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效建立在惊人的残酷之上

许知远 2011-8-4

人们赞叹中国「高效的极权」，但高效的本质是多么脆弱，它的效率建立在惊人的残酷之上。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还记得去年春天，中国的不同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孩子被杀事件。它引发了浪潮般的震惊与愤怒，人们感到内心一些最为基本的东西被触犯了。孩子不仅是社会链条中最脆弱的群体，也是社会得以持续的动力与希望，把刀对准他们也变成了一种象征——这是个自我毁灭的社会。

不过，比起悲剧本身，同样令我不安的是另一个细节。当江苏泰州的遇害儿童的父母冲到医院时，他们竟被政府干部拦了下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福建南平，学校门口的警察禁止父母们悼念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会既愤慨又习以为常。

你理解这些干部与警察的逻辑，他们只是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一环，而官僚制度的首要特征是对表面稳定性、程序的推崇，它恐惧一切可能失控的东西，不管是聚集的人群，还是突然爆发出的情绪。它信奉绝对的虚无主义，除去权力与命令，什么也不相信。

但只要在官僚系统中，你就一定要遵循这套逻辑吗？在系统之中，一定没有另外一种选择吗？很有可能，拦住绝望的父母的干部与警察也是父亲，甚至是慈爱的父亲，也必定能理解失去孩子的感受。

但在那一刻，他似乎立刻切换了角色，作为父亲的同理心、作为一个见证人的同情心消失了，他担心如果不成为板起面孔、冷漠异常的国家机器，他可能丧失前途、丢掉饭碗，而且会危害自己的家庭。如果你质询他们的冷漠，他们必定会用「没办法，这是工作」的无奈之语来辩解。这种辩解太常见了，以至于它早已失去了一个辩解者该有的不安与悔恨。

这也是一场更深刻危机的表现。这种危机不仅是政治的、制度的，更是伦理的、个人的。权力逻辑入侵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入侵到我们的内心。而由于缺乏内心价值，我们都成为了外在压力的俘虏。在面对世界时，我们不敢于、也忘记了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而自然的遵循外在的惯性。

一个没有自我思维与情感的人，也不可能承担对应个人责任。所以，在矛盾重重的中国，人们都在抱怨与愤怒，却同时也在把问题推到「制度」上，似乎真的存在一套无所不能的「制度」，它主宰一切，所有人都只是线绳上的傀儡，它无力反抗，也不承担具体责任。

温州的列车追尾事件，是这场危机的另一次反映。它充满了象征意义，也同样冲击了人们道德的底线。人们赞叹过「高效的极权」、「中国模式」，它则清晰地表明这种「高效」的本质是多么脆弱，它的效率则建立在惊人的残酷之上。它可以如此快速地放弃抢救，如此迅速地掩埋车体，在新列车通过时，旧车体的残骸还无助地躺在桥下，死亡的名单还秘而不宣。

它遵循的同样是那套官僚逻辑。人们当然愤怒，但这套愤怒与质询不仅需要指向整个铁道部、或是整个体制，它同样也需要指向具体的个人。仅举出一个微小的例证，在事故发生后，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抱歉、悔恨的神情。他油滑的应答、表演撒娇、空洞的豪言壮语，看得出，他不准备对自己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负责。

他必定认定自己仅仅是机器上的齿轮，没想、也不该负责。但这个小小的插曲，却可以解释整场灾难的逻辑。每个环节的责任人，都在上级的行政要求下，放弃了个人该承担的东西。而事故发生后，仍然没人真的承担责任。

当温家宝许诺政府会给公众一个交代，这又是多么空洞的许诺，铁道部长仍稳稳的站在身后。是啊，又是整个体制出了问题，好像他们都不是体制组成者，也不是对应的责任人。

他们坦然地享受着体制的权力与权利，却没有任何承担的愿望。中国的上下，不都被这种逻辑所左右着吗？但倘若人们对于制度变化的热情，没有同时伴随着对个人责任的追寻，如果质询只停留在政治与法治而没有进入伦理与内心，这种变革也往往只是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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