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骗中国人：精英治国行仁政

张三一言

      写了一篇题目为《要客观承认土匪强盗有它的好处》批评茅于轼的救党论。看来还要写一篇批评茅于轼如下一句话：“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

    我不得不说，有两种人会说这句话。一是，政治门外（包括受共产党洗脑的人），二是精通政治的御用文人，或者说是救党理论家。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茅于轼是前者。我想信他是救党理论家。茅于轼无疑是一位大学问家，由他来写救党护党文章就特别显得有力，因此，有人无奈地叹息：有谁能批驳茅于轼这一理论！对此我作这样的总回答：假话，即使是经由大学问家的口说出来，还是假话。假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说明一下，茅于轼在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政治权力。权力，是政治家、政客是他们追求目标，是斗争的结果；权力表达的是人压制人的关系。    权力的本质就是自我扩张和剥夺权利。人们准确地用狮子、老虎等猛兽来形容权力本质。权力的实践表现与狮子、老虎等猛兽有能吃人与不能吃人之分一样，有暴政与善政之分。被关起的猛兽就不能吃人，由民众授予并受民众监督的权力不能行暴政，是同样的道理。在前一篇《要客观承认土匪强盗有它的好处》文章中我已经指证茅于轼的精英权力，是不需由民众授权而由政治精英自我拥有的、是精英自我授权的权力。但是，基于权力的本性，权力史也证明，这个世界没有出现过来源于森林法则的权力或骗取得的权力，有自愿自发行善政的表现。提倡“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的茅先生不知道能否在人类史中找出一个这类施善政的权力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凡是认为权力会自愿自发地为善的观念，从哲王柏拉图到戈培尔到共产党真理部的善政、王道、为人民服务不是沦为乌托邦就是赤裸裸的谎言。没有例外。

    按照权力的本性理应只有恶政和暴政，绝不可能出现相对的仁政善政。但是，事实上不都全是极暴、极恶；相对的仁政善政也不少见。这理由也很简单：压力和制衡、监督！制衡、监督和压力可分为软硬两种。软是指道德、意识、信仰、理论、民意；硬指的是有形的组织和行动、权力的分割制衡等等。皇权本来是绝对专制独裁不受监督制衡的，很多皇权或极权专制权力理应变成绝对的暴与恶，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还有道义在存；加上人们制造了一套皇权天授、宗教等意识型态或信仰，权力遂受到它们的制约而不能无限地政、暴下去。但是，因为权力的没有制约与压力，天意与宗教的解释权往往为权力所据有，由权力解释天意教条，这是相对的仁政善政不能长久，多为恶政暴政取代、恶政暴政成为专制极权制度常态的理由所在。历史上，当宗教与权力为一体时，当天意由权力解释时，宗教就是暴政；中世纪基督教腐败和暴政就是显例。只有当宗教与权力分离，才有可能出现善的宗教。佛教之所以没有出现过恶教暴教历史，原因正好是没有出现过佛教掌政权的事实。

    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政治原公理：

公理一，没有自愿自发行善政仁政的权力；

公理二，制衡、监督与压力与恶政暴政成反比。

    茅于轼的精英治国，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完全违背政治常识，是另有所图的谎言。

    这一理论是为共产党不受民众制衡、监督与压力的一党专政所需要；也就是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服务的，所以我说它是救党理论，是御用理论。

20110417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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