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利
近年来，由于民间史学界和部分当事人的努力，有关“九一三”事件的迷雾逐渐消散，这些不同于官方的历史解读对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及中共当年权力运作的内幕有很大帮助，其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原东野（四野）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可谓弥足珍贵，作为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他们能够在晚年写下这样的回忆录，无论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他们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老红军，这几位原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境内，而只能选择香港出版，除了作者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身份之外，还由于他们的回忆录突破了中共官方对党史问题的标准说辞，因而属于回忆录中的异端。和一般回忆录不同，这几位原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对于中共党内、军内的事件和人事关系采取了比较坦率的态度，既有可读性，又有史料价值，甚至可以帮助解开我们对于一些中共党史问题的谜团，我想，这几本回忆录是值得对中国历史、政治有兴趣的人认真阅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几位作者的贡献。
但在对这几本回忆录的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值得读者警觉和思考。
首先，几位作者的回忆录显然对很多历史事件采取了选择性记忆的态度。比如说，作为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对于东北战场的全局是不乏了解的，回忆录的记录并不完全限于自己所参与指挥的战斗，可是这几位原高级将领均对东北战场的重要战役——长春围困战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几无详细文字涉及。我们知道，当时的东北野战军对长春采取了严格围困的方式，为了加快城内守军的生活物资消耗，解放军甚至不许长春城内的居民出逃，而是将他们严格限制在城内与国民党军队争粮、争水，导致几十万的民众惨死。林彪、罗荣桓下发的《围困长春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后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饥民成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钱上吊。”如此悲惨情形，三位作者的回忆录中无一涉及，对于围困长春，李作鹏倒是罕见地有一段记录：“当我纵进到长春东南地区时，敌人正实行‘杀民养兵’、‘要长春不要老百姓’的政策，敌人把城内许多市民的粮食、财物全部抢光，然后强迫驱逐他们出城。”“在我纵驻防的阵地前，也出现了从城内逃出的大批难民，我们及时发粮救济并安置他们生活，他们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纷纷控诉蒋军残暴罪行。”如此回忆，则明显存在歪曲历史的嫌疑了。
再比如，对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在军队内部进行所谓诉苦运动的成效，几位作者均推崇备至，但对土地改革的残酷性却不置一词，以现代眼光而言，即使不考虑私有财产保护问题，仅就人道而言，土改运动中大量杀人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位作者作为高级军事、政治将领，对此不会没有了解，但同样没有一句话触及土改的这一面。
不仅如此，对于另一个问题，他们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做法。我们知道，中共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火速赶赴东北，是因为苏军占据东北这个因素的存在，没有苏军的帮助，解放军在东北的立足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初期的战争失利后，中共军队背靠苏联、朝鲜，甚至直接派人进入朝鲜境内，将朝鲜当做运输、后勤基地，在当时的中共军队中还有几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众所周知的苏军在东北军纪败坏的问题，几位作者也都采取了选择性失明的做法，不予涉及。
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性记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位作者的回忆录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记录。对所记录的事件及言论尺度，他们的内心仍然存在一个自我审查的问题，似乎仍然在保守某些“军事机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无法突破党化语言的局限，经常使用一种“老同志式”的口吻来描述一些“革命历史”，以他们写作时的身份，这样的口吻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
和一般老红军写回忆录不同，在写作的时候，这几位作者已经不再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而是刑满释放的罪犯，换一个说法：他们已不再是体制内退休官员，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关系，基本上已经被割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忆录并没有打算在生前出版。因此，这样的自我审查，看上去有点令人困惑。对于一个将他们抛弃的政权，他们仍然采取了不必要的美化和粉饰。
但审视几位作者的个人经历，他们这么做却又不令人感到奇怪。作为中共军队从小到大发展过程中筛选出的优秀将领，几位作者的思想经历和中共专制过程的形成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既受到中共的教育，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共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结构（比如李作鹏在山东军区工作时，就提议并经罗荣桓同意，创建了司令部的作战室制度），尤其是几位作者都时间不等地担任过军队的政委职务，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共内部政治正确的代表人物。因而，虽然中共在夺权过程中高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口号，但在其组织内部的核心思想中，自由、民主、人权是没有地位的，其表现之一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系统性的阐释和学习，相反，斗争、阶级、路线、革命这些词语，却是每天被灌输、被使用的概念，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本能的“政治人”。因此，当一个标榜追求民主的政党沦为专制机器的时候，号称为穷人打天下的政治化了的军人们，对几十万死在长春城的难民的死亡漠然置之也就毫不奇怪了。
专制者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漠视是必然的，但在专制者看来，由此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并不是灾难。所以，当几位作者局限于文革中的具体人事关系而为自己进行辩解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做专制机器的一部分而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意识和记录，相反，中共建政过程中的残暴一面被掩饰，革命者被照例美化。这并不一定源自他们个性的不诚实，也许是一种长期养成的“阶级本能”。除非系统改变个人的知识和思想构成，这样的漠视不会轻易因为当事人地位的变化而得到改善。作为历史当事人，他们从具体人事关系这个角度，来为自己辩解，并对毛泽东有程度不同的否定，但对专制政治绞肉机的本质没有完全看透。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早就这台绞肉机的理论、思想基础和过程基本上没有反思。他们对于前半生的回忆看上去和一般老红军的回忆录并无太大差别，对于自己的战绩，他们基本上是感到自豪和津津乐道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投入全部心力所创建的政权是一定要杀人的——不仅杀敌人，也杀自己人。因此，当这样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权诞生时，大批“自己人”将被冤枉、被杀害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如果不从根本上建立人道、人权的制度，每一个人的人权都无保障，而当他们受到侵害时，无处伸冤的遭遇实属正常。
所以，我认为几位均活到了21世纪的作者的最大悲哀在于，他们没有搞明白遭受抛弃、迫害的真正原因和加害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为这个加害者掩饰和粉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也许我们不应苛责深受历史局限的几位写作者，而且首先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共长期思想统治通过历史、文艺等隐蔽的方式在几代中国人的内心植入专制的顽强基因，使其受害者乃至反抗者都难以摆脱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那些被扭曲的思想和观念，于是，程度不同地成为帮凶。而具体到这几本书而言，作为读者，如果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保持一种警觉，对于那种“老干部”式的语言和叙述全盘接受，那就无法避免继续遭受中共长期意识形态遗留的毒素，将我们的历史观搞乱，而不能正确地面对未来。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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