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大体上都有。
这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做出抉择；另一方面也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
眼下，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民间人士对此群情激愤热血沸腾自不必说，就连中共官方，在极力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同时，也开始了思想意识上的大转弯。
官方媒体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
恰在本文撰写之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了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须知，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中外机构和个人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的！所以，这一调查，即使不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共的某些势力或者至少是某些要人。因此，它的意义即使不必高估，也没有理由低估。
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官方认识，对此我深表赞赏。当然，里面的很多具体看法我无法认同，但无论如何，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
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既然无论是我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还是“近90%的”中国人（这些受访者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连记者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共的某一方面甚至可能的话中共整体也已经这样认为，那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下一阶段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应是无疑的。
官方要的是以非激进的方式实行他们需要的民主模式
《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再一次表明，当局已经承认，今日中国值得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模式的民主。
文中又说：“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6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回答‘是否同意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建设进程表明，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时，45.9%受访者表示认同，26.9%的受访者不认同，另有27.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
问题是，当局从前一直以目前的这一套完全不允许公民参与的“党控选举”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绝非民主，不值一提。但是，以王渠之文看，他的意思也应是另辟蹊径。若果如此，这就使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的问题突出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我们需要的是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民主模式
我认为，中国实行什么模式的民主，这是得由全中国人民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共同决定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王渠决定不了，我秦永敏也决定不了，共产党决定不了，民主党也决定不了，只能由全民公决决定。
但是，我秦永敏要求全民公决，民主党人要求全民公决，王渠反对全民公决，共产党人反对全民公决。而我们民主党人处于鱼肉地位，中共处于刀俎地位，这种情况下，今日中国当然不可能有全民公决。
但是，今日中国正处于风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国际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汹涌而来；国内，每年有一二十万起规模以上的民众维权、民众抗暴、争民主活动，当局内部的斗争也公开化和白热化，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这样一来，形势正在向有利于进行全民公决方向发展，而且，历史拐点显然正在到来，在民间力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下，雪崩现象不久以后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民间民主力量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哪些现成的民主化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其中哪些方面和我们这个麻烦的国家相近，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强调王渠之类官方记者和我们民间民运人士的一个根本区别。
即使王渠该文代表当局，或者至少表达了当局的某些人的意图，人们也没有理由不怀疑其认同民主不过是为了苟延专制，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今天的那一套不准民众参加而由中共完全操纵的假选举，或者其他差别不大的东西，因为当局残存的公信力实在微乎其微，而当局以权谋私的动机太强太强。相反，我们要求的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规则公正、公开透明、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全民普选。
当然，我们并不梦想一步到位，更不指望人世间有什么绝对完美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当然，这里也必然会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而且，我们能极大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全民利益至上的体制外的稳健民主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争取下一段历史进程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平/稳定的向民主化方向前进，即使做不到这么辉煌，作为坚守几十年的民主义士，我们也得“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事业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所在。
这里要谈的不是民主模式，而是走向民主的模式
为了使中国以较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现有的所有实现民主化的模式，然后看中国可能适用哪些模式，最后，我们应该致力哪几种模式，应该力避哪种几种模式。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的大体具备，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抉择；
另一方面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值得中共深思的是，这一中东波民主运动和上一次的苏东波民主运动大不相同，从音阶上说提高了八度，或者从剧烈性上说整个提高了一个层级。
就苏东波看，大致可以做这样一个排列：1、波兰、捷克、东德在反对派团结工会、77宪章签署人群体等高压下和平交权；2、苏联专制势力发动政变被全民和平起义粉碎，虽被送入牢房但没有严惩；3、罗马尼亚专制者企图暴力镇压，结果众叛亲离，反被从前的部下立即判处死刑！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由于民众的大范围参与，国家机器实时转变立场，大部分都非常平和理性，就是发生了暴力冲突的地方也非常短暂。
从中东波来说，剧烈程度就大大增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排列：1，突尼斯：面对全民起义阿里逃亡异国他乡，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长时间的动乱。2，埃及： 面对全民起义，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关进铁笼子里受审。3，也门：面对内战局面，萨利赫在被炮弹击伤后乖乖交权。4，利比亚：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镇压，独裁者卡扎菲最终阴沟里被活捉并且打死。
另外，叙利亚的巴沙尔还在对人民起义进行暴力镇压，但其欠下的血债越多其结果越不妙，不可能不被清算。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个人独裁色彩更加鲜明，统治者更直接依赖暴力，结果，社会矛盾总爆发时，流血冲突和内战内乱也就更严重，而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其下场也依镇压程度不同，手段越残酷下场越惨。
在这种参照下，回头来看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对官方、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紧迫，更加严肃，更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应该说，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也是这种统治者主动顺应历史潮流的典型
2、南非模式。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的典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黑人领袖的大度。
3、东亚模式。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
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大谈政治改革以便和其他八人划清界限看，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6、罗马尼亚模式。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从中国政治反对派角度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
对以上模式，结合中国政治反对派面临的现实，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明智，从今日中国来说，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反对派阵营一般已经对此绝望。
原因是体制性腐败使反淘汰机制支配着中共，任何个人或者健康力量的自上而下改革企图都会被腐败体系害怕清算乃至不愿失去任何贪渎机会而葬送，因而一切有价值的政改都会被腐败体系消解。当然，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
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
由于中国现存制度是模仿苏联的，中国和苏联一样是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今天已经出现了温家宝以一对八呼唤政改的先例，这样，在形势巨变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有人步叶利钦后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不过，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
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从第六种情况说，由于以暴易暴发生在当局内部，在那之后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当局会推出比较容易为社会接受的人物和改革方案，因此，稳健的社会力量还能有所作为。
由于爆炸性局面中变数极多，各种强力部门首脑都会对自己的利益乃至历史地位做全新的审视和抉择，一旦最高统治者作出错误判断下达无法执行的镇压命令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会太小。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统治集团内部快刀斩乱麻的自我了断，也不是反对派可以决定的。
在第七种模式下，统治者的暴虐导致内战，稳健反对派将边缘化。问题在于，无论打出个什么结果，国家元气大伤，黎民无端死伤，社会财富毁灭，独裁者不得善终，虽然会有人发国难财，会有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受害者是绝大多数，况且，就算由此结束了一党专政，能否最终的结束一切专制制度，能否尽快的恢复社会生活稳定，都还是在未知之数，至于民主的建立，就更要视时局的发展而定。
不过，以上七种模式并没有穷尽中国下一步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
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
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尽管中央政府因为经济成翁就和外汇存底空前而陶醉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成就”之中其实国内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有善政也难以出宫门。
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登峰造极，军阀割据局面隐约可见。这样，一旦局面失控，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人手一枪互不买账，黑帮逞凶军阀割据，各种无法想象的险恶形势都完全可能出现。所以，今日中国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警惕落入失败国家的行列！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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