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鹏舆政治局碰头会议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当陈希同看到昨晚二十一所一口同校学生已经成立了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的消息后，意识到昨晚市委召开的高校负责人会议部署的工作措施已经很难起到作用。于是，打电话络李锡铭。陈希同说，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李锡铭说，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一次？陕希同说，要不，我们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李锡铭说，那就请你与万里同志通个话，越早见他越好。
下午三时，按照约定，李锡铭、陈希同来到人民大会堂万里辨公室。陈希同一坐下，就对万里说，老领导，北京市的学潮已越闹越大，反动组织都已经公开化了。他们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今天北京已经有三十九所学校，约五万名学生参加罢课。并且，高校的混乱已经开始波及到社会上。甚至连西单墙事件中的一些反动分子现在也活耀起来了。形势很严峻。接着，李锡铭专门提交给万里一份关于北京学潮的分析报告。李锡铭说，这些学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们背后有黑手，据查，这次闹事最凶的一些北大学生，就由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方励之虽不直接插手学潮，却是把学生与国外媒体直接挂起钩来的牵线人。还有一些人也不怀好意。万里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北京的局势的确有点复杂化。天安门的情况我是天天见。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爱党爱国的，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要把极少数人与大多数区分开来。李锡铭说，万里同志，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万里说：应该尽快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北京和全国的局势，明确工作方针。陈希同说，老领导，那就由您提议开会吧?万里建议李锡铭、陈希同直接找李鹏。李锡铭、陈希同向李鹏汇报了当时北京局努。李鹏说：“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于是，李鹏决定，晚上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介绍情况。晚上，李鹏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李铁映、李锡铭参加了会议，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参加，何东昌代表国家教委参加，袁木、曾建徽以部门负责人身份参加。和杨尚昆一样有权列席常委会议的薄一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会议一开始，李鹏就说，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从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李锡铭先汇报了北京市委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李锡铭说，自学潮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已经开过大大小小的会议十二次。昨天晚上，我们专门召开了全市七十多所高校的书记、校长会议，要求各校贴出通告，并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分头到学生中间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上午全市所有高校党政领导都深入到学生中间做工作，但效果甚微。学生对校领导的话基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并说和校领导对话不解决问题。下午市委召开了各高校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会议，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经压倒正气。
接着，陈希同全面介绍了北京高校的现状，陈希同说，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华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陕希同在总结时说，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三十九所高校近六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经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
何东昌代表国家教委详细介绍了近十天来北京乃至全国高校的学潮情况，何东昌说，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何东昌举例说，武汉大学学生公开叫喊『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北师大贴出署名『师大新闻系』大字报，攻击“小平主国，手提大权”，鼓动“抓凶手”。复旦大学出现一幅标语公然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南开大学题为“新五四纲领”的大字报，公开对李鹏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何东昌强调，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藉悼念之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伺机大搞打砸抢，长沙、西安和冲击新华门都与此有关，不能把这几件事都看成单纯的社会闲杂人员的闹事活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出谋划策的大字报和座谈会纷纷出笼。如《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十九日举行的座谈会公开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案，还明确表示支持学生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北大校园里一张署名“北大、人大、清华教师”的《告同胞书》说当务之急，乃是扩大宣传效果，不再是悼文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北大的非法『团结学生会』就是在方励之老婆李淑娴等人授意下搞起来的。
李铁映补充说，教委到今天为止已发了四个通报，目的就是稳定全国高校的局势。看起来杂度很大。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胡启立分析道，这次学潮的情况的确十分复杂，许多事情掺杂在一起，要把它剥离出来很不容易。虽然学潮中的坏人是极少数，但这极少数人的能量都不能低估。
乔石：我们极不愿意看见民主的宽松的气氛遭到破坏，但是，没有规则的自由、放纵的自由是不允许的，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允许。绝大部份学生的爱国热情要予以肯定，但对他们的盲从应该进行疏导，特别要指出盲从的结果是善良的愿望被一些人所利用，要晓之以理。乔石特别强调，长沙、西安等地已经出现一些社会上闲杂人员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京津渭和全国各地社会状况表面看是好的，但并不排除突发性事件的发生，要有应急预案。
姚依林说，这场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已经演变成一场动乱。一定要尽快予以揭露，向全社会特别是学生认清其真相，要明确表明中央的态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鹏：我昨天看到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很赤裸裸，是公开的向党挑衅。我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杨尚昆：首都的安定至关重要，首都安定了，全国就太平。对于这次学潮，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学生，同时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千万不要因这次学潮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姚依林：鉴于目前形势，我建议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根据姚依林的意见，李鹏、乔石、胡启立都同意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常委中由李鹏负责，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为成员。
会议结束时，李鹏向杨尚昆建议，尚昆同志，您是否徵求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请他老人家听听一下常委的汇报？杨尚昆说，我去跟小平说，争取明天上午到他那里去。
