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中宣部比铁道部坏一百倍


铁道部很坏。在这个部里,贪官污吏成群结队,坏人坏事层出不穷。今年年初被中纪委拿下的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前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正是铁道部官吏群体的典型代表。
此二人一为中国高铁之父,一为中国高速列车奠基人,托铁路大跃进之福,二人的贪贿金额和情妇数目也大放卫星,一路狂飙,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
据传,刘志军有中国籍情妇18人,另与张曙光共享俄罗斯籍情妇2人,张曙光有国外存款28亿美元。这样荒淫无耻、贪腐无度的坏人能够在铁道部里长期坐阵,且如鸟归林,如鱼得水,呼风唤雨,遮天蔽日,这样的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小人得志,恶人得势,岂能不坏?

铁道部也很牛。与其他条条相比,铁道部很特殊:地位不算高,但权力很集中;管事不算多,但油水特别肥;贪腐特容易,但惩处很困难。这是因为它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自上而下,央地一体,行政集权,产业垄断,对外封闭,自成一统,是个独立王国。
自己执法自己监督,自己立规自己批准,自己招标自己中标,自己批钱自己花钱,连公检法都由自家人包办了,故而人称铁老大。同级机构让它三分,地方政府敬它七分,一般人物碰它不得,平民百姓惹它不起。真敢管它的,只有那几个政治局常委。
可是,以铁道部独家经营的命脉资源和过手财神的雄厚财力,就算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受收买,收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若干个亲属子弟则轻而易举、不在话下,如此一来,政治局常委也就未必还愿意管、管得住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专门的铁道部,但中国政府一直离不开它。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机构改革(比如所谓大部制改革)还是央企改革,永远也改不到铁道部头上,它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坚如磐石,稳如泰山。这样的部,中国不多,外国没有,岂能不牛?
既坏且牛,必失公信,必有积怨,必然招人烦、讨人嫌、惹人恨。生为中国人,想要让我们拥护铁道部,或者哪怕只是不那幺反感铁道部都很难,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注定要无数次地遭遇铁老大,要无可奈何地受铁老大的气,年复一年地吃春运的苦,有时水深火热,偶尔还需搭上性命,而铁老大早已麻木不仁。
按照邓小平制定的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三不标准,铁道部早就应该寿终正寝了。
所以毫不奇怪,当铁道部出了大事,闯了大祸,人民群众逮到机会可以向它发泄怒火,它必定要比其他的政府部门承接更多的批评指责,忍受更多的横眉冷眼。同样是特大交通事故,出在交通运输部系统与出在铁道部系统,其社会评判往往会大不一样,铁道部必定狠狠挨骂,交通运输部则未必。
这一是因为铁道部体制是行政集权、行业垄断,责任主体单一明确,它不大好找替罪羊,没有办法诿过于人,二是因为它一向既坏且牛,积怨甚多,早已触犯了众怒,得罪了国民,早就想骂它的人太多。恐怕第二个原因是主要原因。

