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也是有条件的，我不能爱一个罪恶之邦。我的祖国没有自由，我要努力使她获得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才尊重法律，同理我们也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才爱国。我不是 ‘我爱大清，可谁爱咱’的常四爷。
作者:余杰
2011-04-02
我很喜欢冉云飞的文章，并非因为我们是老乡，而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在这个幽暗国度里，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更加重要。网友“十年砍柴”在冉云飞的《通往比傻帝国》一书的封底有这样一段评论：“冉云飞的气质是草莽气、游侠气和书卷气的混合。冉云飞这些年的激扬文字，亦是理性、激情和愤怒糅在一起，锋芒直指大大小小的焚书者。”冉云飞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著作中，《通往比傻帝国》是最有锋芒的一本随笔集。全书分为四辑，分别为：“追捕生病的制度”、“不穿裤子的书生”、“可怜的中国教育”和“散布可能的风景”，这四十八篇文章，每一篇都是“温柔的板斧”。
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书店上，《通往比傻帝国》是唯一的一本仍然可以买到的冉云飞的著作。在卓越网上，我看到一位读者留言说：“冉云飞是独立的……要独立就不要依附，云飞靠的就是著书立说，这需要大家的支持。买一本书，完我一个心愿。”无论读者买了一本书之后冉云飞是否真正拿到版税，但这份情谊依然宛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作家能够得到读者如此真心实意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幸福了。
坐上“载满鹅的火车”通往“比傻帝国”
网友“东南马道六号”在一篇书评中，将冉云飞的《通往比傻帝国》与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两本书看成是“一对儿”。冉云飞书内同题为《通往比傻帝国》的那篇文章，恰好是谈王怡的。
“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源于表现人人自危的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电影《毒太阳》。独裁者常常喜欢将自己比喻为太阳，而对民众来说，这太阳却是灼热和毒辣的。 “载满鹅的火车”这个比喻意味着没有诗意，意味着集体的愚蠢；而冉云飞的书名，却径直挑明并接续了“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隐而未发的讥讽－－“通往比傻帝国”。
所以，两本书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揭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千百年来，中国人坐的是同一列“载满鹅的火车”，通向“比傻帝国”这同一个目的地。不过，不同的书名显示出两人写作风格上的差异：王怡喜欢使用隐喻，文字如打七伤拳，使得对手表面上看毫发无伤，实际上却伤及肺腑；冉云飞则喜欢直抒胸臆，文字如打降龙十八掌，招招都虎虎生风，让宵小望风披靡。
最能体现中国人基本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在古代是戏曲，在今天是电视剧。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说过一句话：“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啊！”对此，冉云飞解释说：“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谁比谁更聪明，不是聪明本身就能够定夺的，而是因着无上的权力，才能够变得‘更聪明’。推尔广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各级官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既广大的民众。”
很不幸的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当中十有八九都是傻子，这是指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当然他们在维持权力上是很聪明的，是厚且黑的。在这样一个权力格局之下，即便老百姓当中真有聪明的人，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也要假装出傻瓜的模样。中国最大的悲剧，是中国人的才智都用到“比傻”上面，而“比傻帝国”必然就是“停滞帝国”。统治者可不管国家是停滞还是发展，只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胜利。而被统治者呢，只要能“活着”，即便像鹅一样被圈养在“动物庄园” 里，也是可以忍受的。
打破“比傻”的恶性循环
冉云飞是少数不甘心于像鹅那样被运到“比傻帝国”去的人之一，他毅然从这辆火车上跳了下去。
自己跳了下去，还能多带几个人跳下去吗？自己奔向了自由，还能多带几个人奔向自由吗？冉云飞有这样的负担，但其他人敢像他这样冒险吗？正如鲁迅那个最为人熟悉的比喻，中国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铁屋子里面全是熟睡的人们，你把他们都叫醒过来，这些人不仅不会感激你，反而会因为你惊醒了他们的美梦，对你群起而殴之。
即便如此，冉云飞仍然笔耕不辍，以传播常识、推动自由为己任。他就是要打破这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比傻”的恶性循环，就是要打破这幕“人质爱上绑匪”的荒诞戏剧。