会议决定：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一份紧急通知，向各地通报形势，提出对策；二，责成北京市委从二十五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阴谋分子，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三，鉴于形势严峻，争取明天上午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
当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通知》指出：”当前防止事态扩大的工作重点要放在防止串联、防止罢课、防止成立如学生自治会一类的组织上。各高校要做好护校内保工作，对外来串联的要迅速查明身份，加以控制，公安部门要拿出相应的防范办法。”“要马上给机关和大型厂矿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通报情况、做好工作，让他们心中有数，并做好本单位职工工作，严格防止学生到工厂串联。”“下一阶段发生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一旦发生，要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方针政策办事，既尽量避免扩大事态、激化矛盾，又要坚决对少数不法分子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加以制止，并依法严惩、绝不手软。”“公安部门要提前制订预案，包括实行交通管制的预案，以备相机采取果断措施。”《通知》下达第二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就开会研究，制订具体措施并提出贯彻意见。
2.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成立
二十四日，各地各部门报送中南海的材料十七份，继续反映各地学潮情况，其中南开大学学生在新成立的学生自治联合会领导下开始罢课，湖南师大、中南工业大学等校园多处出现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这里，介绍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的成立和一个学生对学潮的看法。
安全部的报告记录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的成立经过。报告称：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从二十四日十四时四十七分开始到十六时结束。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的开会启事是由设在距北大三角地很近的二十八楼播出的。这个广播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不时地播出一些学生家长支持子女请愿的消息，以及一些演讲录音。
十四时起，北大全校约五分之四的学生陆续地到“五四广场”。近二百名学生组成的“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他们佩戴红布做成的袖标，上面用墨水写上“北大”二字。进入“五四广场”的人们必须出示学生证、工作证、校徽或记者证。
北大几乎所有科系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他们有的打着系旗，有的举着标志，较有秩序地在广场列队。
数十名外国记者在广场内采访，有的录像，有的录音，十分活跃。
自治会筹备会一名成员登上火炬台，用扩音器“致开幕词”。大意是：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民主、科学。七十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七十年后的今天，民主、科学在这块土地上依然步履艰难。国家依然满目疮痍。今天我们终于站了起来，并且要坚定地走下去，凭籍我们的热血，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之后，一名学生讲述了“筹备会”的工作情况，大意是：1，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筹备会；2，有效地组织了学生的民主请愿，坚持进行了无限期罢课，初步成功，这名学生还讲了下一步打算：1，继续请愿，坚持罢课；2，准备成立“全国团结学联筹委会”；3，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组织；4，成立演讲队、募捐队。
紧接着，又有人分别宣布了“原则”、“组织机构”等。
之后，陆续又有十名筹备会成员登台作自我介绍。第十名自称“张志勇，国政系八七级学生”他说，现在学生运动已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勇气，现在则需要智慧。当张志勇还要继续讲下去时，台上一些人抢他的话筒，张志勇被赶下了台。一名筹备会成员对着话筒叫喊：有人透露，张志勇是研究生会派来的，是党棍。后来，主持人宣布将张开除出筹备会。
一名学生上台，宣称“否定现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一切权力，宣布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会正式成立.”
又一名学生上台自我介绍：“我是历史系八八级学生王丹。有一位曾在国民党时期参加过多次学生运动的老党员对我说，这次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后七十年来最伟大的学生运动，面对历史，我们不应感到羞愧。在天安门我们坚持静坐，让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我们要把民主、自由的权力从那帮剥夺了我们权力的老爷们手中夺日来。”
宣武区建筑公司一名吊车司机代表“工人阶级”宣称支持学生，他挥着拳头，让学生们建立“新中国”。据说此人叫王呈跃。
一名自称清华代表的学生说，希望北大的同学团结起来，要有理智。
一名声称北京理工大学代表的学生说，希望看到北大人行动起来。
最后一名学生说，”我是满怀希望到这里来的，我是法律系的一名年龄较大的研究生，要帮助筹备会团结起来，作他们法律上的顾问。”下面是安全人员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的谈话摘录：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这次学潮的成因有五条：一，不少学生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酝酿。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二，理论，目前学生中普遍感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讲不清楚；三，普遍对腐败现象和社会风气极为不满，又失去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四，对个人分配前途非常悲观；五，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
这位学生说，大学生中反对闹学潮的极少，只是在怎么闹有不同意见。一种是“适度规模派”，认为闹学潮可以让社会及高层了解学生的愿望与呼声，但要适可而止，太过份就帮了倒忙；二是激进派。这次学潮中个别极端激进分子已与家里父母打了招呼，“即使我一个人倒下也要把运动搞下去。”个别学生已作好流血的准备。学潮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受年龄及情绪影响，看热闹的成份也不少。这些人到了现场，受当时各种因素影响，就会跟着一块干。
对处理这次学潮的方式方法，这名学生认为有几点失误：第一次学生到新华门递送要求时，应有人出来接收或请学生代表进去谈一谈。这样可能就不会发生第二次冲新华门。第二次冲新华门时，警察不应追打学生。以上两点不算大的失误。最大的不明智之举是二十二日中午三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跪着求见李鹏总理而无人理睬，在场学生一片哭声。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使学生非常伤心，对高层非常失望，也给极端分子以口实，这就有可能埋下再次发生大规模学潮的隐患。
这名学生认为，五月四日发生学潮的可能性极大。对于今后如何处理学潮。他谈了几点意见；
一，关于处理学潮的决策过程和机构。他认为，目前闹学潮与处理学潮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闹者主动而处理者被动。现在学生中不少人熟知怎么闹之后，政府将会有怎样的对策。他自己就判断出冲新华门后，政府肯定要发通告，而且措辞猜得八九不离十。这样政府就会在处理学潮中陷于被动，被牵着鼻子走。因此，必须提高处理机构的快速应变能力，遇到突然情况能有人立即拍板采取应对措施，甚至可以个别徵求参加过学潮的学生的意见和看法。他说愿意与政府合作处理好学潮的学生是有的，只是要政府绝对保密，不要让这样的学生在学校无立足之地。
二，关于对话问题。他说，政府应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话应抢在学生采取行动之前。为了避免在学潮中产生流血事件和激烈行为的发生，要设法缓和学生的对立情绪，增加一点感情投资。在对话时，实质性问题可以避开，但有一点一定要让学生们了解，那就是肯定学生的民主愿望和爱国性，可以在方法、途径、否定学生的行为。
三，关于学潮的新闻报导。新闻报导一是要尽量客观，二是要讲究用辞，要把学生与社会上不法分子分得很清楚，还应当把绝大多数学生与少数闹事学生分清楚。
四，关于大字报问题。大学里本来就有多种声音，对于学潮的态度也应如此。可目前高校不许张贴大小字报，结果是那些想煽动学生的垄断了大字报阵地，如北大三角地就是。贴的大字报不揭不盖，就会有多种声音，也便于学生自己判断，从情绪化走向理性。
3.海外评论
当天送达中南海二十八份海外报导，大量报导了北京学生开始大规模罢课、外地学生到北大聚会、留美学生情况以及对政府的反映等情况。
