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资源的稀缺与分配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主题。如果食品和住宿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供应充足，那么人类将不会有冲突和争端。从柏拉图到卢梭和洛克，从古罗马元老院到英国议会和美国三权分立，从儒家强调自觉自律到法家强调公平正义，东、西方每一代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在思索着如何设计长期稳定的制度，来相对合理地分配稀缺的物质资源。
在西方的民主文明和军事力量的冲击下，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国家或专制国家，可以找到比民主制度更公平的对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最终逃脱民主革命的命运。人类的民主革命从方式来讲大体有两类：
第一类，反政府武装与中央军的激烈军事对抗的暴力革命。现今大多数人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来源于过去几千年世界各地的王朝更迭史，即革命是通过血腥和杀戮的方式重新带来贫困。其特点是，在没有舆论环境和外部政治环境的干预下，权贵精英阶层垄断着压倒性的资源优势，能够在漫长的时间内保持统治地位，只有农民起义和暴力革命才能打破。
第二类，通过民间持续占据广场导致政府下台的非暴力方式。在二十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各国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和制衡，随着民主、自由、人权思想传播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人民通过在首都和主要城市长期、持续的大型集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带来执政危机，最终迫使政府承认社会不公的现实，并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作出妥协与让步，从而在多数共识的基础上谋求共赢并共同构建新的秩序。其特点是，国际社会的制衡大大增加了政府暴力镇压的代价，参与人群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参与的门槛更低，参与的方式更多，并更容易形成规模。
中国维稳模式的终结：“断奶事件”与新媒体技术
在没有游行、集会等公民政治权利的中国，每隔5-7年就会爆发一次全国性的自由化运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通过运动人民并整肃异己的方式，让民间的精力消耗殆尽，让竞争者们无法发展，其代价是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这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这四个城市的居民全部死亡，沦为四座空城。
邓小平执政以后，中国从灾难状态中逐渐复苏。在面对相同的社会规律时，政府采用更弹性的统治术，加大对单独个体的打击和迫害的力度，抓走并判刑民间领袖和活动分子，用杀鸡儆猴的方式迫使大众不敢参与和声援，维护着政治上的表面稳定。与此同时，他们收买专家、精英和中产阶级，用高税收、低人权的方式压榨普通百姓，换来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因此 1986，1989，1998，1999，2002，以及2005至今的数轮民间运动都没有构成对制度的威胁。
然而，目睹大型群体事件，普通的旁观者们用手机照像并上传至微博和各大论坛上，更多的人评论和转发使得地方的恶性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这一起起的“断奶事件”，让官僚系统的傲慢、残忍、腐败、不公及草菅人命，赤裸裸地暴露在民众面前，让人民对政府的期待转变为绝望，信任转变为否定，进而在精神上与政府决裂。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信息变得更迅速和翔实，从而让“断奶”的效果变得更加快速和彻底，让民间在一起起公共事件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共识和力量。
在都市，通常情况下，用法庭、媒体、街头抗争等直接的方式去参与社会事物的人们毕竟是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但另一方面，随着视频、网络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表达、讽刺艺术层出不穷：多元的方式，多重的感官冲击，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在社交网站和论坛上转发政治状态、图片和文章，在QQ群中参与讨论，在微博上评论精彩段子或时事新闻。它们共同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创造出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同时让大众对民主制度、民主革命等话题也逐步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共识。
在县城，对于亲历过惨烈文革的上一辈民众而言，汽车碾压幼童的事件似乎不会在他们心中激起巨大的涟漪。而生长在较为正常环境的年轻人，从小所接受的是惩恶扬善的世界观和各种革命英雄主义故事。因此当出现重大事件，并且民众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获得公正的结果时，这时中老年人会安于社会的不公而放弃抗争，但年轻人则在激愤中选取非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都市的网络上，从李刚门到郭美美，在县城的网下，从翁安到新塘，哪一次大型事件不是年轻人参与和主导的？
中央尽失以村为单位的基层及其意义
于建嵘在提出“宣泄型的乌合之众”的概念时，认为迅速聚集和散去的人群远远无法构成对统治者的挑战。用网络语言来说，这是“高级黑”，比黑木耳还黑，黑的恰恰是中央。他没有看见（或他选择不说）的是，撇开这些“乌合之众”，真正能够挑战、能够形成群体规模的，就是可以直接组织老百姓的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而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已经丢得干干净净。
首先，基层应该理解为：以村干部、领袖、富商等精英为代表，以村为单位的自治组织。这些精英们不管是为官还是经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老百姓相信他们，愿意被他们组织起来，并愿意跟着去干。他们在草根层面和老百姓联合得越来越紧密。
如果他们和政府处在对立状态，那中央就丢掉了基层。广州乌坎村统一、有效的组织，当地富商分粮万斤，就是大家所知的例证之一。如果村干部和共产党对立了，那么一个村的人可以安全地反对政府，可以自由集会，可以讨论，可以酝酿和发展，进可以挑战与抗争，退可以有安全和保护。
它的意义是什么？秦晖有篇文章在研究中国过去农民起义的时候说，只要当地的精英还跟朝廷合作，过去的赤贫农民，再穷再反，都不会对朝廷构成挑战，因为赤贫农民造反就是盗匪和流寇，而且无藏身之处。但如果基层精英，即中小地主和有威望的乡绅们开始站在朝廷对立面时，这一块地方造反的人都可以获得包庇和安全。
专制独裁者需要把亲信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中，让他们尝到甜头，然后追随专制制度。毛泽东深谙此术，文革中大规模人口死亡没有造成农民起义，是因为以村为单位的每个细胞都有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干部在维稳。
