但文化不是原因的全部，制度逃脱不了干系;主要责任在政府，但政府也不是原因的全部，个人免不了自己的责任。最令我深深不安的是，这个原因与责任的纠结，包含着一个极难化解的死套。我们有“格尔迪奥斯绳结”，却没有斩断命运之结的“亚历山大之剑”。
3，“双轨道德”的“囚徒困境”
我坚信，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为更加冷酷，我们才能看到“双轨社会”的真正本质。“双轨道德”是一种“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个广为人知的博弈论故事：警方抓着了甲、乙两名嫌犯，分别单独向嫌犯提供以下的选择----若一人交代认罪，另一人否认有罪，认罪人将获释，沉默者将被判10年;若两人都保持沉默，则两人同判半年;若两人都交代认罪，则两人同判5年。
由于两人被隔开审讯，所以正常的想法是这样：甲先假定乙会“背叛同伙”交代认罪，那么，甲自己如果拒不认罪，就要被判10年(乙将获释);甲如果也认罪，就两人同判5年;所以，甲肯定“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认罪。
甲再假定乙会“暗中合作”否认有罪，那么，甲自己如果也拒不认罪，就要被同判半年;甲如果“背叛同伙”认罪，自己就将获释(乙被判10年);所以，甲肯定“两利相权取其重”选择认罪。不管乙会怎么做，甲选择认罪总是最好。乙当然也这么想，最后结果两人被同判5年，比“暗中合作”被同判半年糟得多。
第一种情况选择认罪被同判5年还好理解，因为5年和10年差距很大。但第二种情况就不太好理解了，因为被同判半年和获释之间差距并不大。为什么就不选择“暗中合作”呢?
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奇妙之处，因为，甲的推理只是基于一个“假设”，假设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如果假设没有实现，乙选择了认罪，甲原来拒不认罪能“被判半年”的假设，就会变成“被判10年”的结果。风险如此之大，故“背叛同伙”交代认罪才是万全的选择。
这就是博弈论里著名的“纳什均衡”：如果别人和自己都选了一种已知策略，那么，别人不改变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策略而改善处境。“双轨道德”就是这个逻辑：别人不改变“双轨道德”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双轨道德”策略而改善处境。
更妙的地方是，在“纳什均衡”经过多次重复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进化稳定策略”：一旦人口中的多数人采用了一个“双轨道德”的特定策略，那么，其他策略就永远无法取代这个已经“进化稳定”的策略。
例如，当大家都“觉得外头有坏人”，而自己“无防人之心”就老吃亏时，“觉得外头没坏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进化稳定策略”。所以，“出外当心坏人”就是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第一警示，“双轨道德”也就这样成为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就是中国人的那个极难化解的死套。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在没有一个政府或宗教那样的“第三方强制者”在场的情况下，自私自利的人们很难不选择“背叛”而进行“合作”。走出困境的办法除了政府和宗教之外，唯有的选择就是“信任”和“牺牲”。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会“相互信任”或“自我牺牲”呢?
“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互动的范围、人数和互动重复次数，是政府和宗教之外关键的“三大技术因素”。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地方，在“人口流动性”高的地方，在“重复互动”的可能性或“未来的重要性”低的地方，“信任”和“牺牲”的可能性也低，“一次性宰割”的可能性就大(中国人都知道越是旅游胜地就越宰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狭小封闭的地方更容易看到“民风淳朴”，这也是为什么“自我牺牲”最经常发生的地方是在家庭内部。
“演化博弈论”更重要的结论是：在“三大技术因素”基础上的“信任”和“牺牲”，会随着人们相互之间的长期博弈而形成一种“稳定预期”，进而变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文化”。这就是上述的“进化稳定策略”，文化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的“锁定”，所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技术上非常不利于“信任”文化的确立，所以，中国演变出一种节约费用的、“关系型”的“小圈子道德”。在“小圈子”的内部，“信任”和“互惠”能够成为一种文化，可在“小圈子”的外部，“信任”和“互惠”就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一盘散沙”、“以邻为壑”、“外战外行”等等，这就是“双轨道德”的由来。
结果，就有了“中国人的五大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小圈子文化”)，四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五是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
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作奸犯科等等，就是从“关系文化”、“犯规文化”、“强盗文化”中来的。中国人的堕落，是一种“文化锁定”的堕落，是一种一有条件就必然情不自禁的“遗传式堕落”。所以，每当知识界里有人说中国“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就知道“双轨道德”连文化人都缺乏认识。
4，“认识到但被决定”
如果“囚徒困境”描述的是没有政府或宗教那种“第三方强制者”在场的情况，那么，中国的政府和宗教都哪去了?很不幸，中国的宗教是“天知道”的“祖宗崇拜”，它只能强化“双轨道德”;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府一般都自身难保，一般都自己就首先陷入了“双轨道德”，所以也就谈不上为社会摆脱“双轨道德”。不能律己，何以律人?
