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中国茉莉花革命 ChinaJasmineRevolution.blogspot.com: 国富民穷之六：物价为何如此高

国富民穷之六：物价为何如此高

一.中国商品价格堪比美国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报导，知名财经评论人士时寒冰2010年到美国旅行，特意对中美物价的差别进行了半个月的走访对比，对比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中国制造的商品，也常常比中国便宜50%以上。网上类似这种中美物价比较的很多，结果是大多数的结论是中国物价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当然这种比较没有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美国不用担心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之类，也没有考虑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30这一差距。

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而从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而中国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货币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导致很多商品中国比美国价格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货币超发、高税负、高流通费用。

1.货币超发

长期以来中国以低估人民币推动出口，产生巨额外汇顺差，以致外汇储备年年攀高。为了维持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央行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大大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加剧通胀，推高了物价。参后述内容。

2.高税负

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税负。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那么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 15国300元。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在现行的财政政策下，政府才是GDP持续增长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财政收入8.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21.3％，财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2.06倍，而2011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2%。财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3.25倍。事实上，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同期GDP增长，已是多年来的惯例。

3.高流通费用

中国制造的产品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统计数据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美国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这样层层搜刮的结果就是中国商品越来越贵。

二.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一个经济体物价水平在某一时期内呈连续性地以相当的幅度上涨的状态，它意味着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即货币在国内市场贬值。通货膨胀具再分配之性质，但分配方向不利于穷人。正如凯恩斯所说：“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一般会被认为对经济有益，其中一个原因是某些价格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需求拉动通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成本推动通胀，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固有型通货膨胀，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有关。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对于民众而言肯定是物价高企的大坏事，但对于财政增收而言却是有益的因素，这和房价越高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得越多完全是一个道理。物价上涨会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增长，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PPI 同比上涨7%，上半年财政收入也大幅增长，同比增速为31.2%，是同期GDP增速的3.25倍。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过快上涨，民众生活广受负面影响，但政府财政收入反而会因此得利，于是在通胀背景下，政府愈富、民生愈艰成为客观事实。既然政府反而能从通胀中获取更多税收，控制通胀必然会“投鼠忌器”。所谓调控不力主要就是因为政府利益参与其中，土地政策如此，财政政策亦如此。

相对而言，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当中通常食品支出比例会相对较高，而食品恰恰是所有消费品分类当中波动最大、上涨最快的，故低收入者对物价的敏感程度会明显大于高收入者。而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则增加了对物价敏感的家庭数量。此外，通胀往往伴随资产价格的上升，而高收入者因拥有较多资产往往是受益者，因此其对通胀敏感性相对更弱了。因而，通货膨胀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2.中国通货膨胀测算

（1）. 按官方公布的CPI计算，1978年至2009年总共增长了5.7倍

世界各国一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官方公布的CPI涨幅相当温和，累积 1978年到2009年历年官方公布的CPI，31年间中国CPI总共增长了5.7倍。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是51元，按CPI涨幅换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当年的51元可以养活一家人，而现在的290元只能喝西北风，可见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对于一个能统计出2009年度房价增长率仅仅1.5%（偏差14倍以上，参国富民穷五）的国家统计局，给不出真实的CPI再正常不过。

（2）. 按基本物价计算，1978年至今货币贬值了58倍，年CPI高达14%

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根据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六大类单品价格1978年与今天的增长情况，估算出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今天北京3000元相当。这意味着人民币30年贬值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比GDP增长率还高。这种算法当然是有缺陷的，原因在于物价的比较只考虑了1978年能买到的商品。但如仅仅是购买食品、医疗、居住等基本物资，则花费的代价大致将是1978年的58倍。

（3）. 按黄金价格计算，1979年至今平均每年CPI高达10.8%

黄金价格从1979年11月的12.5元/克增长到2010年11月的297元/克，涨了23.76倍，平均每年涨价10.8%。

（4）. 万元户的变迁

八十年代万元户就是富翁，到现在谁家里如果只有一万元，跟赤贫也没大区别了。无论手里拿的是存款、保险、债券或者是基金，只要是钱，在超过10%的通胀面前其价值都会被迅速地缩水。

3.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指标。简单地说，CPI是指购买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商品，在今天要比过去某一时间多花费多少。一般认为，当CPI增幅＞3%时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近几年来欧美国家GDP增长一直在2%左右波动，CPI也同样在0%～3%的范围内变化。