从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到《皇帝的新装》里童言无忌的孩子，从鲁迅《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到揭穿“比傻帝国”真相的冉云飞，他们的遭遇都是被敌视、被羞辱、被隔绝，这就验证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待见的。
爱国就是让国家成为自由之国
将自己的祖国比喻为“比傻帝国”，将自己的同胞比喻为“火车上的鹅”，这样的言论比起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来，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难道真像官方媒体辱骂的那样，刘晓波和冉云飞们都是卖国贼吗？
不，再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国了。如果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片土地和这群同胞，冉云飞为何每天都起早贪黑、奋笔疾书呢？他以“每日一博”的方式撰文呐喊，还编辑“冉氏新闻评论周刊”这样一份“一个人的网络报纸”，这些工作都没有稿费和报酬。他堪称汉语网络上的“第一义工”。
冉云飞的言论，表面上看像鲁迅，骨子里却更接近胡适，即便作怒目金刚状之时，亦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他是以积极自由的方式来捍卫更多人的消极自由，他的文字是清晰的、坚定的、简洁的。在《通往比傻帝国》一书中，他着力批判的便是官方愚民的宣传、教育以及对历史的伪造。他对史料的搜集可谓竭泽而渔，其结论才能如铁板上钉钉，让官方教科书中的那些造假之处昭然若揭。英国作家C.S.路易斯也对权力者弄虚作假的方式深恶痛绝，他写道：“在我看来，向年轻人一板一眼地灌输明知是虚假或偏颇的历史，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传奇，经过粗劣的伪装后被拿来充当教科书上的史实。以这种方式培育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旦持续下去，便会有害，但不会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心中维系长久。”冉云飞虽然是学文学出身，但这些年来他的研究重点已转向史学，比如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对以吴虞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对成都地方历史的研究等，都让那些学院里的“乌烟瘴气鸟教授”为之汗颜。
C.S.路易斯指出，我们特别要警惕盲目的“对国家的爱”。那么，如何让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情感呢？那就是像冉云飞所说的那样：“爱国也是有条件的，我不能爱一个罪恶之邦。我的祖国没有自由，我要努力使她获得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才尊重法律，同理我们也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才爱国。我不是 ‘我爱大清，可谁爱咱’的常四爷。”《茶馆》中的人物常四爷，差不多就是老舍的自况，而老舍后来的悲惨结局，是否让那些狭隘的爱国者警醒呢？
冉云飞为了让自己的祖国变成自由的国度，不得不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老舍到冉云飞，从罪恶之邦到自由之邦，我们还要走多远的路？
－－原载：《争鸣》，2011年4月号
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书店上，《通往比傻帝国》是唯一的一本仍然可以买到的冉云飞的著作。在卓越网上，我看到一位读者留言说：“冉云飞是独立的……要独立就不要依附，云飞靠的就是著书立说，这需要大家的支持。买一本书，完我一个心愿。”无论读者买了一本书之后冉云飞是否真正拿到版税，但这份情谊依然宛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作家能够得到读者如此真心实意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幸福了。
坐上“载满鹅的火车”通往“比傻帝国”
网友“东南马道六号”在一篇书评中，将冉云飞的《通往比傻帝国》与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两本书看成是“一对儿”。冉云飞书内同题为《通往比傻帝国》的那篇文章，恰好是谈王怡的。
“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源于表现人人自危的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电影《毒太阳》。独裁者常常喜欢将自己比喻为太阳，而对民众来说，这太阳却是灼热和毒辣的。 “载满鹅的火车”这个比喻意味着没有诗意，意味着集体的愚蠢；而冉云飞的书名，却径直挑明并接续了“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隐而未发的讥讽－－“通往比傻帝国”。
所以，两本书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揭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千百年来，中国人坐的是同一列“载满鹅的火车”，通向“比傻帝国”这同一个目的地。不过，不同的书名显示出两人写作风格上的差异：王怡喜欢使用隐喻，文字如打七伤拳，使得对手表面上看毫发无伤，实际上却伤及肺腑；冉云飞则喜欢直抒胸臆，文字如打降龙十八掌，招招都虎虎生风，让宵小望风披靡。
