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法媒: 对比晚清与今日中国 中共面对被推翻的命运
凯文 法广
一场纪念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仪式，却无意中成为当下现实政治的秀场，更成为未来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之间一条歪打正着的纽带。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百年辛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针对它的热情也并不是应景之作。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就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如何看待晚清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对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载今日的变革期望？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经被引用到滥俗的地步，而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则更加直接地点破了这层关系。
作为一场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许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体制层面上说，它推翻专制主义的王权政体，以共和政体取而代之，打开了平民大众参与政治的上升通道；
2.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则祛除了中国两千年来笼罩在统治者身上的“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从天命转换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进程。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面对这场转型，历史学者唐德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的三峡航程，但随着航向调整和时运流转，有望在100年后即21世纪中期驶出“历史三峡”的关口，完成现代化转型，进入海清河晏的平稳发展阶段。辛亥则是这段航程中的重要节点。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历史开始显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吊诡特征。尽管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尽管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却似乎回归到辛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模式，现代转型仍然未有穷期。
江泽民亮相、独立参选人与政治权力分配
10月9日，中国大陆官方庆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一如既往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调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的，却是此前被外界盛传病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助手搀扶下出席庆典，并在胡锦涛、温家宝之间落座。这位85岁的老人，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江泽民的重新露面，不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传闻，同时也给十八大之前的权力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当初的纷纷传言，还是如今高调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宫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权贵集团囿于短视，忙于权斗，面对各地立宪派苦口婆心的呼吁不断敷衍塞责，不肯分享权力，最后炮制出“皇族内阁”，令众多立宪派人士死心绝望，从而倾向于激进革命。
同样，当代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参与途径，政治高层的代际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内，演化成为“团派”和“太子党”之争——如果后者得势，更有出现新时代“皇族内阁”的可能——但面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不同集团维护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为前提，进行私相授受的权力博弈。
今天许多观察者都以“政治参与爆炸”来警告当权者，所不同的是，正统的保守论者以此来反对突破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稳妥有序”，而改革论者则强调居安思危，积极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事实上，从晚清历史来看，1908-1911年间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成绩相当显著，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从乡镇扩展到省级，各地士绅主导下的谘议局在既有框架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后人看作是由士绅阶层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这场“士绅革命”也没能阻遏后来国共两党鼓动的平民参与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为举国震撼的“社会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势比较，今天中国大陆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样明显，而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水准却远远不如。大陆正在面对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挑战。传统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
代议机构无法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说制约凌驾于常规组织之上的党。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年中以来涌现的独立参选人，其意义或许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己的想象，他们担负着探索政治参与重新组织化的使命，却得不到体制的有效回应，反而被视为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捣乱分子”。
尽管他们多数来自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并抱有建设性的心态，却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宽容，绝大部分遭受打压，无缘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在高层更替蜕变为宫廷政治、而基层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何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怨气和压力，是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台海两岸的历史天命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曾经言简意赅地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短短两句话，便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天命观”向“民主观”深刻转折的关节之处。
这一表态继承了中国古典政治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开启了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愿意趋向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姿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有不同统治模式背后的深层观念因素。
承袭中华民国衣钵的台湾在双十节当天纪念辛亥革命。马英九发表讲话回顾百年历史，以谦卑的风格，赞美台湾在内战结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后的业绩，并许下对未来的愿景。
相比大陆的宏大叙事，台湾版本的百年纪念身段放低很多。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和前任“阿扁”一样，马英九在通篇讲话中自称为“英九”。这种近乎讨好选民的称呼不仅旨在笼络人心，更揭示出掌权者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属性——“英九”是在推销政纲，而不是为历史代言。
马英九声称“怀着感恩的心”，承认内战失利是“重大的挫败”，但回顾了此后六十年间诸如科技产品、援外团体甚至棒球队等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例。即便在谈到未来期许时，作为民选领导人的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环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较为切近的领域之内。
在充分铺垫之后，马英九在临近结尾处针对胡锦涛的“统一”喊话回应称，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互相提升。
两岸之争如同两军对垒，都在寻找对己更加有利的战场。台湾提出“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手中”。而大陆以其庞大的体量，宣称继承了历史正统，掌握了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政治人物，胡锦涛和马英九在纪念辛亥的讲话中都不可避免地标榜既有成绩、展示未来愿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这种隔空喊话的竞争势态，使得很多观察者都有意识地比较两岸领导人所体现出的不同措辞风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态，从而折射出各自背后的体制特征。
正如所谓“五四精神”一样，“辛亥精神”也在大陆官方版本中逐渐被异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称的民主与科学，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遮蔽。
同样，本质上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内战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锦涛的讲话中被塑造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并被贴上同样的“爱国主义”标签。换言之，辛亥的本质特征——反专制的“共和主义”被成功地置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义”。
在这种重新定义的语境下，辛亥身后的历史正统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胡锦涛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49年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失去了“政统”与“法统”，而且在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同样被剥夺了“道统”的合法继承权。这正仿佛在家父死后，养子声称有权驱逐嫡子继承家业，理由不仅仅是他的拳头更有力，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这种历史正统性的论证，通过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得以加强。对此，胡锦涛称“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宏大的强势话语，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神学经过变形的世俗版本，它声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的必然性，正仿佛先知声称能够理解神的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像古代君主那样直白地声称自己是“天命眷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不过是末世救赎论的一种世俗版本，是满足信徒渴望的终极境界。于是“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御的命中定数，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样。
历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头，却在深层展示出轮回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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