中国CPI构成上有相当多的缺陷，导致CPI指数与居民的真实感受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指出，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品与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最大的消费应该是居住类消费、教育及医疗消费。但是，就CPI统计指数中这几类居民最大的消费不仅所占权重低，而且其基数小，甚至许多价格上涨快的消费品根本就没有统计，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CPI的变化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压力变化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现行CPI构成上的缺陷有以下几点：

（1）.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

2011年中国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为31.79%，经合组织国家2010年为12.54%（中位数），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在20%左右。

在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CPI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使CPI保持相对低位，同时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中国在抑制CPI高涨时采取的政策措施首先是从食品类商品着手，打压农产品价格。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减少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可能导致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错误的判断。2007年，由于猪肉、鸡蛋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致CPI高位运行，中国先后10次上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就CPI涨幅而言，这些措施似乎并无多少效果，同时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这些政策还为我国2008年经济埋下了很多隐患。2009年，中国货币投放出现天量增长，但由于食品类价格稳中有降，CPI一直低位，从而忽视了过度放贷的影响。进入2011年后中国的CPI高位运行，于是货币政策又进行新的一个轮回。

（2）.购房价格未纳入CPI

中国的CPI指数构成上居住类所占权重一直较轻，经过数轮调整后2011年的权重为17.82%，但购房价格并不被计入CPI，故房价快速上涨CPI反应也不会太大。

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属于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故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但前提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租赁价格与房价之比（即租售比）也不会偏离太大，房价就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体现。另外，在发达国家CPI构成中，尽管不把购房纳入消费物价指数，但和居住相关的费用在整个消费物价指数中的权重很高。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CPI的居住类权重最大，为36.72%。其中“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 （居民若没有自有住房而另租同等条件住房所支付的等值租金）在整个CPI中的权重为25.21%。

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上诸多体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场的规制将房价排斥在CPI之外，物价指数必然远离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房价上涨将削弱老百姓的购买力，但CPI又无法反映房价涨跌的影响，这是导致低估包括CPI在内的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之一。

2010下半年后开始出现的物价上涨，根源就在于近几年来国内房价的快速上涨，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只是这轮价格上涨的最后一端。发改委不去约谈地产商、地方政府、银行、两桶油，而是去约谈饮料商、奶企、食用油厂商等，或是猪价涨高了才去视察猪宅，这显然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 能源价格未计入CPI

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CPI构成比上能源价格所占权重较高，中位数为8．74%，而在中国，能源价格并未纳入CPI考核，故油价再高CPI反应都不会太大。随着购买轿车的居民越来越多，随着化石能源的不断枯竭，中国有必要将能源价格计入CPI。

三.货币超发

1. M2增速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据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39.79万亿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余额（即M2余额，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0年底的72.6万亿元，为845倍。

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M2余额为13.5万亿元，超发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39.79万亿元，M2余额为72.6万亿元，超发货币32.81万亿元。

2010年中国M2余额额与GDP规模的比例已达182%，而2009年美国为61％，日本、韩国也只在100%左右。

货币超发是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严格控制和管理货币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过GDP增速的3％的现象。美国国会立法规定，M2的上限为5％，这个规定没有对应GDP增速，因为美国国民并不关心GDP这个数据。美联储的这个目标是硬性的，美联储主席和美国总统都无权超越。相比之下，中国在M2增速上随意性较大，2009年M2增速高达27.7%，这是天方夜谭的事，偏偏就在中国出现。之所以这么随意，与中国的中央银行为内阁部门而不具备独立性有关，也与党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有关。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远远高于GDP增幅。中国M2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放贷多、结汇量大所致。货币过度增长带来的是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贬值和资产价格的疯涨。由于存款利息远低于货币贬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将钱存银行外并无太多投资的门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与增值的资产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货币贬值的影响最大。

2.M2余额世界第一

截至2009年底，中国M2余额为60.6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末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折合8.94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M2余额为8.5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9年已经成功地超过了美国。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国却是中国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国M2余额已超出美国18％，而当年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速15.9%，远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现在的进度，两年后中国M2余额将跨过百万亿元大关，三年后中国的M2余额将是美国的2倍，同时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时，中国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国M2余额赶上美国用了数百年（？）时间，而M2余额与美国持平到增长为美国的2倍，中国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这是世界最大的奇迹。

