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话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议，在国内也引发人们的强烈反响和共鸣；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又说：“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
在这两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都拿太阳光明来说事。可见，光明的确是个好东西，不然，身为政府首脑，在如此严肃庄重的场合，温家宝绝不会重复曾经说过的台词。作为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完好无损的正常人，我或许无法体会光明对于一个盲人的意义，但作为一个生活在专制社会里的百姓，我确能深切感受到公平对于一个弱者价值。
就在温家宝的“光明论”还回荡耳边之际，在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任期内，山东临沂接连不断地传来一个盲人屡遭当地警方迫害的消息。
这位盲人1971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市的东师古村。幼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尽管从此见不到光明，但身残志坚的他自学法律，仅仅依靠盲文自学来的法律知识帮助村民、残疾人士维护合法权益。
正是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盲人，居然被临沂当局罗织罪名判处四年多的有期徒刑，更令人愤怒的是，在刑满出狱之后，临沂当局又动用秘密警察对他及其家人继续实施软禁，并暴力袭击前去探望的网友、律师和记者。临沂当局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这位盲人，其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帮助那些因计划生育而遭到野蛮对待的育龄妇女。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世间卑鄙可耻之事，有甚于此？
这位盲人是我们这个失落时代的最后一颗良心，是我们这个堕落社会的最后一丝希望，更是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国家里最弥足珍贵的一抹阳光。对于他的遭遇，倘若我们还能保持沉默，那我们有什么资格称之为“人”。
他是谁？
他就是陈光诚。一个盲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敢于同邪恶势力抗争的人，一个令全社会精英汗颜的人！
陈光诚的遭遇固然令我们悲伤，使我们愤怒，但更令人绝望的是，陈光诚的遭遇在当代中国并非个案。但凡我们还有一点良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光鲜社会下面都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阴暗和糜烂。
面对声援陈光诚的汹涌舆论，五毛们说此人有国际背景，此案比较复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临沂当局是迫不得已采取了某种过激反应，与其说是一种精心的组织，不如说是在不知怎样应对情况下的天然反应。
维稳，又是维稳！如果说经济是九十年代最大的政治，那么，维稳就成为当下最大的经济。君不见，中国的维稳费已然超过军费。据一位地方官员透露，光是陈光诚一案的维稳费就高达5000万元！
8月21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新综治委在原综治委40个机构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
至于增加了哪些部门，官方则讳莫如深。不过原来的40个机构成员就已几乎无所不包，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从公安部、国安部到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文化部，甚至连武警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全都囊括在内。据推测，新增部门可能会有国家发改委、国新办、国家信访局、全国总工会等。而新的综治委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挂帅，副主任包括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中宣部长刘云山、主管民政的副总理回良玉、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
如此高级别的规格，如此庞大的阵仗，这个机构甚至堪称一个小型的政府，对于它的更名，各方议论纷纷。有御用专家解读为，更名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决策，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从“治安”改为“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方式，凸显了社会管理的以人为本。
我倒更以为这是在暴力外面加了一层温情的合法外衣，使其以后在行使暴力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在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能发生陈光诚这样的案件，而且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声援下仍然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
再联想到今年年初，胡锦涛一再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讲话，一切似乎都明白了。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中共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党魁胡锦涛的确有底气大谈特谈社会管理。不过他话中的“管理”跟人们通常理解的“管理”并非同一个含义。
在1991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曾写过一篇《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尤为令人深思，“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
对此，胡平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一书中有极为精彩的论述。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高举“革命”大旗，不断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冲击；可是，这种局面不是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政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吗？
其实，《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意思无非是说：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群众，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压制人民。对于来自人民的反对意见，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获得压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套理论，倘放在革命时期或许有益而必要，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产政权的这一内在弱点，《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建议，中共务必要改换自己的理论，放弃已经不合时宜的革命口号，要向老百姓摆明“我们统治你们”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从权力向暴力的转变。
再回过头来看看胡锦涛关于社会管理的讲话，简直就是那篇由当时中共少壮派所写文章的翻版，只不过一个是统治，一个是管理，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层虚伪的温情而已。
已故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这样评价胡锦涛：“胡锦涛是在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属于正统的思想体系。他要按正统的路线走下去，要维持旧的一套，这就不会在制度上有什么改变，也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只能是搞些作风上的改变而已！”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顽固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共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动用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的敌我矛盾为借口对民间维权人士施行严酷镇压。
当初，中共为了给自己的造反披上合法的外衣，就宣称自己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称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当得到天下之后，面对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它就祭起“稳定高于一切”的大旗，不惜采取专制手段镇压之，并且赤裸裸地宣布，作为执政党，我就是要管理社会，一切妨碍我管理社会的事物都要毫不留情的给予最残酷的打击，如同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的好学生雷锋所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中，中共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革命党，企图推翻一切，砸烂一切；那么，在夺得天下建立政权之后，中共便蜕变成一个信奉功利迷信暴力的执政党，或曰“独裁党”。在夺权时期，猩红是中共的底色，依仗这血腥的颜色，中共夺得江山，并制造了多数人暴政的红色恐怖，建立了一个哀鸿遍野的人间地狱；在维稳时期，惨白是中共的底色，凭借这种死亡的颜色，中共垄断权力，施行少数人暴政的白色恐怖，并制造了一个冤狱遍布的神州大地。而陈光诚，正是这种白色恐怖下的牺牲品，更是戳破中共和谐社会的最有利证据。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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