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恐怖主义”威胁中国

中国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外界早已听闻过许多。记得听台湾同行说过，在广东某市做生意的台商，一年3次大节都要向有关的正、副职主管官员“上供”数千元红包，而且纯粹是打点关系，如果要请托办事还得另外送钱。我算算一下，那些官儿也太好捞了，再次感觉到以权谋私果然是一门高回报生意。

　　
近几年中国中央政府不断提高反腐的声势，加大动作。根据最高法院对外通报的数字，2008年至2010年间全国法院判处贪污贿赂罪者6万9038人。2009年，官至正部级的陈同海被判贪污将近2亿元，当时被形容为“国企第一贪”；今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上庭时，被判处贪污受贿金额2.1亿，刷新了陈同海的记录；今年2月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据说贪得更厉害，是“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
　　
位高权重者被揭露的腐败金额不断创记录；在民间，一些地方官处理日常工作、安排职务也要索取好处。如果将这些景象加起来，腐败正呈上下双向发展，深入到国家社会各个毛细血管，不断出现的不公不义实例将对普通老百姓产生的心理冲击，有良知的官员想起来应该毛骨悚然。
　　
腐败是一种毒，这对任何社会而言都一样。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刺激民众对体制的不满与反叛；腐败也影响社会氛围，因为社会无法公平赏罚努力者与犯错者，不劳而获与走捷径的心理就会蔓延；腐败更影响效率，因为腐败导致资源不在最有效的条件下配置。在最近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有民众发现，当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人们连生命财产安全都难有保障。
　　
7月底的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网络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转帖称腐败已发展成“腐败恐怖主义”。据说这个概念早在2009年里就有网友提出，动车失事隔天，网络意见领袖进一步对“腐败恐怖主义”做了分期说明。
　　
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不用下井挖矿，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无需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大家都得坐火车地铁，得开车经过大桥，得住房子去超市购买食物。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晚期，就连特权者也不能远离“恐怖袭击”。
　　
虽然并没有明指所谓的腐败恐怖主义已到了哪一个阶段，但这些描绘的可能性让不少人感到共鸣。当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动车事故的背后存在腐败因素，但是许多大型工程弊案中确实曾被发现腐败的痕迹，民众对腐败的担忧完全能够想象。“腐败恐怖主义”也让人想起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的“社会溃败论”，两者各以不同方式强调向心力流失的问题，描述凝聚力瓦解的趋势。
　　
中国现在问题不在发展不够快，而是社会互信流失，权力失控、法治不彰，它们都与直接或间接腐败有关。中共高层对于腐败的危机并非不警觉，领导人多次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但是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社会的印象是“越反越腐”。
　　
要避免所谓的“腐败恐怖主义”出现晋级式的发展，最佳方法是引入社会监督，让反腐脱离“密室”状态，这取决于领导层是否敢于对社会放权，引入社会力量来进行自我治疗。中国执政党不存在外在政治对手，所以真正威胁只有一个，就是自身的腐败。如果用通俗的话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