路透社“北京学生运动第八天”的报导说，“正当学潮的扩大使政府日益难以忍受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星期一去北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印度《快报》社论指出，”当十年前北京民主墙出现时，邓也许认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污染的狂热分子是问题的根源，经过一定时间，这些人是可以不费力气地对付的。”“人们不知道他对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这种骚动是否仍抱有这种乐观的看法。人们不能不把知识分子的不满看作是正在使苏联和东欧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更广泛现象的一部份。”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题为“二十万人蔑视中国领导人”的报导说，“学生们的挑战是空前的，但是如果认为它有可能导致共产党失去垄断权，那就错了。学生们缺乏组织，而且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敌不过一个牢牢控制着治安部队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到目前为止，共产党的反应一直是低调的，高级领导人尚未谴责抗议活动。但是，共产党知道，如果无视这种挑战，将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过去的老办法是找一个替罪羊，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合众社电文说，“罢课标志着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民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写道，“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罢课。如果我们得不到民主和自由，我们决不会停止罢课。。”美联社的电文说，“当局没有采取公开行动干涉这次罢课，但是有些人士说，上周末前后有一万多名驻在远郊的士兵开进北京，为可能采取的镇压行动做准备。一些学生领袖说，他们担心自己很快会被逮捕。”法新社报导说，学生们正在准备向外界群众散发传单，说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正在开展一场敦促向全国各地亲友写信的运动，以便散布关于学生的要求和示威的消息。”法《解放报》报导了该报记者对“在天安门的一名清华大学学生的专访”。”这名清华电子系四年级学生说，在中国，极大部份优秀分子在党内。没有其它政党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我们相信和执政的共产党一起搞民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全能保护神那样的人身上，真正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运动，总罢课将一直延续到领导人同意和我们对话。”
时事社的“中国也出现摆脱：“官方新闻”的迹象”的报导称：”中国的报界也终于出现试图摆脱官方报导的迹象，先驱者是北京的《科技日报》。”“该报这次能进行在中国可谓大胆的报导，是因为有开明的编辑，特别是副总编孙长江，据说过去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演讲稿执笔者之一，被认为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关于这次报导，孙长江没有特别骄傲的神气，他说，‘并没有标新立异，只是作为报导机关尽了应尽的职责。’”共同社当天播发的一条消息称：这表明，在新闻界有关人士中支持学生的要求与行动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多。党中央对这次学生运动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这暗示出，党中央因展开前所未有的新运动而困惑不解，意见没有取得一致。”
4.西安处理“四．二二”事件
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底抓了多少人？被抓者有没有挨打？如何处理？中共陕西省委二十五日向中南海提交了关于西安处理“四．二二”事件的报告。全文如下：
据西安市公安局提供的初步统计数字，截止二十四日十三时，在西安打砸抢烧事件中共抓二百七十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大约七十二人。西安市委孙殿奇汇报：整个事件中未死一人，从目前受伤人员情况看，不论武警、公安干警，还是被抓人员也不会有人死亡。
孙殿奇是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一线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他说，在事件中纵火、打砸、作恶多端的不法分子虽抓获了一些，但由于当时现场混乱，指挥不灵，有的犯罪分子已经逃窜，未能抓获。但公安部门当时对现场已作了录像，做了不少取证工作，现在其中多次点火焚烧汽车的首犯王军已被跟踪抓获。
孙殿奇说，在“四．二二”事件中，现场指挥部门和省市领导层虽一再强调不要打人，但被抓的人当时几乎都遭到了棍棒、皮带、拳脚毒打。孙殿奇说，在当时情况下，素质较差的武警战士和部份公安干警被激怒了，打红了眼，这种违反纪律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所有被抓的人员都分散在西安未央、新城、雁塔、莲湖等城区公安分局加紧讯间审理，已经初步审完的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大学生三十一人，占初审总人数的十八．九％。工人五十四人，农民二十四人，无业人员十八人，中小学生、个体、游散人员三十七人，占初步审完人数的八十一一％。在初步审完的一百六十四人中，目前已放走一百六人。目前，正处理的有五十五人，其中刑事拘留一人；收容审理三十九人；行政拘留十五人；待审查的二人；重伤住院一人。
孙殿奇认为，社会上的一些渣滓这次并没有被全部抓到，西安仅刑满释放分子就有一.五万人，公安部门控制的对象还有一两万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还会进行报复。“五四”快要到了，今后这段时间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
市委已经决定采取以下一些措施：1，重点还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工作。2，组建机动力量，以应付紧急不测事件。现在已经由西安军分区负责，组建了一千五百人的十五个基干民兵连，这些民兵连已形成指挥系统。他们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工作。3，抓紧对“四．二二”事件中犯罪分子深挖工作。一方面加紧审讯已抓获的人，从中获得线索，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4，制定对付“五四”可能出现局西的预案。除了做好学校工作以外，要加强面的控制，特别要做好基础工作。
二十四日，西安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司法局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对参加“四．二二”事件的犯罪分子必须彻底揭露，依法予以严惩。通告指出，凡煽动、组织、参与了四月二十一日以来的打、砸、抢、抓、烧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限于四月三十日前，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逾期不自首者，一经查出，从严惩处。自动坦白，有立功表现的从宽处理。通告还要求，全市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向公安机阅检举揭发，同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
到二十四日晚九时，经中央军委批准进驻西安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除留两个营外，其余全部撤回驻地。二十四日晚二十四时，已取消交通管制，二十五日已全部恢复正常。
同日，安全部门提供的开于西安高校学生的情况则令人感到气氛压抑。摘要如下：近两天，西安市高校表面上己恢复平静，教学秩序正常。但学生们对“四．二二”事件的处理却议论纷纷。
在西安交大，校常委负责人说，从二十三日起，学校以“爱国卫生月”名义冲洗掉了校园内近千幅大字报。学生们虽然从“美国之音”等收听到了北京部份高校学生罢课的消息，但对学生影响不大，大部份学生仍正常上课。
二十三日，西北大学发布了紧急通告，要求学生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不得擅自上街游行，违者后果一律自负。学生表面接受了，心里却不服。
据了解，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一些学生被抓，部份学生已返回学校。他们头上缠着带有血迹的纱布，有的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一些学生下落不明。许多学生看到这种情况议论纷纷。有的学生说：太惨了！太惨了！没想到警察这么凶，不但毒打无辜的学生，而且还打伤了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说，被抓的人己失去了反抗能力，共产党历来是讲政策的，但为什么还要当众用皮带、木棍毒打他们！
这些学校领导对下一步局势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西安高校目前的平静是暂时的、表面的，实际上并不平静。各校学生私下有串连，似乎酝酿着什么行动，“五四”前后可能有更大的举动。