然而，一个王朝的解体就是从当地的中小地主、乡绅站在朝廷对立面开始的，他们有效组织当地老百姓开始各种反抗。而当大地主和地方诸侯，如李渊、李世民他们参与进来的时候，朝廷就气数已尽了。
这种情况在都市亦然。如果街道居委会和单位的领导对制度不满意了，他们工作不会卖力气，单位或社区的人发表政治言论，他们不管，反而笑笑说“你丫的还蛮有见识”时，基层就转向了，细胞组织就实质上瓦解了，中央的监视系统、信息收集系统、处理事件的系统都丢掉了，站到了人民一边。
这种缓慢的变化从2005年前后开始，但在2011年变得尤为明显，从今年初以来，我们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和反馈，尽管各地有所不同，但都不断印证着上述判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宝系统、国安系统，甚至领馆系统也在逐步转变，因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升迁无望，尤其是个体在行动过程中，表现出敷衍，不卖力管事，或不卖力收集情报。
失去基层意味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在地方政府官商勾结、拒不执行中央的文件和精神的情况下，官民冲突的加剧往往导致不得不出动武力进行镇压。对于有组织的民众而言，击溃公安轻而易举，击溃武警也时有发生。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村一级的基层已经开始跨村串联，当县一级的基层开始跨县串联时，朝廷就更没有办法平衡全国的局面。对此，从普通草民到封疆大吏，人人看在眼里，算在心里。
政治的雪崩效应导致第二次天安门运动
无论是对政治有热情的人、投机的人，内心认可民主的人，还是看重个人利益的普通市民们都在算，现在加入反对运动的代价自己是否愿意承受，这包括可能受迫害、失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一般来说，大家算的时间差不多。
当一个事件让所有人都感觉“我们应该上街了”，当西城的人感觉东城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时，结果大家都会跟上来，并产生一个雪崩效应，迅速跨过了运动对数量和规模的需求。
上街后，不管做什么，哪怕只是看热闹、路过、围观，只要数字上了50万，就成了全国和国际瞩目的重大政治风潮，镇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政府也在计算镇压的代价，这一点在后文的关于暴力镇压的迷思中会详述。
现在，在地方突发几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并不罕见，但都不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只有在北京市发生第二次天安门运动，百万人重新聚集广场时，才会迫使政府走到谈判桌前，和民主运动的领袖们坐下来对谈。
由于在北京直接发动几十万人上街很难，因此这种论述在很多人看来过于天真，无法接受，进而简单否定。这是不懂社会运动的表现，并没有观察到北京人和其它地方人的心态不同，也不了解引发社会运动的条件与机制。
在地方，能够引起民愤并引发民众进行抗争，往往是社会的不公导致自身或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事情。而北京市民并不太在意，他们认为在任何发展中的国家都存在这些问题。让北京市民感觉到民愤的事情往往“层次”比较高。
如文汇报批判周恩来让北京人非常愤怒，其他城市的居民对此不太关心，爱批不批，周恩来就算是威信再高，我也没必要招惹官府。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脾气，一般人觉得没用的事情，他们生气，一般人觉得很愤怒的事情，他们觉得见怪不怪。北京人关心政治，是政治动物，关心政治信息，但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关于政治的事情不能拿来当饭吃，因此不会去操那么多心，而会为具体的利益问题生气或抗争。
因此，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在北京一开始引发几万人上街，逐渐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人印象中的那些因社会不公而引发的利益纠纷个案。北京作为首都，所有的供应和建设都是最优质的，很难出现坍塌事故、动车事件，也不太可能出现“俯卧撑”或李刚门。然而有以下几类事情可能在北京引发政治风潮：
1. 肯为大家请命的清官被整得很惨。在地方，如果吏治基本清廉，这类事情不会引发什么太大问题，但在北京不同。如果一件事情让北京人开始在网上、手机上疯传的时候，他们就感知到，没有10万人也有5万、8万人，大家都觉得现在必须得上街了。算计的社会精英们说，如果我现在不上街我就落后了，机会就没我的了时，就进一步雪崩式的带动了更多人上街。
2. 领导人的死亡。马上会有人贴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估他的政敌的功过。邓小平一死，马上就有人提出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江泽民或朱镕基等领导人生命的自然终结，本身没有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如果偶然引发事件，一定是意味着别的事情。在突尼斯，小贩自焚后，开始只是草根的抗议，但随后不久，维基解密揭露突尼斯的腐败，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愤怒，并加入了抗议的浪潮。
3. 外地事件引发北京的风潮。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如果出现政治事件，北京就会有呼应。四五运动和学潮，都不是北京最开始出现的，但事件出现本身引发了一种心理，我们对政府一直很不满意，但是觉得专制强大，觉得我们生活还说的过去，然而一旦出现一件事让北京民众觉得群情汹汹了，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直觉，明白这件事会导致大规模的活动。 大部分的民众和所有的活动分子都有这种直觉。
关于暴力镇压的迷思与解惑
在首都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各种抗议和相对应的镇压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在乡村，政府已经失去了以村为单位的基层，官民博弈往往非常惨烈，村民自治组织起来击溃公安毫无悬念，击溃武警也时有发生。
*在乡村，政府需要在一周以内将事态平息，否则在媒体和信息传递平台上对事件的讨论和持续的发酵将引发全国更大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在县城，政府在表面上有着较好的控制，抗议的参与人数在2万以下时，如果在一天内不会自动散去，政府会动用公安和武警进行清场。击溃公安时有发生，击溃武警较难，因为没有办法组织起来。
*在都市，政府在表面上有着良好的控制，抗议人数较少时，可以随时动用公安暴力驱逐，在人数较多时，不会允许抗议过夜，过夜必遭清场，否则过夜的抗议会在第二天、第三天引起更多好事者参与，而这种不断的参与会引发质变。
*在县城和都市，因为抗议者基数不够，民众无法抵御镇压。但假设如果基数足够，超过5万人，第一轮镇压并不会到来。
*在乡村和县城，在镇压的过程中，只要开枪，老百姓就会散去，枪一停又会聚集起来。
*暴力镇压的政治成本非常巨大，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真心愿意镇压。在都市尤其不可能开枪镇压。
在首都北京，即使发生了百万人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一定会镇压了事。这是在不了解统治集团心态和决策机制时做出的不正确判断。当百万人再次聚集天安门，就如何化解执政危机，党内会产生激烈的辩论，全国镇压会被拿出来讨论，但很快会被否定，因为这类镇压的发生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
a，国际社会压力较小
b，民怨不普遍，民间缺乏变革的思潮和力量
c，存在政治强人（毛、邓、卡扎菲）且有镇压意志
