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打破“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大事件》特约记者曹育敏/政府维稳的最突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民众维权?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维稳和维权,表面看似乎对立,但如果政府维稳能从根本上解决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群众维权也就能在维护权利的同时维护大局的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负面效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稳定压倒一切”对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北京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
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胡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而在今天有一些干部口中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更严重的是,动用包括“国保”在内的暴力机器维稳,使所有人都产生了不安全感。中产阶级大量转移财产、不惜转到海外,就是明证,这不但使经济发展基础抽空,使社会和谐变成社会冲突,加剧贫富两极对立,而且使官民矛盾激化,暴力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稳定压倒一切”对心理更产生重大摧毁性影响。一位署名“木然”的作者,在网上撰文指出:维稳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估算的成本,而维稳的社会心理成本却难以估算,“心理收益只能是负收益。维稳的结果表面上是维护了稳定,却不知每一次的维稳都是对社会成员的巨大的心理伤害,几乎每一次维稳,都在相关社会成员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作者说,这是因为,维稳采取的是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出了什么事先压下来再说,只要本届不出事,下届出事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正如法国路易十四那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权力者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心态,其后代会死得更惨。“官一代死了,不能让官二代陪葬。官一代如果真为官二代着想,就得改革。要充分认识到《人民日报》所说的,维权才能维稳,维权就能维稳。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维稳,会导致社会表达方式极端化、行为极端化,社会就会用暴力来对抗暴力,革命就会代替改革。”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如何打破呢?这个问题,海内外有识之士其实早就有非常明晰的答案。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来说,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择其要者,可以“法治”二字概括。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20113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却进一步,退两步,原地徘徊。  


分析人士都指出,要想社会真正稳定,首推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约公权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社会冲突亦可纳入法治轨道。再次,应当逐步扩大民主。大如政府换届,小如水价增降,公民参与听证,选举有权,表达有道,不稳定因素,自然可去之大半。  


再次,执政党应当转变执政思维,增强执政能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现象。对此,一方面,政府自我制衡,不越界,不违法,不制造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放开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一旦起了冲突,有法院独立审判,有非政府组织独立调解,自然安定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政府维稳的最突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民众维权?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维稳和维权,表面看似乎对立,但如果政府维稳能从根本上解决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群众维权也就能在维护权利的同时维护大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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