同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南海报告了对“四．二二”长沙打砸抢事件的处理经过：“一开始抓了九十六名，后又抓了四十二名，共一百三十八名。由于现场气氛紧张，被抓的人当时几乎都挨了打。”“经讯问和初步查证，对五十三人进行关押审查、五人处以治安拘留处份。这些人中，有工人三十二人，进城务工的农民二十六人，个体户六人，社会闲散人员二十八人，学生六人（其中中学生五人，中专生一人，没有大学生)。
5.“到外地串联”
北京高校学生到外地进行串联的情况在学潮一星期后开始显现，这里摘录二十五日安全部门发自武汉的一则报告。
一名自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团委书记、今年十九岁的有浓重北方口音本科生，二十四日从北京来到武汉大学，就学生游行、罢课问题在武汉几所大学进行串联，并于二十五日下午在武汉大学桂园学生宿舍区与部份武汉大学学生进行对话。
他说，他来武汉的目的，是为了传递北京的信息，了解武汉学生运动情况，相互合作。他介绍说，北京的学生运动搞得比较规范，各大专院校都联合起来了，成立了“首都高校联合行动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个青年在评价武汉学潮时说，武汉的学生运动盲目性比大，目的、要求不一致，也缺乏很好的联合，没有争取到学校学生会和团委的支持。提出的多党轮流执政也不实际。这对学生运动发展不利。
当武大学生问下一步学运应怎样进行时，这个青年说，北京基本上再不打算游行了，目前正在罢课，正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各校团委和学生会自“四．二二”后都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为学生运动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学生们分别到车站、街头、工厂门前进行不同规模的演讲，以唤醒全社会，争取民众更多的支持。他建议，武汉的学生运动也应该这么做。他说，历史上每次大的运动都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支持，我们就难得胜利。此外，全国各地都派有学生代表去北京，声援北大、声援首都的学生运动。在北京，把全国重点院校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长远的组织，取代全国学联，同时为”五四”作好准备。
这位青年说，北京、天津、南京都举行了罢课，但罢课不罢学，罢课不罢餐。就是不进课堂，自己在寝室里学习。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
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南海的报告称：这几天，杭州和北京等地高校串连频繁，许多学校收到了北京来电、来信。杭州几所大学的行动部署和标语口号与北京等高校相呼应，不喊出格的口号，验证了学生已开始统一采取“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
报告借用杭州各高校负责人的建议，认为中央有五个问题亟需解决：一，前段时间上级发的电报互相有矛盾，政策、态度时宽时严、时松时紧，叫下面无所适从；二，叫学校严肃纪律，万一学生大面积动起来，法不责众，学校就会很被动，三，制止学生成立非法组织，既要有态度，又要有措施，四，要学校与学生开展对话是对的，但现在学生所提问题与学校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对话恐怕无效果，五，强化管理很容易激怒学生，万一事情闹大了怎么办？浙江省委报告中反映的情况代表了全国很多高校在这次学潮中的态度，更说明了中南海在对付这次学生运动中决策的不明确。
6.一次流产的对话
摘录二十五日十八时安全部呈中南海的报告：
今天，由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组织的与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对话，由于清华学生组织代表负约未能实现。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清华大学所谓的“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两名成员，找到校领导提出与国务院负责同志对话，学校领导向李铁映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
二十五日上午，学校领导向那两个学生转达了有关领导愿与学生对话的意见，并内定了十五名代表，其中校学生会五人，研究生会代表五人，“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代表五人，与学生代表签了约。领导方面将由刘忠德（国务院副秘书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汪家铎（北京市委副书记）、（陆宇澄一北京市副市长）、袁立本（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出面对话。
上午十时半，“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两名成员又向学校领导提出三点要求：1，对话不仅要有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还要有“北京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代表，即外校学生参加。要有记者参加。2，对话方式要协商。3，意见陈述后就复课。校领导没有同意这种中途变卦的做法。而后，“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两名成员表示以个人名义参加对话，但遭到其它成员反对。
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下午二时，刘忠德、何东昌、汪家铎等来到对话现场---北京市委大楼二楼会议室准备对话。可是直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学生代表仍没有露面。对话的领导一方多次与学生代表电话联系，十名学生会、研究生会代表遵守签约，二时前就等候在校门口，可是“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的学生代表却一会儿说要选举代表，一会儿又说要有“北京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致使对话告吹。
据分析，“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之所以不愿派代表对话，一是反映学生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丁，二是缺乏对话的足够思想准备；三是可能有幕后操纵者出了新主意；四是有些学生担心仅清华大学代表出席对话，有“出卖学运”之嫌。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特地就此事件在第一版发表新华社报导。清华学生普遍对此意见很大，认为“这一报导的意图是想在学生中制造分裂。反映的情况不客观，不全面”
7.邓小平与四二六社论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注：邓小平在北京市区和西山都有住地，但是所有的会议纪录只标明“小平同志处”，没有具体标明在邓的哪个家召开。因此，我们在书中也无法标注每一次会议到底在邓的哪个住地举行）。现根据会议记录综述。
李鹏首先代表政治局常委汇报，李鹏说：“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常委听取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
胡启立插话：“这次学潮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
李鹏继续：“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说我垂帘听政呢。”
李鹏：“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什么？”邓小平耳背。陈希同大声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邓小平点头。
李鹏说：“这些非法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指使。”
李锡铭补充：“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
陈希同说：“我们已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实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的身份和背景。”
李鹏接着说：“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接下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原则意见。随后，邓小平示意陈希同谈一下北京市的情况。
