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十周年寻找最佳政改时机 \江迅

茉莉花按：没有革命的呼声和巨大压力，所谓改革只是当局一个骗人的借口。当年革命爆发，清廷宣布改革，接受曾经民间提出的所有制宪条件，但为时已晚。中共正在走这条老路。

·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党庆前夕，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表示：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根据中共高层幕僚透露，中共可能要到十年后的二十大，才能全面推动政改，十八大将先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管理。《人民日报》发表《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王沪宁执笔，九常委签名，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政学两界再现左右之争，影响中国未来。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九十年风雨，九十年坎坷。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日。中共诞生之初，仅有五十多党员，而今，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执政党中共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截至二零一零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八千零二十七万人。一个执政大党，未来的路怎么走？有学者认为，中共执政以来，从总体上看是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又吞噬了执政党。此说表述出中共执政问题的症结。人们寄希望于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尽快推进以改革执政党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从中南海获得的信息看，面临丛生的社会尖锐矛盾，一旦推行政改，担心添乱失控，中共十八大重点解决的是社会体制改革。如何改革，中国正处于不同思想的剧烈碰撞中，思想的交锋事关中华民族何去何从。

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前四天，即六月二十七日，正出访欧洲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他展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路向，他说：「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温家宝在异国土地上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对外的一种宣示。

人们关注温家宝出访外国发表讲话时，是否提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大焦点。二零一零年半年内，温家宝七谈政治改革，大都是在出访外国之际能自由发挥的讲话场合，不失时机地突破「禁区」，一再重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零一一年以来，又多次提及政改。温家宝在英国伦敦的这番讲话，令人再度惊讶。境外诸多媒体旋即评论说，这是温家宝对北京《人民日报》署名「中纪闻」那篇文章的反击。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中纪闻」的《党的政治纪律是高压线》一文，声称不允许党员、干部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境外舆论认为，这是不点名批判一直呼吁政治改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政治评论家、《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却认为，这种解读是绝对错的，中共高层没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改革路径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他说：「中纪委提出，党员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党员要有基本约束，党员与一般公民有不同要求，这和社会开放也并不矛盾。中纪委的这篇评论，是针对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阻止极左和极右两边势力的发展。要回到文革时期，不可能；要三权分立，实行多党制，也不行。我认为，中纪委这篇文章的署名用『中纪闻』，就很巧妙，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

熟悉中共高层游戏规则的都明白，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二十二年来，中南海汲取的教训是，中央高层不能分裂，尽管高层观点相左，甚至暗中较劲，表面上还是和谐和气。陈希同、陈良宇等政治局委员下台，表面看都不是政治原因。外界对贾庆林、黄菊等政治局常委的传言纷纷扬扬，当局也始终不予回应。这就是中南海高层政治。因此，当局不可能允许中央喉舌《人民日报》载文抨击一位总理。

在「中纪闻」文章发表的翌日，即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这是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的收官之作。该报观点版从四月下旬起，陆续发表五篇「本刊评论部」的系列评论。亚洲周刊获悉，这五篇文章，都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执笔起草，经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别签名同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有助于维稳，倡导政府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从四月下旬起，该报还陆续发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文章主题都是讨论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并针对社会热点、敏感问题作点评，引起反响。

对此，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的周瑞金说：《人民日报》有一条主线，推动当前改革开放，从舆论放宽角度，包括倾听沉默声音、包容异质思维、还公民权利等角度，作出舆论呼吁。文章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该怎么做，体制内不少学者认为，文章中政治改革的观点比较模糊、比较保守，但绝对没有反对推进政改，问题只是政改的路径选择和推进方式，有不同表述，从何处切入，何时启动，有不同观点而已。

周瑞金说：「现在如果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毫无疑问会将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者选上去，这是不成熟的表现。目前，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并不具备。这一阶段，实施社会体制改革，解决民生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贪污，取得成果后，在这基础上，推行政治体制为主的改革，改革执政党，核心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改变，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关系，与司法关系，与政府关系。这才是走上正道，是一个执政党成熟的体现。现在国内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中央不敢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担心体制一乱，趋势恶化，更难控制。」

