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实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这是包括许多共产党高级官员在内的共识。这是迟早的事情，转得越早，就越主动，越容易，越少后遗症，转得越晚，将来要面对的问题就越复杂、越尖锐、越不好处理。分歧在于如何转型、何时转型、以及由谁来推动转型。很多学者对于胡锦涛领导中共的改革、中国的转型是相当悲观的。
之所以悲观，在于中共自己窒息了一切推进转型的社会力量。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由于社会资源被当权者垄断，挑战稳定、推进变革的力量被切割隔断，成不了规模;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裴敏欣也表示悲观：目前中国是一个没有反对精英的社会，主要反对精英分子，要么被招安，要么入狱，要么流亡，所以，草根性的反对运动，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势力，造成全国性的反对声势。
“叁个代表”的提出，被人解释为中共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的转型启动了，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江泽民、胡锦涛心目中，“叁个代表”与其说是他们在价值理性上有任何突破性的颖悟，不如说他们在工具理性上的某种实用性的灵机一动。他们并没有想扬起修正主义大旗，只是想度过眼前的困境和危机。(博讯 boxun.com)
即使胡锦涛派人去欧洲研究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也并不一定就表明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打算走社会民主党的路。据知情人介绍，他们想借鉴的，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的具体社会福利政策，用来缓和失业下岗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想看到的人物，却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想极力避免成为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範例。中央党校从九十年代中叶开始进行的许多研究，正是研究如何避免中国走前苏联、东欧、甚至包括台湾、墨西哥等一党专制的国家所走的政治转型道路，认为那是一条导致执政党垮台、带来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的道路。
解铃还须系铃人，迄今中共差不多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叁个代表”是没有办法时逼出的办法，使中国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宗旨，与加入WTO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日益加速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显得一天比一天滑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变成“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重要的变量使中共的一党专制未必能“长治久安”，这就是中国的深层危机正在一步一步地浮现、逼近：人口的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断裂……一句话，生存空间的紧缩，迫使中共越来越面对浓重的阴云，像农业的破产，严重的失业，腐败、社会诚信缺失，乃至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法轮功压而不服……等等，避免这一切聚集成风暴倏忽而至、摧枯拉朽，唯一的希望和努力全部集中在经济高速发展这上。可是，经济自有其规律，谁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永远不掉下来呢?
2002年元月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介绍胡锦涛及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长文，结论是：下一代领导人将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即使不是民主，至少也是一个更有透明度、更对公众负责、更为职业化的政府。
确实，这或许就是胡锦涛版本的“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此酝酿草拟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组织体制改革草案。
在不少场合，胡锦涛都强调要推进干部的“四化”，“大胆任用年轻干部”。2002年7月，试行五年之久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佈，被认为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胡锦涛在要求各级学习条例的同时，还概括了选拔干部的四条标準：一、注重看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注重看干部的作风;叁、注重看干部的政绩;四、注重看干部的群众公认度。
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和试用期制、领导干部任期制、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近几年制定的“叁重一大”制度(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都有了相当进展，虽然远远谈不上对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伤筋动骨。2002年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十六大筹备小组拟定组织体制改革草案，在部分机关进行谘询。规定的内容相当具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长、委、办主任，不担任同属部、委、办的党委(组)书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办正职，在同一部、委、办只能担任一届(外交部、国防部等若干部、委、办除外);副职在同一部、委、办最多担任叁届。
草案还规定，组织体制改革将参照中共建政初期那样，让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若干正副职务。具体做法是：国务院部、委、办中，除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委、人事部等部门的正职需由中共党员出任外，其他部、委(办)，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符合条件者也可任正职。有关方面还特别列举中共建政初期安排1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出任正职的情况，如史良任司法部长、李德全任卫生部长、傅作义任水利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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