陈希同马上说，“我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这两天北京高校的情况。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己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这次罢课有四个特点：一，制造舆论，寻求社会支持。二十三日以来，有四十二所院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争取中间派学生及教职工支持。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学楼、操场讲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口号。不少学生在街头到处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在社会扩大影响。北大、人大、清华、民族学院的学校广播站已被学生非法组织占领。二，用罢课行动来要挟同中央对话。北大、清华、师大、人大、政法大学等校成立非法的学生纠察队，学生纠察队员守在教学楼或教室门口，阻止学生上课。邮电学院等校的学生乾脆用锁把教室门锁上。三，进行募捐，筹集资金。二十四日起，在四道口、动物园、展览馆、美术馆、西单、复兴门、天安门等地，到处都有学生募捐。北大一学生说，二十四日下午他们就募捐达五千多元。四，谣言四起。高校内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有一个谣传范围很广，说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最近到小平同志家，向小平同志汇报学校情况，小平同志听了后说，要派军队镇压。”陈希同的一席话，使原本就很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姚依林：“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
杨尚昆说，“确保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非常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快坚决予以揭露。”
这时，邓小平说话：”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邓小平环视大家后，继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邓小平的话既是对中央常委决定的支持，更是对这次学潮性质的最后拍板。
胡启立说，“小平同志的话非常重要，必须尽快传达。”李鹏说，启立同志，是否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马上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胡启立表示同意。
不到十一时，会议结束。杨尚昆留下来，邓小平对他说，“这次学潮的发生，反映了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不执著。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
杨尚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都出来了。这次学潮的发生不是由一起偶然事件引起，偶然中有必然。”
邓小平强调：“厦次学潮和反对自由化不彻底有关，和不搞反对精神污染有关。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反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天就丢了。”
邓小平的这段话，隐约透露出对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的不满，但他为什么只对杨尚昆个别说，而不在会上说，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赵紫阳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信念坚定。
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时，也分别报告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中共元老。赵紫阳当天回电：”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同时，经李鹏提议，曾建徽执笔起草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即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李鹏审定后，决定于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四．二六社论基本按照邓小平讲话内容起草，社论主要观点如：“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等，均为邓小平原话。
当天，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部份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教委所属高校和其他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市委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李铁映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关于制止动乱的指示精神，李铁映说，根据中央决定，今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将播发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社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党委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好这篇社论精神，同时要发动党支部组织干部、党员、教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学习社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李铁映要求，“学校党团组织和干部、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要尽快掌握情况，并针对学生中的各种模糊或错误认识进行工作。”何东昌在会上说，“有迹象表明，有些罢课学生已开始向中学串连，值得严重注意。要记取文革中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鼓动起来，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制止。”当晚二十一时，根据李铁映的意见，为配合宣传四．二六社论，国家教委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第五个《通知》
8.学生对社论反应
二十五日，在四．二六社论尚未广播前，全国各地共报送了十一份材料，有浙江省委、湖北省委、甘肃省委研究部署处理学潮的措施、湖南大学等四所高校二十五日凌晨在省政府游行并提交请愿十条、河南学潮等情况。各地反映的情况表明学生运动趋于明显不活跃状态，即使在北京，各个学校的活动也趋于平淡，更多的学生对持续十天的学生运动似乎产生了一种厌烦情绪，一些学生运动组织者正试图通过扩大社会影响，寻求更多的民众支持来持续学生运动的时候（当天北京街头出现较多的大字报，主要宣传这次学运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学生请愿七条”、“学生呼喊口号”等），“四二六社论”播出了。一石激起千重浪，“四二六社论”象一颗重磅炸弹炸响在高校上空，学生的反应达到了十天来的最高点。以下是安全部门当晚从北京各高校发回的报告。
十九时三十分发自北大：北大从十八时三十分起，校园里正反复播放《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北大少数参加闹事的学生比较害怕，而闹事的学生骨干则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在北大三角地，一位学生说，“这是他们（指政府）的第一步。我们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抓人了。”更多的学生认为，这是政府“歪曲事实”，“不会理睬这篇社论”，“我们的罢课至少要坚持到五月四日”。还有的学生认为，“这表明了政府要坚决镇压的态度。”北大一位不知名的教师说，“中国经不起任何动乱，搞西方民主，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但更多的教师认为，社论定性太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二十二时四十分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三四千名学生十八时四十五分左右走出校门，到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去声援罢课，并强烈抗议刚刚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游行途中，有的学生说，这回完了，我们成了反党了，要老老实实的了。还有人说，我们不是反党反革命，我们是要求民主自由，一定要和政府干到底。这次游行，共约五千多名学生，二千多名围观群众。二十一时四十分，游行队伍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来后，本想到附近的北京师范学院，但马路上已有近八百名警察。一位游行组织者宣布，一为避免与警察发生冲突，同学们在师院门口整理一下队伍，就回学校。”这位组织者说，“我们要坚决干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二十二时五十分报告：今晚七时，为对付刚刚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北京临时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到中国政法大学开会，商讨对策。一些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家长，在听完广播后，赶来学校，找老师问孩子表现怎么样，会不会出什么差错。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社论播发后，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在此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一些老师说，“当初如中央领导有人出来对话，哪怕是走形式，也不会导致现在的局面，现在看来是激化矛盾。”有的学生听完后很气愤，呼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像条狗在狂吠。”另据了解，北京农业大学在社论播出后，有人立即贴出一份题为“有感于中央对学生运动的结论”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哥儿们、姐儿们、爷儿们：赴快把书扔到火炉里，去当倒爷吧，去醉生梦死吧，去放纵淫荡吧！”
