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副行长的“六四”经历――亲眼看见解放军“杀人”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敌人”。
1993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虽然此前我已对他“了如指掌”。
据传闻，“反革命”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平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欠账不还，赖账到底一一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18岁。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社会闲杂”，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会闲杂”才是具体的。按理说，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更像文革大字报，“反动”啦，“气焰嚣张”啦，“阴谋推翻”啦，甚至还有“狂吠”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目击”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我是5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大约是8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不可能！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而他本人18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毁了人家前途！”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这咋行？
　　”我对审讯员说：“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审讯员说：“你已被开除了党籍。”我说：“还没接到通知。
　　”审讯员说：“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我说：“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审讯员说：“一派胡言。”我说：“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审讯员气坏了，说：“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我说：“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他说：
　　“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我说：“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短命娃儿！”就栽倒了。中了风，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57年宝成铁路通车时，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照组织说的办。”　　我激动得大声说：“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诚实犯法么？”　　爸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我说：“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爸爸说：“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我反问：“我看了我不该看的？”爸爸说：“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造谣罪”，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我又没说“血流成河”。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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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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