d，决策层意识形态不会分裂，军队不会倒戈
在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体系下，对于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而言，全国范围内的暴力镇压的代价都是异常巨大的。首先，这势必带来国际力量的强力干涉，因为对西方各国的选民心态和人权价值而言，无论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多么虚伪，开枪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承受的极限，并一定会采取行动。
22年前的镇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制裁，如果再有经济制裁，只会让当今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崩溃，失业率大增，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各级军队和政府倒戈更容易发生，从而给保守的强硬派带来卡扎菲的结局。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党内分裂。在民间力量相对弱小的今天，似乎看不见改革派的实际声音和力量，似乎他们的存在只是作秀，似乎统治集团是铁板一块。其实不然，无论是西南王还是当朝宰相，无论是砖家、精英，还是中产和草民，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算计自己做各种变局下的利益得失。
从苏东波、印尼、南韩到突尼斯和埃及，在民间运动风起云涌时，政府、军方都在态度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是因为在巨变前夕，各种力量都随着问题的深化并结合当前的条件去重新评估自己原有的立场和战略，大的集团也都会随着新的发展改变看法，形成新的互动格局。
统治集团军政领袖温家宝、刘亚洲等人在语言本质上与我们茉莉花民主革命的理念一致，也没有理由在未来不跟民间的领袖互动。尽管温、刘及党内开明派此时无法主导政治改变，但民主运动现在所受到的挫折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路线得不到国家机器最后的回应和确认。
而在当下，政府在努力维持维稳现状。他们对各地的抗议进行安抚或有限打压，同时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民间运动，用最新的科技进行大量的监控，将所有的民间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
与此同时，他们要消灭艾未未式的新兴民间领袖，坚决切断王军涛式的过去运动的领袖与国内的联络，切断公共空间中的精英们与地方草根和基层的联系，并用工作、住房、福利等经济利益威逼、收买城市的精英、砖家和中产阶级，制造和谐的假象。
中国的维稳模式，在过去的几千年，都很可能在长时间内取得成功，但现在，任何清醒的人都不难明白，现在的维稳模式必然崩溃，哪怕是维稳模式的中坚力量，他们也都在计算崩溃的时间和自己的得失代价。他们不内涵的说“只管打，15年内不会遭到清算”，哥给吓尿了。
改革的难题都已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尽管目前人类无法设计出一个数学模型来精确计算变革发生的具体时间，但以下7个因素将导致中国在1-3年内发生民主革命：
1超过军费的每年六千多亿的维稳开支让政府的运作异常艰难。国家机器的不断增大，像毒瘤、无底黑洞一样吞噬着巨大的资源。政府的收入不是无限制的。
2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急剧上升。尽管在2005年以后政府不敢公布，但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媒体的报道中明白，数量在大幅急剧上升。引发更大事件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3中央对县以下基层的控制已经丧失。
4各级政府的全面破产。
5新媒体技术让触动人情绪的事件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讨论，并随时有可能带来行动。
6普通人民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以下几点已经引发全民愤恨：环境危机，食品安全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率高，社会各行业的腐败与不公等。
7政府、民间、军队的人心巨变。从08年的大国崛起，到11年此起彼伏的抗议，人民在心态上越来越接受民主革命的到来。
此外，中央政府内部的以下19个问题加速着轮回的终结：
1. 统治集团内部的激辩和分裂已经公开化，在危机时刻出现比赵紫阳言行更坚定的改革派领军人物的可能性更大。
2. 中国的军队非常腐败，军心涣散，出现兵变的可能性比二十多年前更大。
3. 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危险，民怨的广泛聚集已是事实，一触即发而秩序崩溃的可能性较大。
4. 各种力量就结束一党专政的信念而言几乎没有分歧：在体制外，大量民众自愿拥护共产党的局面不复存在，收买民众的成本大大提升；在体制内，有相当数量的公务员目睹这二十年倒退的秩序，内心并不拥护共产党。
5. 现有政策与计划中的新政策有矛盾，不断杯葛好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各地尖锐矛盾得不到解决，甚至进一步加深。
6. 独裁政权内部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每个人都害怕被清算或被取代。
7. 武警、军队、秘密警察系统在关键时刻有可能倒戈，并不支持镇压。
8.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在各个话题上，地方挑战中央时有发生。
9. 制度变得臃肿，较难面对新的局面。人员和资金已经被用于已有的工作，较难拨给新的项目，导致新技术或思潮开始流行的一定时间内，民间有着更多的比较优势。
10. 下级因为要讨好上级，而报告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信息，导致上级的决策失误。高层由少数人所做出的决策经常出错，不断导致更多的离心离德、天怒人怨。
11.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不复存在，其标志、象征和故事都已成为无人搭理的笑话。
12. 腐败已经成为众多官员的信仰，深入骨髓，因此导致道德下滑和众多社会问题，削弱统治基础。
13. 官僚制度的效率与能力的不断降低，或对民间活动过分的控制与规范，导致政策和执行的失效。
14. 各级的内部斗争愈发激烈，官员间的竞争和敌视伤害甚至中断独裁统治的运作。
15. 知识分子、学生和民间各界人士对束缚、谎言、说教和打压变得愈发愤怒，并用各种行动表达这些情绪。
16. 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大众也对时局变得警惕、怀疑和不安，甚至对当局持以愤恨。
17. 地域、阶层、文化或种族的各种差异也成为众多事件的导火索。
18. 环境问题、艾滋病问题持续发酵。
19. 请补充。
中国精英、青年、留学生否定民主革命的心态成因
提到民主革命，最常见的否定论述来自都市精英、青年和留学生，他们认为“我感觉人人都想着赚钱”、“我看见城市建设的很好”、“我接触的人都没有政治诉求”。他们或其父母是都市中产或以上阶级，生活在较为幸福的环境当中。都市中产阶级作为人口比例的8%，并没有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生活非常艰辛，因为他们的苦逼与悲催（皆为网络语言，无贬义）无法见诸报端。
在都市享受小资情调的他们，在一番思考后，用谈经历、说故事、讲道理的方式表达：现在民众的素质太低，革命要在普通大众全面觉醒的基础上，共同提出民主政治的诉求才能实现。可惜这种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前进往往是由人口比例中约3%的少部分人所推动的。当大多数居民还认为自己都是英王的臣民时，美国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波士顿倒茶事件引发的英王封港激怒了殖民地的居民。
