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月刊 作者：木然 4/15/2011
本来政治就少有道德。韦伯说，要想追求道德，就得离政治远点，在政治追求道德无异于与虎谋皮。西方的人性恶理论也不是针对普通的民众，而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权的人说的，民主国家的总统议员也不太相信自己有权之后变得崇高，因为以权谋私的冲动要远远大于他为公众服务的冲动。只是民主国家的官员们说起道德来，也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所以他们很少公开说国人要讲道德。如果他们讲道德，不但上帝笑了，地球人也笑了。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波又一波，一个浪潮高过一个浪潮，但很少有一个思想家认为总统议员们是讲道德的。不用说别的，就看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女人关系被人发现的倒霉样，就知道如果让他讲道德对意大利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正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指的就是这些人。布什为了表白自己对政治学还有点悟性，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演说的时候没有说他是如何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而是说真正的政治是把政治家关在笼子里的政治，他还自嘲地说他在笼子里给大家演说，好像美国人都愿意看耍猴似的。
布什这样说也不是没道理，打个伊拉克，他认为这是他自己台上的一大功劳，可一些美国人不买他的账，动不动就举行个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在议会那里弄点钱花还得低三下四。不像中国的钱都在政府手里，人大代表吃个饭还得向政府要钱，好像政府是大爷似的。每当缺钱花的时候，布什肯定会产生到中国当总统的愿望，可是中国政府几个“绝不”，就把布什拒之于千里之外，布什也只好如同狗似的流哈喇子看着中国政府花钱如流水的生活，此时，他一定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国情不同，什么叫不符合国情。
与民主国家不同，专制者都爱讲道德，而且道德讲得比谁都好听，并摆出个日理万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怜样，实际上可能是和美女搞在一起累的，也可能三宫六院也是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皇帝不但自己讲道德，还找一批文人给他论证道德，从而使政治道德化，使道德政治化，政治与道德合而为一。对于皇帝来说，讲道德，就是讲政治。讲政治，也就是讲道德。以德治国，就是以政治治国，以政治治国，也就是以道德治国。于是乎政治宰制人的行为，道德宰制人的思想，一个现实中的臣民，被戴上了双重紧箍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皇帝的地位一旦确立，也就同时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而成为道德典范。一个道德上至善至美的人是不需要受到“道德”之外的其他限制的。不受权力的制约，不受法治的约束，不接受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不能接受内部与外部的批评，就是谏言者也随时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里都看到皇帝以德治国和以政治治国而浪得虚名。说也奇怪，凡是讲道德最流行的时候，皇帝又最不讲道德。国人都爱谈个唐朝盛世，可那个杀自己亲兄弟的李世民讲的是什么道德。
皇帝是最有道德的人，就有资格让人民遵守道德，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输出道德，一个是输出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一个是皇帝认可的道德偶像，如果民间传播的道德偶像符合皇帝的标准，尽可纳入他输出的道德体系当中。李泽厚对这种治国手段上升到道德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宋明理学的‘克已复礼’、‘正心诚意’曾经是长久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官方正统哲学，它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所习惯的文化心理。”演变到现代成了道德主义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其权力与道德主义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也使其专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李泽厚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道德主义突出了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它推动着社会的前进。道德主义的要求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向雷锋同志学习，“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先公后私、一心为公和舍己为公。这种道德主义的要求使所有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臣服，在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王杰的面前都自惭形秽，都彻底悔过，都彻底投降，使得所有人都按着道德标准检查自己、反省自己。（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第201—210页）道德主义的宰制作用如同霍布斯的利维坦怪兽，蚕食着整个社会。
皇帝讲道德的实质就是使自己处在监督之外，让臣民处在监督之内，让臣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说，听皇帝说，按皇帝的指示办，一切行动听皇帝指挥，长此以往，皇帝的道德催眠就会大显神通，臣民也就变成了傻了吧唧的猪，给口饭吃，猪们就会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皇帝的政权就会万里长城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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