“7•23”甬温线和谐号追尾,铁道部新欠下四十条人命,猛然间跌入民愤的深渊。事故调查尚未结束,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由信号设备故障和人工调度错误相叠加而酿成的责任事故,是百分之百的人祸,与天灾无关。
对此,铁道部当然责无旁贷、罪无可逭,其成众矢之的,为千夫所指,是它该当的(当然,应该为救援和善后工作中的过失和错误负责的,并不止是铁道部,还有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其他有关方面)。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因言语不当激化舆情,被网民人肉,一夜之间声名狼藉,其臭名昭彰的程度,大概已不亚于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炫富少女郭美美。以前并无恶评的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先生,其公共形象也变得一塌糊涂,网民谣传盛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从旁门溜走,遭记者群殴
显然,群殴部长的不是记者,而是民意,人民群众翘首盼望铁道部遭受严厉责罚。深圳某知名餐馆甚至公然挂出了铁道部官员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以上种种,足见铁道部之不得人心。
但是,本文要说的是:铁道部虽坏,远远不是最坏;铁道部虽牛,也远远算不上最牛。比铁道部更坏更牛者有的是,中宣部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坏可以计量,中宣部比铁道部至少坏一百倍。
729日晚上,就在“7•23”亡灵即将进入头七,各大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正忙于推出揭示真相、追问责任的深度报道之际,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布禁令,紧急叫停所有事故报道,除了权威机构——想必包括铁道部发言人在内——发布的消息和新华社通稿之外,一律不得再发任何独立新闻和评论。
中宣部这幺做,理由不外乎维稳。是怕亡灵不稳,还是怕亡者家属不稳?是怕网民不稳,还是怕网民把铁道部批到不稳?抑或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已经有些不稳?人们未知其所以然。
中宣部发禁令从来不需要向人民讲道理,它就是这幺霸道,“7•23”不过是一起交通事故,与政治、意识形态扯不上太多关系,媒体禁令有何必要?可中宣部就是这幺做了。中宣部“7•29”禁令比铁道部“7•23”事故坏一百倍。让我们打一个不一定准确的比方:铁道部是过失杀人,中宣部却是蓄意灭口。
铁道部之坏与中宣部之坏的区别如下:铁道部之坏,是坏在明面上,坏而尚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或许还有救,中宣部之坏,是坏到骨子里,坏在根子上,坏而至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实在无药可救;
铁道部之坏,尚有民愤作警戒,尚有舆情可牵制,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可管束,尚须忍受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向它拍板砖、对它造谣言,尚有残存的良知可为自我约束,尚需理屈词穷地为自己辩解(有时难免会像王勇平先生那样急中生愚、慌不择言);
而中宣部之坏,则坏到做坏事无需解释、不容分辩的地步,坏到专以扭曲公义、侮蔑良知为能事,坏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要与它沆瀣一气,坏到不仅容不得人们骂它坏,反而还要颂扬它(至少默认它)一贯正确。坏到中宣部这个程度,铁道部已经望尘莫及。
中宣部之所以敢于比铁道部更坏,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比铁道部更牛。中宣部直属中共中央,名义部长通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充任,可见其级别之高。而实际上,中宣部的真正头目,乃是担任中央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那位政治局常委。至于常委背后还有哪些高人强人为中宣部撑腰壮胆,就不好说了。但既有常委幕后担纲,中宣部焉得不比铁道部更牛?

中宣部是与铁道部完全不同的机构,性质不同,功能不同,组织结构也不同。铁道部更像一间政府性公司,它既要行政,又要经营;既要讲政策,又要讲效益;既要为人民服务,更要为人民币服务
所以它既干好事,也干坏事,有时候会把好事也干成坏事。中宣部可就大为不同了,它是专门折腾媒体、蒙蔽人民、包办真理、替党遮丑的机构,专心致志以言论自由为敌,一心一意与政治改革为仇,也就是说,它是个专干脏活、专做坏事的机构。
当然,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一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老板——共产党,二是都有特殊的部门利益,都爱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都特别腐败(但二者的腐败伎俩也有些差别,铁道部是用经济的办法——搞建设谋发展”——来搞腐败;中宣部是用政治的办法——即通过整人、整媒体、玩权谋——来搞腐败)。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在本质的意义上,铁道部、中宣部及其各自统领的两个条条,都是毛泽东极权时代残存下来的遗留物,是新旧时代杂交的体制怪胎。
铁道部是计划经济色彩保留得最多的一个政府部门,与之相同的那些政府部门——如纺织部、化工部、煤炭部、石油部、第X机械工业部——早已不复存在,与之相似的那些部门——如工信部、交通部、民航总局——也经受了或改头换面或伤筋动骨的改革,建立起了更多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只有铁道部几乎没变,仍然秉承政府垄断、长官意志、政企合一、以官营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命令经济体制。
中宣部则是所有党政军群机构中最具极权主义性格的政治机构:它的血统渊源是纳粹、布尔什维克,戈培尔是它的老祖宗;它挂在党中央名下,却不仅管党员,也要管所有媒体、所有网民、甚至全社会;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持续不断地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言论权。
像中宣部这样的机构,在任何一个合法政府里都是非法的,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里都是反常的,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幸福社会中,它都是不幸生活的源泉。
所以,关于铁道部与中宣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要想变成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中国人民要想成为有尊严的幸福的人民,铁道部或可改革,中宣部则必须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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