而最近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中，以埃及为例，是占据广场的民众和学生们带来了持续的政治压力迫使穆巴拉克下台。近现代的每一场非暴力民主变革，该国人口比例中的绝大多数依然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即使在民权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们在本质上也是社会不公的积累和爆发，而参与者依然是人口比例中的少数。
尽管启蒙的意义重大，但我们应该清醒的明白：民主革命的到来，并不需要人口比例中的绝大多数去积极从事民主运动，而此刻尽管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革命，并不代表它不会在近年内到来。见识较广、文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精英们，首先需要掌握一种能力，即不让主观的个人情绪来影响自己对事物的客观分析，不可以因为自己情绪上喜爱或厌恶某个事物，而在理性上贬低或褒奖它的价值与存在。
精英们列举自身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并轻率地对中国问题做出总结，甚至在情感、言语上嘲讽民主运动人士，在知识的积累上主动过滤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对革命前景的客观理性分析，毫不客气的说，这是恰恰是缺乏基本学术能力和思辨能力的体现。
理解和尊重暴力：为民间抗暴的辩护
我为暴力的第一点辩护，理解民间抗暴的正当性：
在当今中国，权贵们掌握的暴力机器剥夺了弱者们的金钱、财产、尊严和社会地位，为了索回它们，弱者穷尽了所有的能力、资源和智慧。除了仅剩的生命以外，在所有被剥夺的项目中，唯一有可能索回的只有尊严，索取尊严的唯一方式只有暴力。
个体和个体的差异是巨大的。一个面对类似情形但选择不使用暴力的人，并非因为他缺乏勇气，而是因为他把生命置于尊严之上。如果我们认为生命、财产和尊严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由于不同个体的选择往往无法做出高低的类比，那么我们任何人，没有任何资格，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人将尊严置于生命之上，或去抨击民间抗暴过程中的暴力行为。
剥夺施暴者的生命，恰恰是因为社会正义的缺失，是政府的失败所造成的。让施暴者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否公平，首先要在一个能够保障双方公平的环境中去判断。
都市精英们单纯地“反对暴力”是因为他们不懂暴力的基本含义。国家就是暴力机器，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军队保卫国家安全，都是在使用暴力。因此暴力的使用必须要有其正当性，即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最邪恶、最需要反对和立刻被终止的暴力恰恰是有组织的暴力，它通过暴力的方式剥夺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
精英们“反对暴力”，只能让施暴者受益，并在用自己的影响力孤立受害者，用自己的威信说服其他愤愤不平的弱小围观者们不要伸出援手或呐喊，这是用实际行动让现有的秩序更进一步的偏离自己心中所期望的公正。在一个没有任何公平保障的环境中，我们对生命的逝去表示不幸，但必须理解和支持民间抗暴的正当性，而没有任何资格谴责弱者使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
我为暴力的第二点辩护，尊重民间抗暴的有效性：
西方所有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文献、理论和训练都认为，民间若选取对方所擅长的斗争方式，实际上是弱化了自己的斗争效果和机会，并且疏远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与参与。他们还认为，军事斗争胜利的一方，其领袖或领导层往往容易变成新的独裁者。他们列举了大量的数字来试图说明，暴力民主革命成功的国家的个数，远低于非暴力民主革命成功的个数。
他们所有的论述完全正确，但整个非暴力抗争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关键的假定：反政府武装和中央军的直接军事对抗。但如果我们分析非常基于地方的，政府没有预期的，个体发动的，只针对政府力量的暴力行为，结果又如何呢？我见过绝大部分西方知名的非暴力抗争领域的专家，可悲的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公开正面回应或承认民间抗暴对非暴力革命的直接而有效的促进。
我告诉他们：中国有个优秀的公民叫杨佳，他徒手弑警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让整个被压抑的民间社会为之兴奋。人们在网络上和现实中争相讨论，并创造出了多元的文化表达，包括诗歌、音乐、动画、图片、反讽文学，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关注，激起了各种有意义的辩论，其结果是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让更多人有兴趣参与进来，并共同扩大了在网络上的政治活动空间。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都耗费了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来保护安全，这加重了滥用权力和资源的统治阶级的心理负担，加重了政府的维稳负担，同时也加重了政府面对社会不公时迫切需要做出改革的压力。
他们无言以对，有位朋友则私下告诉我说：非暴力抗争只是整个抗争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的确不应该神化它，随着人类社会更加多元的联络和发展，它在某些情况变得非常有效，而在某些其它具体的情况则并非最有效的选择。
由于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和西方掌握资源的个体们的基督教信仰，共同出资推崇非暴力抗争更符合人类和西方社会的公民价值。我表示理解，但我，作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组织者，重申我的论点：
非预期的、个体的、针对政府的暴力、泄愤行为，唯一的结果是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门槛，增加了政治参与的空间，加重了政府的维稳负担，加重了施暴者的心理负担，这些共同促进了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性。
西方学界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预测全部错误
西方从来没有成功预测过全球几十年来的各种社会变革，从苏联解体到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皆如此。这是因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学界，当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型去解释一件事情时，他们往往会倾向于认可该解释的合理性，从而忽视了让故有的模型很可能不再奏效的新元素的产生和发展。他们直到经典模型突然失效时，才会重新全面检视各种元素和细节，构建新的模型与理论。
过去的几千年来，掌握压倒性资源的个体，如掌握金钱或军事力量的帝王和军阀，能够在相对漫长的时间内大规模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判断政局变化，只需要研究主要的资源和力量整合，便可得出接近历史轨迹的预测。
