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演讲答问: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是无耻

《明镜月刊》记者高伐林


廖亦武说:人们在爱国的理想被中止之后,变得无耻,你不无耻,不消解苦难,把苦难解构掉,就无法生存。但人一无耻,就陷入另外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要活下去,只能变得更加无耻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国是个红色的炼狱,那么老邓以来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人民币的地狱。


人在这里陷下去,很难找到什么方向、很难自拔、自救。我通过写作,正好记录了这么一个过程。 2011918日,中国作家廖亦武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访问美国的第三场演讲。当日,廖亦武先演奏了印度西藏转经钵,并用苍凉的嗓音引吭高歌。


随后专程从纽约赶来的原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演员施融,朗诵了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书中寻找传教士墓园的片段,让满场观众动容。应会议主办者、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之邀,明镜记者高伐林介绍廖亦武,并与廖亦武问答。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问答实录,未经廖亦武审阅,标题均为本刊所加。


廖亦武说:四年牢狱生涯,彻底剥夺他的尊严,摧毁他的意志。(高伐林摄)
我在命运面前总是非常被动明镜记者高伐林(以下简称“明镜”):我三十年前就知晓廖亦武的大名,但今天是初次谋面。我拜读过廖亦武的大部分著作——《底层访谈录》我没有读全,但他近年出版的三本书:《证词》《中国“上访村”》和最新的《上帝是红色的》我都读过,受到深深的启发和感染。
我非常佩服廖亦武的文学成就,他的书,不仅有直面现实生活的极端严酷的勇气,而且在开掘人性方面达到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刚才聆听了廖亦武先生演奏转经钵,据我所知,他还非常擅长演奏非洲的指拨乐器、擅长吹箫。


这些乐器,都是音乐世界里面很“边缘化”的,不同于钢琴、小号、小提琴等等这些在音乐会上常见的乐器,而是很不常见、音色独特。我从中听出了很深的孤独感和演奏者内心强烈的冲动;而施融的朗诵,也让我感到,廖亦武的著作,不是仅仅躺在书页上、供人光用眼睛阅读的文字;而是立体的,有声有色的,朗读起来,感人的力量更强大。

廖亦武的这半生,在我看来,分成前后两节——若讲得不对,请亦武纠正——分水岭是1990年到1994年的四个春秋的铁窗生涯。前一节,他是诗坛上著名的反叛者和嬉皮士,与四川的一批诗友,要在中国诗坛上卷起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将“伪诗”“非诗”扫荡出局——包括当时我写的诗。

廖亦武当时写了《大盆地》《高原》,在那段岁月,他曾经获得20多个诗歌奖(那个年代,当然主要是由官方颁发的),诗名远播。但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廖亦武的声音了,再听到他的名字,他已经是一位社会底层访谈者。胡平曾经引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的一番话: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体,希腊有悲剧,罗马有书信体,文艺复兴中有十四行诗……而我们这个年代的代表文体,就是“见证文学”——用自己的笔,给时代、给历史作见证。为什么会这样?廖亦武在出狱之后去拜访他的忘年之交、老诗人、老右派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亦武,他怎么对你说的?廖亦武:我这个人,写东西还利索,嘴比较笨。

流沙河对我说:那么多人坐了牢,后来就消失了,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你坐牢之后,脑子还比较正常,坐在我面前。这就是一笔财富。你就要尽力去记录你经历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的书将来能存在档案柜里,后人查资料能查到你写的,这就非常好了!明镜:你回忆得很平实。流沙河还讲过,遭受过命运很大打击的人,很难再去写想象力很丰富的那类作品。

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现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你廖亦武自己也说过——这是我读到《证词》上王力雄给你作序中引用你的话:“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一个诗坛上天马行空的反叛者和嬉皮士,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经过铁窗熬炼之后,笔锋转向了对社会底层人士的访谈实录?

廖亦武:没有坐过牢,是不知道惧怕的。我们写诗那个年代,经常读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流浪呀,吟诵呀……后来坐牢,第一课,几个人把我抓起来剃头、搜身,用一根筷子杵进我的屁眼,“看藏没藏东西”——这对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是极大的打击,我从云端一下摔在地上。时隔多年,这一幕老是在我梦中出现:有人用筷子在搅我的屁眼。

以前我觉得,诗人的语言是很丰富的,但在监狱中,我找不到语言来跟周围的小偷、人贩子、杀人犯对话,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但是既然同在一个囚室,每天就要跟他们打交道。我在看守所里时,左边一个死刑犯,右边一个死刑犯。

左边这个死刑犯,是杀人碎尸的,他讲怎么杀他老婆,他老婆个子很大,骑在他的身上,他从床下摸出一把刀,一刀就砍在这儿(比划),砍进去之后,那刀锋还在嗡嗡地晃……他就老跟我讲这个细节,半夜三更睡不着了也把我摇醒,这么反反覆覆地讲。我当时很不想听,听得想发火,无法忍受!可他说,我是要死的人了,就要跟你讲讲。

另外一个死刑犯,要上路了,他还在吃早饭。刚把半个馒头塞进嘴里,“刘治中,”警察叫他叫得特别温柔。进来两个劳改犯,一下就把他架起来,拖出门去,我看见那半个馒头还在他嘴边塞着…… 这些镜头,我终生都抹不去。开始是一种强迫记忆,不想听也得听么,但是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了,脑子里盘旋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并不是主动选择——天安门事件中那些风云人物可能都是主动去选择命运,而我在命运面前总是显得非常被动,一切一切,都是强加给我的。什么“记忆工作者”呀,“见证文学”作者呀,记忆力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不想当也得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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