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各地方媒体热衷对城市“幸福指数”进行排名，例如“最宜居城市”或者“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一排名因为涉及到中国各大中小城市而得到持续广泛的关注。在历年各地的排名中，靠前的几个城市，诸如杭州、珠海、石家庄、成都、台州等，都属于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并非名列前茅。
由此不难看出，幸福指数和GDP指数并无必然联系。然而，放眼世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富裕强大，却并未使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得到相应提高，“幸福感城市”自然也沦为五十步笑百步的排名，“幸福指数”一说也就显得卑微而讽刺。
前日中国亲友到访，赞叹新加坡出租车行业运作规范，司机态度和蔼，这让笔者想到家乡出租车司机“卓绝而彪悍”的车技，以及暴躁蛮横的态度，常使乘客胆战心惊。不仅是在笔者家乡，也不仅是出租车行业，食品、旅游、公共交通，中国各行各业呈现出的浮躁心态，都令中国人生活在不安中。
相应的，在中国人的生活字典里，“挤”、“抢”、“占”亦成为主导字眼。诚然，为物质生活疲于奔命，实属情非得已，但是这样“奔”来的物质是否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相应的“幸福感”，却成为笔者心里的疑问。
“幸福感”一词最原始的概念来自于不丹，其施政主轴“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使一个贫瘠的亚洲小国引人注目。人均收入仅排在152位的国度，却在世界“幸福感”（GNH）排名中获得第八的成绩，“宁愿慢富也不要失衡”，是当地政府和国民一致的目标和心态。
不丹的内政部长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真正有品质的生活，不是生活在有高物质享受的地方，而是拥有丰富的精神层面与文化，这就是不丹所拥有的”，这一说法，在九成留学生学成之后都选择回国发展上得到了印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段时间因九一一事件十周年对中国人进行采访，受访的某北京学生回忆当时得知撞机事件时感到“很高兴”，并认为美国霸权主义应该遭到打击，却在采访尾声称：“很喜欢美国，即将要去学习采矿专业”，被问起将来打算，他的回答是“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这一回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国民。当国民对生活缺乏幸福感对政府失去信任，自然对国家和社会就没有归属感，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个人，一味的追求速度，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需求而导致社会失衡人心浮躁，都是得不偿失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幸福感”的涵义却仍然是被物质化的一个修辞。中国房地产商往往打出“至尊”、“独享”、“奢华”等字眼来赚人眼球，不难看出，这正是目前许多国人对于“幸福”的定义。
前几年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办多家“贵族学校”，培养“中国新贵”的贵族气质，内容包括如何品尝红酒，如何打高尔夫球，却不曾教育他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如果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郭美美手中的爱马仕和玛莎拉蒂，就目前中国人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骄人成绩来讲，“幸福指数”应该是名列前茅。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养尊处优并不代表就有幸福感。
在中国“大跃进”式的发展环境下，不管是“先富人群”还是“待富人群”，都难以放慢脚步去体会“幸福”的涵义。浮躁、功利和冷漠成了现今中国社会的标签，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罗大众，无不冲着“经济”和“物质”的目的地快马加鞭的疾速前进。
日前上海地铁再次发生追尾事件，触目惊心的温州动车事故才过去不久，曾引以为荣的“中国速度”再次给中国人带来灾难。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所带来的极端后果之一，连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国家，谈幸福感实在是一种奢侈。
笔者并不认为，像中国这样情况复杂的国家可以效仿不丹模式，但是不丹政府和人民的心态却值得借鉴，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宁可慢也不可坏。在此，借用动车事故后集体发出的呼声：请一起“把脚步放慢”，中国，可以离幸福更近一点。 来源: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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