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其中尤以长春的规模最大。我们摘录中共吉林省委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五十分的报告：
今晚十八时三十分以后，吉林大学等院校约三千名学生从长春市主要等街道游行到省委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现有，学生们仍在省委门前静坐。据游行学生反映，他们所以上街，是今晚听到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民日报》社论称这次运动为“动乱”，感到很受刺激。他们一边谩骂《人民日报》社论，一边高喊“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口号。长春市中心的斯大林大街中段的交通堵塞了，机动车辆无法行驶。游行队伍到省委门口后，口号声响成一片，要求与省委书记对话，高喊：“何竹康，出来！”围观的群众多达一万多人。
二十二时零五分，长春市人民政府向静坐学生和围观群众宣读通告。学生和围观群众无动于衷。二十三时左右，长春市政府派出三百名警察，在省委东侧的新发广场围成大圈，护卫着一辆宣传车，反复播放《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围观者开始涌向新发广场。此时，吉大领导和一些教师开始做学生说服工作。二十三时三十分，学生开始陆续离去。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现学生冲击省委机关，呼喊反动口号。
9.各省表态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电报下发和“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党委常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计划，并向中共中央表态。各地报送的报告表明，不少省份根本没有学生上街游行，更谈不上“动乱”。我们摘录有关省份的报告。
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于四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简要通报了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重点分析了全市的政治形势，对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动乱、稳定社会政治局势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以下措施：一，立即发出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人民日报》二十六日社论的通知；二，坚决抓好当前的工农业生产，确保市场有效供给；三，注意解决当前存在的若干突发问题，缓解矛盾。继续抓好廉政建设，确保社会安定；四，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预定方案。”“根据市委决定：二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体育馆召开全市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讲话，要求全市广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禁止非法示威游行；禁止以各种形式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进行串联；对于内容出格的大字报，要坚决揭去；对于打砸抢的人，坚决予以严惩。同时，江泽民同志代表市委宣布：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其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
北京：“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全市万人参加的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同志代表市委讲话，要求全市广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首都的社会稳定。”
黑龙江：“到二十六日晚上为止，哈尔滨地区高校和全省各地未发现异常情况。但是，黑龙江大学已发现有一名自称武汉大学的学生前来串连的情况。党委常委已于二十六日上午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常委们一致认为，目前我省的局势虽然平稳，但也不可低估当前的严峻形势，一日出现动乱，我们将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会议制定了对付突发事件的具体方案。下午，省委、省政府已召开了哈尔滨地区高校负责人会议。”
吉林：“二十六日上午，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最近中央精神《人民日报》社论，分析了二十五日晚吉林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情况，提出了反对动乱、稳定局势的七项措施。”“二十六日下午分别召开长春地区高校书记校长会议和全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要求：全体干部和教师决不允许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全省新闻单位严格按《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进行舆论报导。”
辽宁：“二十七日下午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和各市负责人会议，通报全省政治形势，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动乱、稳定社会政治局势进行了部署。”“会议指出，从本月中旬到现在，辽宁省的政治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目前虽未发生动乱，但确实也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会议强调：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冷静、果断、疏导、教育’。要坚持疏导的原则，立足于教育，工作要积极，处理要慎重。”“要正确认识和分析学生提出的各种意见，对我们工作失误提出的批评！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要注意解决当前存在的若干突发问题，缓解矛盾。”“要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预警方案。省委已成立防止动乱指挥小组。”
河南：“二十六日上午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党委常委认为，最近一段时期，河南各地形势比较安定，河南高校没有发生一起学生游行示威等活动。但已发现外地一些大专院校少数学生来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串连，寄来反动传单。”省委将于二十八日召开各地市、省直各部门和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要求克服麻□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动乱发生。”
陕西：“二十六日晚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精神，研究防范动乱进一步扩大的措施。”西安地区的动乱，二十二日已暴露得比较充份。从背景讲，西安地区不受北京指挥，至今没有从组织上获得确凿证据。但二十二日的动乱确受北京影响。”“省委常委要求，从快从严从重处理“四．二二”动乱中的犯罪分子，造成声势，震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时，抓紧制订出预防动乱的方案。”
湖北：“二十六日下午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属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认真学习传达中央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会上，省委作出以下决定：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于任何籍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上；对蓄意造谣进行陷害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者要依法严惩”