3.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持有并可随时兑换他国货币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通常以美元计算。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外汇储备余额常被误为是经济力的重要指标，但发行强势货币的国家（如美国）并不需要太多外汇储备，因其货币可在国际外汇市场中流通；反而一些货币不在国际间流通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汇储备，以因应国际市场及政治形势的波动。此外，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多寡，也受其货币政策的影响：实施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的国家或经济体，通常需要握有较充裕的外汇储备以稳定汇率。

中国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2684亿美元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为止，累积达3197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达30%以上。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60%以上用于收购美国国债和其它各种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中国外汇储备长期处于世界第一，而通过美元贬值，近年来中国平均年损失在2000亿美元以上。

外汇储备前10位
排名	国家或地区	亿美元(最后更新)
1	中国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
	欧洲联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罗斯	$ 5250 (2011年4月)
4	台湾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韩国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国	$ 1840 (2010年9月)

4.外汇占款

2002年末中国的外汇占款为2.21万亿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汇占款余额达24.67万亿元，为2002年的11倍。

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其在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2010年，中国增加了44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年末汇价，全年就有2.96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能力。
面对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购、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占款之外，已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

但对冲也是有成本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徐以升通过查询公开资料后计算发现，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累计规模为10830.6 亿元。该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支出组成：央行发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规模为7436.5亿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据完成利息支付6117亿元；存款准备金率由2003年的6%上调到2010年末的18.5%发生的利息支出，按准备金冻结资金的6%是对冲外汇占款测算，利息逐月计算累加为3394.1亿元。因央行通过正回购等其他工具回笼市场流动性而支出的成本并未纳入测算，故10830.6亿元这一对冲成本较实际可能稍有低估。

对冲成本的承担机制目前不明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张斌则认为，央行承担对冲成本，一是通过发货币，也就是用铸币税承担；二是通过发新债来偿还利息，但发债最终也还是要靠未来的铸币税偿还，或是财政资金偿还。

四.出口退税

1. 2010中国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7%

出口退税是指对于出口商品，不仅在出口环节不征税，还要退还该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负担的税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强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目前，中国出口商品实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税率。通过出口退税，让销售到国外的商品价格降低，而生产厂家还能有利润，这实质上使国外消费者得到了中国的财政补贴。正因对外国消费者的财政补贴，和对国内消费者的层层剥皮，才有美国商场的中国商品比在中国卖得便宜的事。

中国经常将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宏观调控工具频繁使用，使得税收失去其严肃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先后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其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15779亿美元，出口退税共计7327亿元，比上年多退 841亿元，按年末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1：6.62计算，2010中国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7%。

2.出口退税的问题和弊端

出口退税政策对鼓励外贸出口以及优化经济结构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端，已超过了该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益处。

（1）. 通过出口退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多人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业用恶性的价格竞争以争夺客户，结果遭到相关国家反倾销和特保案惩罚。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倾销案都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而这些反倾销案从未针对未享受退税的中国商品。

（2）.中国现行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是分设的，监管不力、内外勾结使骗税现象非常严重，并导致大量的出口转内销。2011年7月爆光的达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来中国每年国际贸易顺差1800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超过了3.1万亿美元，这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异常困难。

（4）.中国商品低价出口建立在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血腥剥削基础之上，同时是以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具有不可持续性。而出口退税政策等于是政府鼓励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5）.过高的出口退税率，使很多出口企业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价产品打开国际市场。既然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利可图，企业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风险很大的创新？这就使很多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6）.出口退税刺激出口，增大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央行放出基础货币进行对冲，货币供应量加大，而基础货币投放又以乘数效应扩大广义货币供给，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助长国内价格上升。

（7）. 2010年中国的出口货物退税达到创纪录的7327亿元，比2010年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亿元还高。补贴外国消费者很大方，对国内的民生投入却很扣门，这是典型的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表现。

3.出口退税的接轨与国情

中国官方常说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但实际上，实行增值税的51个主要国家中，有31个国家采用了免、抵、退这一出口退税方法，还有20个国家未实行出口退税。所以是否实行出口退税还是要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

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税的方式，并且不违反WTO的原则，中国实行出口退税依据也在于此，美其名曰为与国际接轨。但发达国家已是后工业化阶段，出口产品多为高附加值产品，且发达国家的薪资高，工资收入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实行出口退税有与中低收入国家在人力成本上进行适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国还在工业化阶段，出口产品以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由于现行的工会是资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资收入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实行出口退税实际上是补助了资方和外国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