最能体现中国人基本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在古代是戏曲，在今天是电视剧。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说过一句话：“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啊！”对此，冉云飞解释说：“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谁比谁更聪明，不是聪明本身就能够定夺的，而是因着无上的权力，才能够变得‘更聪明’。推尔广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各级官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既广大的民众。”
很不幸的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当中十有八九都是傻子，这是指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当然他们在维持权力上是很聪明的，是厚且黑的。在这样一个权力格局之下，即便老百姓当中真有聪明的人，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也要假装出傻瓜的模样。中国最大的悲剧，是中国人的才智都用到“比傻”上面，而“比傻帝国”必然就是“停滞帝国”。统治者可不管国家是停滞还是发展，只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胜利。而被统治者呢，只要能“活着”，即便像鹅一样被圈养在“动物庄园” 里，也是可以忍受的。
打破“比傻”的恶性循环
冉云飞是少数不甘心于像鹅那样被运到“比傻帝国”去的人之一，他毅然从这辆火车上跳了下去。
自己跳了下去，还能多带几个人跳下去吗？自己奔向了自由，还能多带几个人奔向自由吗？冉云飞有这样的负担，但其他人敢像他这样冒险吗？正如鲁迅那个最为人熟悉的比喻，中国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铁屋子里面全是熟睡的人们，你把他们都叫醒过来，这些人不仅不会感激你，反而会因为你惊醒了他们的美梦，对你群起而殴之。
即便如此，冉云飞仍然笔耕不辍，以传播常识、推动自由为己任。他就是要打破这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比傻”的恶性循环，就是要打破这幕“人质爱上绑匪”的荒诞戏剧。
从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到《皇帝的新装》里童言无忌的孩子，从鲁迅《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到揭穿“比傻帝国”真相的冉云飞，他们的遭遇都是被敌视、被羞辱、被隔绝，这就验证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待见的。
爱国就是让国家成为自由之国
将自己的祖国比喻为“比傻帝国”，将自己的同胞比喻为“火车上的鹅”，这样的言论比起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来，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难道真像官方媒体辱骂的那样，刘晓波和冉云飞们都是卖国贼吗？
不，再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国了。如果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片土地和这群同胞，冉云飞为何每天都起早贪黑、奋笔疾书呢？他以“每日一博”的方式撰文呐喊，还编辑“冉氏新闻评论周刊”这样一份“一个人的网络报纸”，这些工作都没有稿费和报酬。他堪称汉语网络上的“第一义工”。
冉云飞的言论，表面上看像鲁迅，骨子里却更接近胡适，即便作怒目金刚状之时，亦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他是以积极自由的方式来捍卫更多人的消极自由，他的文字是清晰的、坚定的、简洁的。在《通往比傻帝国》一书中，他着力批判的便是官方愚民的宣传、教育以及对历史的伪造。他对史料的搜集可谓竭泽而渔，其结论才能如铁板上钉钉，让官方教科书中的那些造假之处昭然若揭。英国作家C.S.路易斯也对权力者弄虚作假的方式深恶痛绝，他写道：“在我看来，向年轻人一板一眼地灌输明知是虚假或偏颇的历史，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传奇，经过粗劣的伪装后被拿来充当教科书上的史实。以这种方式培育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旦持续下去，便会有害，但不会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心中维系长久。”冉云飞虽然是学文学出身，但这些年来他的研究重点已转向史学，比如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对以吴虞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对成都地方历史的研究等，都让那些学院里的“乌烟瘴气鸟教授”为之汗颜。
C.S.路易斯指出，我们特别要警惕盲目的“对国家的爱”。那么，如何让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情感呢？那就是像冉云飞所说的那样：“爱国也是有条件的，我不能爱一个罪恶之邦。我的祖国没有自由，我要努力使她获得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才尊重法律，同理我们也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才爱国。我不是 ‘我爱大清，可谁爱咱’的常四爷。”《茶馆》中的人物常四爷，差不多就是老舍的自况，而老舍后来的悲惨结局，是否让那些狭隘的爱国者警醒呢？
冉云飞为了让自己的祖国变成自由的国度，不得不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老舍到冉云飞，从罪恶之邦到自由之邦，我们还要走多远的路？
－－原载：《争鸣》，201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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