而在20世纪下半页，人类原有的格局逐渐在新发明、网络和全球化的作用下发生了根本演变，人类在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演绎地极其多样和复杂，这导致任何单一领域的视角或分析方法都无法对复杂社会的运动发展做出准确的解释或预言。
然而，西方学界依然沿用研究资源整合与变化的方式，试图对社会作出宏观的预测——在研究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的所有模型都是无效的。具体而言，他们所忽略的元素是：
a. 缺乏对人心巨变及民怨积累的切身理解。这种民怨积累所导致的人心巨变，会转变成安逸状态下传统经济学价值无法解释的行为与决策（见上文雪崩效应）。
b. 缺乏对新媒体技术与新兴传播学的深入理解。研究中国政治的经济或政治学者们不懂什么是新媒体，而研究新媒体技术的学者不懂什么是中国政治，而这两类人都不懂新媒体技术在中国文化下的具体的发展和应用完全不同与他们在西方社会的感受。
c. 忽视了符号政治取代资源政治的事实。在网络时代，符号与象征的迅速崛起时所聚集的资源和权力打破着任何传统常规的对资源多寡的分析与预测。由于在绝大多数人类活动的领域已经没有人掌握着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掌握小部分资源的人们也不得不跟着符号和象征做出相应的行动，否则就会出局。改变民主政治参与规则的奥巴马成功，至今还没有被西方学界所消化，其商业和娱乐领域依然在试图学习和借鉴。研究传统意义的资源整合不再是可靠的解释方法。
d.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大多不具备各国丰富的转型经验的知识积累。人类没有词汇去形容他们这种状态，较为接近的词汇是“缺乏想象力”，但却又并不需要幻想与虚构。当一个对中国未来做预言的学者没有能力准确的描述出至少10个国家的民主变革的历史和细节时，他的预言准确性需要大打折扣。这一点在读完本系列文章的之二和之三后会更加明确。
历史很快会证明：在3年内，此前西方学界对中国问题的论述，90%都会被西方学界认定为学术垃圾。
天安门的博弈（1）：广场政治
当雪崩效应跨过了数量和规模的需求后，将会带动全国各地民众、各阶层的响应，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便有了生命，并会有其发展和演变过程。普通大众对群众运动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毛泽东时期红卫兵对社会的破坏，因此一提到革命和群众运动，首先就会想到诸如野心家、暴力、无秩序、破坏等负面的感受，于是有学者提出“警惕广场政治”的论述，这是不懂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表现。
广场政治是人类最纯粹、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人类社会早已验证的一个事实。在雅典，人们在广场（agora）上可以自由的聊天，辩论，理发，演讲，购买物品，正是这种广场氛围促进着各种更为复杂的人类活动的开展，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银行”由一位自由了的奴隶通过开展存取款和贷款业务产生。
在十七世纪英国，咖啡馆文化对启蒙运动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孕育作用。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众在咖啡馆中讨论并交换意见而不受国家的干涉，理性思辨取代了诸如宗教、迷信、社会阶层等其它形式的权威，大家刊印小册子进行阅读和辩论，参与者们在交换意见时逐渐形成了自治，这种不受约束的讨论是政党、社团、媒体、商业活动等一切民主政治的温床和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不受约束的广场政治才能孕育出真正的精英、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获取信息，形成全面、负责的意见，并长期、持续地得到民众的认可。
中国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广场政治，并且我们需要把广场政治所构建出来的秩序和自由氛围带到民主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如果广场政治不成功，唯一的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和迫害。而广场政治本身所代表的言论和信息的自由，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鼓励和肯定的。
天安门的博弈（2）：群众运动
凡是用商业企划书的思维去考虑运动的，都是不懂运动的纸上谈兵。他们的常见论述是：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反对党，没有金钱资源，网络遭到控制，民间运动一盘散沙……此外高级五毛的论述是：投机分子一定会占据指挥权，广场政治导致多数人暴政等等。
首先，任何群众运动在开始之初就会迅速演变出一定的内部秩序，从来不存在蝗虫般的乌合之众，即使在最缺乏信息流动下所导致的红卫兵运动，其内也都有组织、决策与行动的单位、机制和内在逻辑。
任何运动在开始之初就不可能中途停下来，它会不断地演变，并不断呈现出新的行为和特征。能较大程度影响群众运动走向的因素有以下四个：a.初始状态、b.外界刺激、c.常规的内部演变和d.非常规的内部突变。
初始状态包括政府当前的领导人，当下的国际环境，当时的物资、科技等已知的主要条件。外来刺激则包括政府或官员的不同表态，国际社会的各种表态和支援（或支援的缺乏），新近加入群众运动的掌握资源的个体或团体等其它可以分析和预期的变化条件。
只要人民在广场的坚守超过一定的时间，就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执政危机，他们必须要做出回应。整个过程实际是一个由群众运动、政府、军队、国际力量等元素构建的更大的系统。每个分系统内部都会有各种演变和作用，尤其是政府内部会对如何应对执政危机产生激烈的辩论，军队的军头也会计算镇压的代价、投靠民间后自己未来的位置以及利益的收益与损失。甚至连每一个军官和士兵也在计算。
群众运动中有两种人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种是没有事件也要闹事捣乱的人，他们在大事件中非常兴奋，认为自己成了代表人民的正义之士，正义的化身。第二种人长期从事反对运动，对运动有真正的诉求和执着，他们是核心与大脑。
第一种人善于制造事件，感觉非常灵敏，通常不按常规出牌，并且长期在“人来疯”的状态下锻炼出了出色的演说和煽动能力，如果运动的发生没有舆论基础和前期的心理准备，或信息非常闭塞，他们则容易占据优势，其原因是民众无法批判性地思考和分辨这些煽动性建议的前景及其可行性。极端宗教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大敌人就是充分的信息流通。
第二种人往往有着较高的能力和道德素质，受到朋友的拥护，是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核心与旗帜，也因此被政府与普通大众进行了成功的隔离，导致他们的名字与事迹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大众往往听说过第一种人，而没有听说第二种人。如果他们的年龄较大，他们的弱点是不善于学习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导致自身没有能力理解、驾驭或提升影响群众运动的关键环节，尤其是技术类环节。
因此如果广场的决策权不是第二种人，即温和派的领军人物，那么在道德外衣包装下的激进声音将会占据控制权，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人第一种人，他们的爆发力往往会迅速引起巨大关注，他们一场表演有可能胜过实力派十年的积累。
天安门的博弈（3）没有硝烟的决战