重点解决社会体制改革

据周瑞金分析，中共十八大重点解决社会体制改革，中共二十大起重点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到建国百年，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那时，中国经济总量也超过美国。他提出一个观点，总体上中国今天面临的全面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体制为一体的改革。根据现实，这四位一体改革分三步走。

他说，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带动政治、文化改革；第二步，社会体制改革带动四位一体改革；第三步，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融化在这三步之中。他说：「我们已花了二十四年，把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阶段，二零零四年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表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妥，接着是进一步完善。这一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标志着重大转向社会体制改革重点阶段，中共十七大提出解决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接着又明确提出社会体制改革。二零零四年至今，这一阶段也需要二十多年，从今年的『十二五』规划算起，用两个五年规划时间，即还需要十年，在建党百年时，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而后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中共二十大的事了。」

二零一一年春，中共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形成社会新的管理格局，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五月三十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近年来，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发期，群体性事件、百姓暴力维权事件频发，给当前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添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各级政府也在思考，如何才能创新管理方式，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作为执政党，中共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民众维权与政府维稳如何协调。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维稳和维权，表面看似乎对立，但如果政府维稳能从根本上解决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群众维权也能在维护权利的同时维护大局的稳定。群体事件大多是伤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造成的。群体事件的解决，是维稳中一个尖锐问题，中央现在办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培训班，就是教会基层干部要稳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据悉，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对中共县委书记限权、削权。

北京资深时评人廖保平认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任重道远，不仅仅是创新管理方式就能解决的，危害社会稳定的根子，还在于百姓关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长期累积的社会民怨得不到释放。为何走不出「维而不稳」的怪圈，根子还是在于没有真正化解矛盾，百姓权益受损行为没有得到及时阻止和纠正。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根本出路不仅仅在于管理方式的不断翻新，更在于满足群众的权益诉求。

当下，各地层出不穷的社会维权群体事件，大都涉及一地的无法无天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当局认为，中共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大、影响大，要实施重点管理」。两年前，中纪委、中组部确定在成都市武侯区、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开展县委权力限制试点，历时一年半，而这一《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涵盖了三地试点工作的经验总结。据悉，中共已开始集中培训全国二千多名中共县委书记，三千多名县级公安局长，已分七批到北京集训。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这在中国公安历史上尚属首次。

唱红歌与毛泽东的争论

时下，在中共政坛出现两大争论：如何看待唱红歌？如何看待毛泽东？距离中共十八大尚有一年多时间，喧闹的政坛上，两股势力、两种声音针锋相对。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唱红，即以唱红色革命歌曲为主的红色文化，正向全国蔓延。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红歌九十年》节目。三十六首「唱响中国」歌曲，经一年多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五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推广。入选的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近五十位著名歌唱家联袂登台，在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与在场一万人同唱红歌，这场名为「新长征路——二零一一鸟巢大型互动红歌汇」于六月十二日举行，成为全国唱红歌的亮点。

从二零零八年六月开始，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至今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十八万一千场，参与市民超过一亿一千万人次，成功举办中华红歌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红色文化在一些地区复兴已有两年，最近在更大范围流行，连监狱在押者都被迫大唱革命歌曲。五月十一日，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到九龙坡区看守所、重庆第二女劳教所、渝都监狱，调研红色文化进监狱工作。他说，要把在押人员学习红色文化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依据。有趣的是，重庆卫视改版为红色频道后，收视率大幅下跌，最新全国二十七城市收视率统计，省级第一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三十四，省级卫视中排名第二十二，比改版前大幅下跌。据悉，目前重庆广电集团内部压力重重，亟需裁员和缩减开支，首当其冲的是卫视广告中心，已裁减人员二成，集团集体工资下调，一线采编人员工资下调一成五。

重庆唱红的高潮是六月重庆「红歌」晋京演出，规模和档次空前，既表现出重庆对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文艺汇演的重视，重庆也希望借机在京城正面亮相，让更多人能真实观看重庆唱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率重庆十四个合唱团组成的「千人红歌团」于六月十一日进京唱响第一场。重庆演出团进京，四天演出八场。重庆「唱读讲传」演出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北京朝阳剧场、清华大学、全国政协礼堂、中央党校礼堂等地，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四种形式巡回演出，有《祖国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少年中国说》等节目和孔子、孟子、包拯、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雷锋等经典话语的「唱读讲传」的演绎。