浙江：“二十六日晚上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简要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和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专门研究了浙江如何坚决反对动乱的问题。”“会议认为，要运用好法制武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前一阵的悼念活动与制造动乱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出格言论与反动言论区别开来，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如果出现非法游行和罢课，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对喊反动口号的、打砸抢烧的，应坚决依法严惩。”
福建：“二十六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关于防上和反对动乱的电报和《人民日报》社论，联系福建实际，研究和部署反对动乱措施。”“到目前为上，全省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上街游行示威，也没有发生与此有关的打砸抢烧事件。但是，并不是完全风平浪静。”“省委决定成立以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为首的防止动乱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宣布：绝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禁上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者要依法制裁。”
江西：“二十六日下午召开省委常委会，贯彻中央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对下一步稳定全省形势作了部署安排。”“常委一致认为，江西整个形势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动乱。但不能麻□大意，社会上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因此，对形势不能过于乐观，宁可看得重一些，要继续采取措施，稳定全省形势。”“省委已部署出现突发事件的预定方案。”
新疆：“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于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分别召开常委会议和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反对动乱的文件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分析自治区的政治形势，决定立即采取各种手段，确保区内安定团结局面不受长沙、西安动乱的影响。”“两个会议一致认为，自治区当前的形势是好的，社会比较安定，物价比较平稳，各大专院校秩序井然。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新疆不发生动乱，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强调“新闻报导凡是涉及敏感问题的，必须请示报告，任何人不得擅作主张”。“公安部门要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随时对付突发事件和处理动乱的准备工作，万一发生动乱，能够立即予以惩处。”
10.部队对社论反应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总政治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高级军官认真领会邓小平讲话精神，并提出四点具体要求。《通知》指出，“全军各部队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一系列保证部队安定团结的指示，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和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教育官兵不听信、不传播不利安定团结的言论，不参与任何不利安定团结的活动，确保部队指战员思想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地相信党中央、中央军委，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行动。”全军各部队要特别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保持军队自身的高度稳定，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令行禁止。”“全军各部队要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准备。”《通知》特别强调，不管那个部队，动用一兵一卒都需报告中央军委，并经中央军委批准。”
那么，即将参加戒严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部队高级军官对社论又作何反应呢？请看两大军区向中南海的报告。
北京军区报告：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北京军区在京参加读书班的二百多名军、师主要领导干部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大家表示，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社论及时、正确、有力。
二十七集团军小组在讨论时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得很及时，定性正确，是对一小撮坏人攻击共产党、进行打、砸、抢活动的有力打击。北京卫戍区小组谈到，卫戍区部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期间，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但许多干部战士对学潮来势之猛感到震惊，对这场运动的性质难以辨清。《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一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使我们澄清了认识，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三十八集团军小组反映，“二十二日那天，我们部队在八宝山一带维持秩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战士们进行挑唆煽动，有的干部战士受到一定影响。《人民日报》社论为我们对部队进行教育提供了教材。”
二，希望中央深化改革，兴利除弊。
军区后勤部小组在讨论中说，虽然出现了动乱，但对全国来讲仍是局部的。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对改革失去信心。
二十八集团军认为，这次动乱，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央在下步改革中，要稳妥从事，有关政策要反复论证，有把握后再出台，尽量避免和减少失误。
二十七集团军小组指出，这次动乱，从另一角度告诉我们，深化改革，必须尽快解决政府中的腐败现象，解决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良、分配不公和乱涨价等问题。
河北省军区小组认为，这次动乱说明，中央在对教育增加财力投资的同时，要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出现“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学生反对共产党”的局面。
内蒙古军区小组认为，对学生只能采取教育和疏导的方法。中央对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的某些不妥言行，采取克制容忍的态度，非常得当。但对混入学生队伍中的社会渣滓，要严厉打击，坚决镇压。
三，要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央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参加学习班的军、师领导干部普遍表示，要树立忧患意识，与党风雨同舟。连日来，他们有的给在京读大学的亲友子女写信、去电话，教育他们听党和政府的话；有的给正在北大、清华等院校中执行军训任务的部队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按社论要求，做学生工作；有的给部队打电话，要求部队学好社论，严守纪律，不听信、传播小道消息，不参加社会上的非法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沈阳军区报告：
二十七日下午，沈阳军区党委常委集体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处理当前全国动乱问题的讲话。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制止当前动乱的决策，以稳定部队的实际行动，为维护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党委书记、政委宋克达中将说，从现在起，各级党委要集中精力学好《人民日报》社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保证部队同中央保持一致。党委副书记、司令昌刘精松中将说，在动乱面前，我们要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用军队的稳定，保证全国的安定。我们军区党委要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全区部队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反对动乱，维护全国安定作出贡献。