中央政府正式回应民间的对峙是过去任何情形下都从未出现过的，这意味着皇帝的新衣彻底褪去，政府不再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宣称自己继续代表人民，这将对大众产生深远的心理冲击和一系列的政治效应。毫无疑问，事件改变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引发更多的事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博弈中，有大致四派人马相互博弈：政府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民间力量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对政府的保守派和民间的激进派而言，政府的任何退让都会刺激激进派索取更多，不愿让步的保守派和同样固执的激进派让政府和民间任何战略上的妥协都无法轻易达成。
这也是一场多元的博弈和欺骗。在现实状态下，广场民众最大的恐惧便是镇压。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会根据时局变化，用不同的语气敦促中国政府回应民间的诉求并开展诚恳的对谈，而中国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才能换取他们对政府的经济的支持。
政府会试图让民众认为政府的排序分别是a戒严，b镇压，c妥协，并试图说服民众如果他们不从广场撤出并采取最温和的姿态，那么升级的措施就会随之而来，而他们内心真实的排序则是a戒严，b妥协，c镇压。军队的排序则是a保持现状，b戒严，c镇压，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等待官民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来判断自己是否会遭清算及未来的政治地位等。
军队有可能开进入北京以作为威慑，甚至还会有小规模的冲突，但由政治局常委和所有军委都签字的至上而下的镇压令绝不可能出台，那意味着分裂和灭亡，可是军队上街所导致的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高层和军头们都会担心军人的哗变带来连锁的影响，也会惧怕前线军人抵抗不住民间的攻击而失控开枪，进而酿出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
除了政府、军方在态度上有可能发生巨大转变外，各种力量都会重新评估自己原有的立场和战略，形成新的互动格局。首先，并非每个人都希望在前台抛头露面，背景不怎么干净的人往往不希望得到关注，而拥有真正实力的人会尽量避免在是非争议极大的地方消耗自己的政治生命。
民间掌握资源的人甚至不会把宝押在一家，而会支持各方力量，送钱送资源，因为他们明白在前两届政府中，人际关系和结盟最为重要，无论谁当政，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掌握着巨大人气资源的文人、公知或意领，会自认为客观公正并引导舆论走向，但如果他们没有大格局的视角或政治眼光，在历史上往往扮演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扩音器或传声筒的角色，他们所钟爱、所力挺的人或主张也并非最适合社会的进步。
至于掌握政治资源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到民主党派当中漂白自己，做出各种亲民主的政治表态，以期吸引道德资源，从而在下一轮有更好的开局。
若类似谷歌地图那样，对事件再放大一个级别，还有更复杂的活动和细节。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但以下几个条件是关键的分水岭：
*如果民间温和派能够成为运动的领导，那么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如何政改的激辩结果（温和派可以是大家所认可的理性温和的领军人物，或拥有知名、清晰的反对力量标志的集体决策层）。
*如果民间温和派能够成为运动的领导，并且和党内改革派能够建立持续的联络和互动，那么革命的完全成功几乎是必然。
*如果军方迟迟不表态，或暂时表态效忠朝廷，那么政府和民间对峙和对谈的过程将会变得扑朔迷离，这个过程会有各种压力、猫腻、手腕和技巧。
*如果一旦军方承诺不镇压，那么政府的保守派将立刻出局，随后各派力量的全部精力都会转移至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由哪些力量的代表参与，选择的机制是什么？更多的人只能导致沟通成本加重，在无法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各方的争吵更进一步让民众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而较少数人的参与无法代表更多群体的利益，任何共识都会被激进派指责为和魔鬼做的肮脏交易。圆桌会议是否用电视直播的方式？代表通过投票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它团体会不会杯葛？以中国的情况看，总统制和议会制孰优？西藏会不会谋求独立，新疆会不会闹事？台湾的位置和未来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下一篇文章“中国宪政转型路线图”给予了详细的分析与答案，它介绍了和平转型的关键条件，圆桌会议的各种细节和问题，总统制和议会制，政党，政治领袖，选区划分，西藏、新疆、台湾等民族及边疆问题等。
我们民间力量能否在圆桌会议上胜出，能否拥有更大的智慧处理宪政制度的细节设计，能否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协调各方利益，能否确保转型正义和社会矛盾的和解，这些问题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实现百年的宪政理想，走向真正的民主和富强。
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可避免，这一点在我们团队毫无任何悬念。我们年轻人的团队，除了组织活动扩大民间参与外，已经把精力和目标放在圆桌会议的细节，谈判的策略、技巧和心理，以及更关键的，放在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构建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如何化解几十年来所孕育的巨大民间矛盾，以及如何通过创新让中国重新恢复文化上的自信。尽管会有各种不足，但我们希望在适时的时候公开我们的思考，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总结：民主革命的四个阶段
历史编撰学往往人为地将历史的变迁分割成便于理解和研究的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由当时看来一个个毫无关联的事件用一个往往事后才清晰总结出来的主题所串成的。
也许在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在健康、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翻开历史教科书，重新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我们有可能会总结出大致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发生的时间有以下先后排序，但不同阶段的事情有可能在同一时空内进行：
第一个阶段：建立知名、清晰的反对力量标志
第二个阶段：组织第二次天安门运动
第三个阶段：撕裂统治集团高层
第四个阶段：圆桌会议，民主转型
在巨大压力和困难下，民主运动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长期得不到参与和关注，标志的出现亦是在大的事件和环境下产生。中央政府好似一个巨大的堡垒，已然千疮百孔，在它坍塌之前，民主运动犹如孤立的旗帜，看似困难重重，不断失败，但这面义旗最终会在雪崩效应后接纳愿意参与的民间力量，形成自治，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履行与政府对谈和博弈的使命。