对这次晋京，薄熙来亲自审定活动方案和每场节目，并在开幕式上带队出席。据重庆一位官员透露，薄熙来原以为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只要在北京，都会出席观赏演出，不料，仅是演出前的六月十日，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接见了重庆红歌队演职人员代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前往观赏。重庆市红歌进京汇演受冷遇，在薄熙来出现的多个场合，都只有他唱「独角戏」而形单影只，陪衬的只是他手下的如许官员。京城高官多如过江之鲫，却没有象样的高官捧场，对于这种官方色彩浓重的进京演出而言，无疑有点难堪。

起源于重庆的红歌运动，在七月一日前夕，各地城市小区都越唱越响亮。中共执政后，有三次唱红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至今还留下一部《红旗歌谣》，「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就出自于此。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铺天盖地的毛泽东语录到小靳庄诗歌，农民不干活每天写诗。第三次就数当今，是大跃进和文革后的又一次红歌兴起。对此，北京时评家曹景行认为，唱歌主要是个人爱好，从KTV之多就可以看出国民喜好开唱。但非要唱一种歌，而且还要弄出高潮，就非国民之福。第一次高潮后，饿死两三千万人；第二次再高潮，又斗死成百万上千万人。这次又唱了，光是拆迁就已经死了不少。历史学家程映红评论说，中国确实不稳定，中国确实需要稳定，所以维稳是不错的。但中国不稳定首先是因为中共内部不稳定，而红歌运动就是这种内部不稳定和渴望稳定的表现。

重庆的唱红，引爆中国政坛思想界、舆论界左右两种思潮的论战。薄熙来始终认为「重庆的唱红绝不是什么极左运动，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过，重庆的唱红，却令北京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颇为振奋，他们为之摇旗吶喊，乌有之乡近百成员组团前往重庆「朝圣」。三月二十四日，乌有之乡在重庆举办专题讲座《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由乌有之乡主要成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主讲。事后，他的演讲受到乌有之乡网民的欢呼：「句句是真理，有张教授在，中国不会亡，共产党不会亡」，「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张宏良水平更高的理论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人民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四月二十八日，张宏良在网上发表《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再次刮起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认为「一场拼死的政治大搏杀就要开始了」。

左派的最新号角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一个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题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无疑，这一讲话像他近两年来的诸多讲话一样，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篡党夺权」，「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等，都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而发，颇具针对性。他代表的是一股强大势力。

左派与自由派之争

近年在政改和时政评论颇为尖锐而活跃的辛子陵，曾任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着有《红太阳的陨落》等。四月二十六日，北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要清算毛泽东罪行。

他写道：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或后悔。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但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剥离一切神像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评判。

五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等人组成「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全国「公审」茅于轼、辛子陵，指他俩是「卖国贼」、「汉奸」，并在全国联署，二十天有六万人签署，其中有原青海省长黄静波、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等。六月中旬，公诉团将公诉书及联署名单，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地公诉团也递交各地人大。

公诉书说，「他俩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一股否定党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现象决非偶然，它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政局将进入多事之秋？

当下，官学两界再现左右之争。北京政治评论家马立诚认为，中国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之争，过去几年一直处于暗战之中，从没有像今天这般激烈和公开化。这种壁垒分明的争斗，让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中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公开斗争并蔓延到执政高层时，一场政治风波便不可避免。

中国的改革仍在半途，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即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前些日子，马立诚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胡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而在今天有一些干部口中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胡耀邦的改革精神。胡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马立诚说，就目前情况来看，顶多只到了中天门。既不能被「风景这边独好」的颂词迷住，不思进取，也不能害怕十八盘的险峻，畏葸不前。时至今日，只有痛下决心推动改革不断突破，才能解决越演越烈的社会矛盾，增加各阶层民众的认同感；才能为积聚的熔岩开出一条涌流和疏解的通道，和平完成渐进式转型。借用前总理朱镕基一句话来结尾：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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