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政府跟人们一样清楚社会道德的败坏，但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跟人们一样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励的行为。“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都是没有制度保障、却不得不讲给别人听的套话、空话、废话。
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又一大奇观：在投入大、见利慢的基础设施发展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做到的中国却做到了;而在其他类似的投入大、见利慢的项目(如社会公德、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却没能有类似的发展速度，甚至只有停滞和倒退。
在社会公德的问题上，为什么政府只能讲空话而不能干点像发展“高铁”那样的实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搞GDP跟升官发财有关系，而搞社会公德不仅难、而且不着边际。你以为政府官员有空吗?这是一个官员个人的“投入产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投入产出问题”。
如果社会以经济产出为中心，那么投入的成本就越低越好，免费的投入品就越多越好。社会公德和环境保护就不幸成为这样的“免费投入品”，公德和环境的免费滥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道德败坏和环境污染。
这里包含着一个悖论，我把它称为“抓公德能升官发财悖论”：如果抓社会公德不能更有利于升官发财，政府官员就不会更注重抓社会公德;而如果抓社会公德能更有利于升官发财，“图升官发财”的公德败坏就会更加泛滥成灾。
所以，政府官员左右不是人，反正都是缺德，那还不如更省心地缺德。在“双轨道德”上，政府官员是“不能律己，何以律人?”，在治理“双轨道德”上，政府官员则是“不能利己，何以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在我看来，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地方政治制度，正在强化这个政府官员的“短期政治行为”。这就是我所说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跟人们一样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励的行为”，也是我所说的“问责悲剧”。
有人说，像交通事故这种公共行为，政府只要增加巡警、增加摄像头、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惩罚力度，不就能缓解危机了吗?是啊，这不是明摆着的简单办法吗?怎么连号称“幸福广东”的广东都做不到呢?问题就在这：事情是简单，可制度却不简单。
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怎么解决?制度执行问题又怎么解决?别人在有油水的地方捞足了，我在搞社会公德的领域里一无所捞的问题怎么解决?“当官不为自己的人民币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问题怎么解决?
说到底，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谁都动不了，谁也都不想动;别人不改变“双轨道德”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双轨道德”策略而改善处境，这就叫“认识到但被决定”。
尽管这样做政府官员有点“带头丧尽天良”的意思，但制度就象一个鱼钩，每个中国人就象那条被钩住的鱼，由于鱼钩上有一个该死的“回钩”，所以，中国人越想挣脱、行为得越理性，就会越被“逆淘汰机制”钩得越紧，社会结果就越不理性。其他策略永远无法取代那个“中国特色”的“进化稳定策略”，中国社会因此深陷于“囚徒困境”而不可自拔。
5，结语：“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无耻的时刻”?
所以不断有人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无耻的时刻”。如果你理解了本文所说的“双轨社会”，你就会明白，其实，“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最无耻的时刻”，只不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罢了。我们也已经习惯于等到“出了大事”才见“社会风气”好上几天的情形。
不是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吗?是的，但那只是书面上的“礼仪之邦”，现实里永远是“阴阳双轨之邦”。不是说“中国在崛起”吗?是的，GDP是在崛起，保障GDP崛起的制度也在崛起，但那也只是“双轨社会”道德败坏的一极继续冲高的对应物而已。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说：一个相互救助而不是相互残害的社会，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个社会状态本身，重要的还在于，一旦遇险，人们就能期待得到救助而不是得到残害，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
中国人没有这种预期，也无法奢求这种预期，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有事，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托熟人”，“赶紧找门路”。中国已经从“阶级斗争”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这自然是个大转变，可“双轨社会”本身却根本没有变。还有另一个没有变的是：“政治计划主义”没有变。
“阶级斗争”到“经济发展”只是一种“主体偏好”的改变而已，“政治计划”的具体内容变了，可“政治计划”本身没有变。“政治计划”本来就是“双轨社会”的一个结果，还奢谈什么让“政治计划”改造“双轨社会”?
[欢呼中国茉莉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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