与此同时，普通百姓也在苦难和事件中不断地成熟与觉醒。普通百姓的风起云涌，伴随着各地、各种形式的声援与支持，产生对政府的巨大执政危机。民众在首都政治中心的持续的集会示威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将迫使政府高层就如何处理危机发生激烈的辩论。
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统治集团内部激辩的过程中会分化出改革派领军人物或象征。内部在如何应对危机的激辩中，镇压将作为选项之一进行讨论，小规模的镇压会出现，以期维持现状，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屠杀最终会被放弃。与此同时，随着民间运动的风起云涌，各方力量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既定位置并形成新的互动格局。
随着时间的推演，当信息、交流和互动让各方力量最终意识到和平谈判的代价是最小时，大家会在圆桌会议上确定未来的政治格局，达成全国选举的共识和时间表。
“中国民主革命路线图”是“中华青年救国路线图”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通过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数学、量子力学、控制论、博弈论等多重视角，辅以对群众运动的翔实研究，本文阐述了新媒体技术所导致的“断奶事件”逐步让民间形成结束专制的共识后，认为民主革命是国际环境的变迁以及资源政治取代符号政治下的必然结果。
本文分析了以村为单位的自治组织形成了对抗政府的基础，论述了中央政府在不断失去基层的情况下，超过军费的维稳开支等7大因素和19大问题将有更大的概率孕育出大型事件，并直接导致民众心理的雪崩效应，一举突破上街人数的限制。
本文分析了安逸的生活导致脱离草根的都市精英一厢情愿地反对革命的原因后，论述了西方学界因忽略了4个重要因素导致对中国未来的乐观预测全部错误的现实，在为民间抗暴做出辩护后，批评了西方非暴力抗争理论的缺陷。
本文论述了广场博弈的特征和在现实情况下的演变规律，认为持续占据广场所产生的执政危机将撕裂统治集团高层，并迫使改革派领袖参加圆桌会议，最后勾勒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以作为对全文的总结。
第二篇文章“中国宪政转型路线图”介绍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圆桌会议的各种细节和问题，总统制和议会制，政党，政治领袖，选区划分，西藏、新疆、台湾等民族及边疆问题。第三篇文章介绍民主制度的巩固，转型正义，真相调查委员会，社会矛盾、族群矛盾的和解，赋权，公民社会的建设，政府信任的重建，反叛性社会的意义，政党轮替，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等。
第四篇文章介绍青年活动家的领袖素质、能力与心态培养等问题。第五篇文章则详细阐述了青年人的行动，几十件我们能做，并且行之非常有效、安全和创新的事情。请写邮件至lingxi@gmail.com进一步联络或以加入邮件组。
孔灵犀
2011年12月31日
后记：在今年一月发表《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以后，我就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年轻朋友们的各种问题，并打算着手撰写了本系列文章来探讨我们共同的迷茫。但由于从2月开始和朋友们组织花儿散步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完成五篇初稿。本文由于涉及诸多领域，一定有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我会在随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的去修正它。
我们团队每天收集和刊发60多则中国民间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消息，其中至少有5篇是我们独家或率先挖掘和报道的。我们得以长期积累翔实的信息和资料，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总结和提炼。我们的网站已成为中国民间运动和民主运动消息最多最快速的信息地，翻墙访问以获取更多信息：bit.ly/qzNAX4。请大家支持我们年轻人的努力！
问题1：我现在本科快毕业了，很有兴趣留在美国继续读博士，上次听了你的演讲后，很赞同你对革命即将到来的精辟分析，我的问题很直白：如果两年后革命爆发了，而我却在读博士学位而无法参与，这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机会？
在政治缺口打开以后，民间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会释放出来，各种组织、社团、政党、报纸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任何有能力想做事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广阔的空间。然而天安门的博弈和圆桌会议的召开仅仅只是新挑战的刚刚开始，后面还有一轮一轮的挑战接连不断的到来。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虽然是革命元勋，但在政治运作层面立刻就出局了，袁世凯也在2-3年后出局，再之后是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等等。
尽管现在的中国不会重蹈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十年动荡与变局，但我要说的是，每一轮都会有新的参与者进来，而且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并不一样。现在否定革命的人都会随着一起起大的事件加入进来，或在转型后致力于国家建设。破局的人会在下一轮中有更好的位置，但往往不一定有足够的素质维系政治生命；
后几轮加入进来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政治得失层面你完全可以不需要太担心。只要你有一颗真心为国家做事的想法，并进入一个有前途的团队，总会在未来的某个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这么大，将来会出非常多的超级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等等。
然而如果你真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则应该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心态去打拼，不要考虑个人得失。我觉得我们80后90后的同龄人，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就是书卷气太重，一种school kid的气质，小资情调自我陶醉，做起事来却瞻前顾后。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去走过一些成长和蜕变所必需的历练，从而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宝贵经验，而这并不利于未来在一个更复杂的层面上去协调各方利益冲突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构建多数共识下的和平与繁荣。
问题2：我（耶鲁毕业）认识很多省部级的官二代们和知名富豪的富二代们，他们都很正常，我觉得媒体把他们妖魔化了。他们的确因为父母的关系掌握大量的资源，而且他们当中也有人准备回国从NGO做起，从商或从政。他们受到西方最好的教育，我不看好革命，更不认为在近年内会出现，我认为中国民主化应该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富二代执政以后来主导。
