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中国大陆体制内100多名专家和学者举行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会上有40多人发言。他们回顾历史，针砭时弊，呼唤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观点的大胆与尖锐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很有可能对中国改革和中共前途产生深刻影响。
三十年前，《历史决议》产生之时，正是中共面临生死挑战之际。座谈会主持人胡德平先生引用了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这个《历史决议》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活路还是走死路的选择。中共在建政以后的三十年中，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自己折腾自己，消耗了不少元气，在文革中更几乎是九死一生，后来是《历史决议》和改革开放拯救了它。今天，中共似乎又到了生死关头。当年参与《历史决议》起草的法学家郭道晖指出，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到，中共正面临著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说明中共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笔者信手拈来几篇讲话，读后感觉十分强烈。中共面临的危险岂止像胡锦涛轻描淡写的那样？就像中国民间积怨甚深一样，中共党内原来也是积怨甚深！从40多个发言和摘要可以看出，大多数与会者对目前这个“得过且过，击鼓传花”的执政当局相当不满。不满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党内民主今不如昔。胡德平在座谈会上批评中国党内的民主状况远不如三十年前，他问，为什么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总是处于弱势，而集中总是处于强势？他引用毛泽东当年的话，即便在集中的时候也要有个人的心情舒畅，否则“一人向隅，举座不欢”，毛泽东屡次说过此话，虽然名不副实，但现在的当局连说都不说了。党内民主如此名存实亡，人民民主更是有名无实。
党内异见受到压制。胡德平在讲话中曾两次担心自己会被批判，一次是谈到思想解放，另一次是谈到台湾宋楚瑜说的话时说，“我说这个话恐怕也要受批判”，还说现在领导们个个说思想解放，但很多都是官样文章。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她从党员干部的角度指出党在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也被人批评。这让人联想起，温家宝因屡谈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而遭受政治局常委中的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和周永康等人的围剿。党内异见如此被压抑，社会异见自然更是没有好下场。
党内议题动辄得“禁”。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他的讲话“改革岂能‘击鼓传花’”中说，现在动不动就把问题列入禁区，“民主是禁区，普适价值是禁区，公民社会是禁区”；30多年前，参与《历史决议》讨论的有4000余人，光党校就有1500名学员，而现在党内重大问题的讨论只限于极少数人，人家越南党已经连续两届把党内重大问题交由全党大会讨论，“在人家那里叫民主，在我们这里却叫泄密，这就很成问题”。
党不守法，却让人民守法。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说，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说，我们的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
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刻意忽略普世价值。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社会特色论，而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这种理论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而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党承诺搞民主，至今不兑现。党校教授沈保祥和历史学家吴思异口同声地问，《历史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就搞民主，为何到现在还没开始？
三十年前，就在中共走投无路的时候，《历史决议》为它指出了一条出路。然而今天，如张木生所说，“到改革33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现在最反党的不在知识分子中，在共产党内，最腐败的在共产党内，两极分化吃得最足的在共产党内”。这种说法可谓一针见血，但张木生等人仍然要一心一意用新民主主义救党，只是共产党既然如此堕落，当救还是不救？救得了还是救不了？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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