我也期望由他们来主导，我更期望由现政府主导，如果政府能够让社会安定，人民富足，我会去搞文学，根本不会从事政治活动，可现在的现实问题是维稳超过军费，血拆血征等社会不公的存在和恶化等一系列事实。因此纯感受性的层面，我完全同意你、支持你，但纯理性分析的层面，我们无法蒙上自己的眼睛说，上文的7个因素和19个问题都是意淫。中国维稳模式在2013年前后破产，改革之路早已被堵死，而民主革命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唯一出路。
问题3：我父亲是山东某县的官员，我接触过父亲的很多同事，你说丢掉了县以下的基层，我无法接受。
山东和广东的情况有些不同。假如当地的经济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又没有强征的问题，那么基层就没有丢掉。如果某个村内，他们的精英、干部或领袖能够达成共识地跟政府处在对立状态，那么基层就丢掉了。县级干部往往和省级政府保持一致，我所讲的是县以下的。但即使是县以上的官员，虽然吃共产党的饭，但他们不一定给共产党干事，官场都是在为自己干事。提问者是自费出国的留美学生，明白这是个基本事实。
问题4：袁伟时、李泽厚两位“80后”精英都提出“反对暴力，告别革命”，你怎么看？
我很尊重他们80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但他们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意见的表态，与历史的进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不可能出现反政府武装对抗中央军的内战，他们反对革命如果是反对反政府武装对抗中央军的暴力革命，那么类似我“反对吃屎”一样，对神志清醒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如果他们反对的是本文勾勒的非暴力民主革命，或反对暴力抗暴，就好比他们看见被恶魔奸杀时拼死挣扎的女性，并对她说：我反对你殊死抗争，尤其不能使用指甲和牙齿，而只能通过温和、理性的方式去说服施暴者不要杀害你；
至于财产和贞操，我哭着说，好好生活，向前看吧，等所有人过马路都看红绿灯的时候就好了。这实际上是在帮助施暴者，并用自己的威信说服其他愤愤不平的弱小围观者们不要伸出援手或呐喊。
如果他们不旗帜鲜明的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甚至适时而巧妙地笼统提出反对革命的说法，那么他们比那些对小悦悦之死而无动于衷的陌路人更阴暗、更可怕。在专制制度下会有各种人争当各种版本的余含泪，而我没有兴趣关心谁是下一个。
问题5：你说精英和基层的草根结合越来越紧密，而我感觉中国的精英和基层是脱节的，为什么？
你说的精英是民间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他们住好房，开好车，子女要上好学校，他们来自基层，来自草根，但在草根中并没有威信。他们很多都是空架子，说话做事是给舆论看的，舆论报道后，他们看起来好似代表草根的精英，但实际上在基层并没有基础。我接触过和了解过很多人，没有得到身边的人的喜欢和尊敬，但媒体会报道。
我说的精英是指，掌握着一定物质资源并愿意付出财力的商人，愿意为民请愿的村官或各个维权群体的代表，他们在不断的接触与锻炼中掌握法律知识和各种抗争方法，有能力在共识的基础上组织大家和政府打对抗。
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数量不少，但都不在公共空间中，即使上网，也毫无兴趣发表时政文章，争当意领或公知，他们在微博或其它网络平台上也并没有成群的粉丝拥簇，但他们是属于人口中推动历史进步的那3%的人。
问题6：小弟现在供职于一家网游公司当策划，因工作性质的原因，本人有大把时间泡在网上，本人也很喜欢历史和文学，无意间看到了仁兄写的文章，遂起意致信，望能加入组织，尽绵薄之力，为社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谢谢你，我们是一个年轻人的团体，目前大部分朋友都在国内，但网络时代让肉身所在地无足轻重，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帮助他人，并更好的挖掘自己的潜能。我们目前有好几个项目，也真诚需要每一个朋友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还可以在沟通和交流中开展新的项目，也希望网络安全技术，精通写作，视频制作等任何有技术特长的朋友们联络我们。
问题7：你演讲的很多独到的视角和分析都是我在大学课堂中都没有碰见的，我有点将信将疑的是，你给的分析和预测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
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就已经把各种大小政治和军事的格局烂熟一心，能够在万事的初始阶段就一眼看穿其演变和发展过程，因此27岁的他就能够做出《隆中对》。可是他无法料到关羽和刘备的傲慢导致蜀国国力大衰，也无法料到看似顺利的北伐遭遇到了后来吞吃三国的司马懿。小概率事件的出现有时会超出个体对局面的驾驭能力，尽管如此，从整体而言，他所做预测的脉络却依然是非常清晰可靠的。
我所给出的分析绝不是学院派的纸上谈兵，而是穷尽对相关现实的理解后提出的一种最大的可能性，但它并不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会有其它的突变，从外星人入侵地球到民运领袖被暗杀等等都没有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小概率事件没有出现的可能。
如果我们过于纠结小概率事件，则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和发展，就好比出门怕车撞而闭门不出一般。我们更应该大力提升的是自身应对各种变局的能力，从而在小概率事件出现后，更有办法去从容应对挑战。
问题8：你是谁，为什么要写这些，目的是什么，你们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吗？怎么和你联系？
我叫孔灵犀，1984年生于武汉。十多岁时怀着科技救国的想法，搞过很多发明，是武汉市十大发明家之一。后来目睹科技界造假成风，在经历“颠覆罪”的牢狱后，我开始思索文化救国的途径，并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洲古典文学。
我逐渐明白中国文艺的复兴首先需要我们掌握跨越不同文明的视角，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进行探索与创新。可是在我大学快毕业，怀着各种原创性思考并能用拉丁语写作和会话时，才意识到文化之梦和所有梦想的终极障碍都是专制制度。
我投身民主革命至今已近4年。一直以来，我觉得有必要把中国民主革命、转型和民主巩固等问题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与此同时，我认为自己的历练和积累还远远不够成熟地驾驭这些话题，各种谬误在所难免，所以也希望前辈们能够主动给予我们宝贵的批评，督促我们进步，支持我们年轻人的活动。
我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方式总结我们年轻一代在从事民主运动中的学习、观察、思考、行动和经验，以期聚集更多的年轻朋友，和大家探讨各种疑惑，在交流中共同成长，并相信我们不懈的努力，能够为中国的未来打拼更多、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来源是最常被问及的。我们没有任何外界资助，团队所有年轻人都是充分利用工作或学业之余努力打拼。比起每年固定有十几万美元支持的网站和媒体等，我们不输影响力，且持续组织各种政治活动和学术研讨。我个人暂以留学辅导（大学、转学、研究生院申请）和文字翻译（英语、拉丁语、汉语）为经济收入。
我的联系方式是lingxi@gmail.com；facebook.com/lingxi.kong。我在美国纽约暂居，也欢迎年轻朋友们线下见面探讨。请翻墙访问bit.ly/qzNA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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