党委常委们一致认为，作为军人，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各种形式、各种藉口制造的动乱活动，做到：一要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同中央保持一致，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行动，二要认真学好《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搞好宣传教育，以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三要态度明朗，对发现的问题，听到的谣言，不能听之任之，要坚决斗争；四要认真解决好影响部队稳定中的问题，保持军队自身的高度稳定，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令行禁止。
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提出，鉴于当前动乱有持续下去的可能，领导机关和驻城市部队要有思想、组织和行动的准备，以免在事态扩大需要用兵时束手无策。但是，必须明确，这和抢险救灾不同，不能随便派出部队，不管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动用一兵一卒都要请示报告，都要经过中央军委和总部批准。
会后，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已分别向各部队发出传真电报，要求各级认真组织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切实学好《人民日报》社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在此期间，各部队要特别强调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严格控制外出人员。对因公外出和在外执行任务的人员，要搞好教育，明令不准围观，不准参与辩论，不准参加闹事。各部队官兵不准到学生中去串联，更不允许学生到部队串联。
11.高教负责人反应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安全部、新华社报送中南海的三十六份关于社会各阶层对社论的反映，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份报告对社论持全部肯定态度。这些报告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里仅摘录那些高校党政负责人的意见。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说：“社论把一些学生推了过去，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学生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觉得中央的决定来得突然，定性有些一边倒。”北京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古平说“社论采取一概否定和简单化的做法，不实事求是。”“北京大学团委书记说，“中央的决定失去了与学生对话的余地，学生的抵触情绪很大。”
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说，“社论发表后，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使问题深化了。社论对学生游行性质说得很严重，说是‘动乱’，既然是动乱，就要旗帜鲜明地去反对。但是，我们对学生始终采取保护态度。因此，不仅是我，我们的教师普遍都感到了压力。”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永庭说，“社论对学生是高压政策，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有可能把学生往对立面推。”
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炳元说，“社论有它虚弱的一面。读了社论，联系到党内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总觉得没有攻心之力。”西南财大党委书记王永锡说，“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负责人说，“社论发表后，现在有部份教师，包括一些老教授同情学生。学校要求授课教师和辅导员深入到学生中做思想工作，且很难落实到人。全校组织学习社论的会，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不来开会，有的教授一听开会连门都不开。省电视台组织部份教师座谈，有的辅导员竟公开说，“学生上街游行是合法的”、“你们能撕掉大字报，但撕不掉入心”。”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陈绍炎说，学生运动应与动乱分开谈。社论中的“阴谋”，在掌握确凿证据前不应该这样讲。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党风、政风。武汉学生的游行，我看是规矩的，不是动乱，也不是有人操纵的，而是自发的。”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卓斌说，“我认为，社会需要安定团结，但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团结只能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不安定。”
12.四二七大游行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学生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四．二六”社论不仅使学生运动的范围扩大，更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无疑，对“四．二六”社论反驳最及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北京的“四．二七”大游行。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由于四二七学生游行秩序井然，三十八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基本没有介入。
以下摘录安全部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给中南海的报告。
“四．二六”社论播出当晚，北京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开会进行紧急磋商。二十六日上午九时，“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大标语写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二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高自联”主席、中国政法大学八五级学生周拥军代表“高自联”发言：“我们现在有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二，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四．二二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说，“我们不会放弃所提出的争取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的要求。如果政府不同意对话，我们就上街游行。”
一位女学生说，“我们从未号召推翻共产党或政府。我们学生进行的是和平的、爱国的抗议活动，“四．二六社论”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一位藏族学生说，“政府必须承认我们的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不反党。他们曲解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要斗争到底。”
一位学生强调说，“我们的事业是合法的，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对话，我们就上街游行。”
当外国记者问到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时，周拥军回答，“《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污蔑，只能是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
当香港记者问《人民日报》社论是不是发出警告，要进行镇压时，他们回答：我们认为是警告，是恐吓，我们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我们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人民日报》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据悉，今天上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都贴出了“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二十七日上午八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乾粮。”
“四．二七”大游行就在这一基础上酿成了。安全部提供给中南海的报告及其详细地记录了这一经过。我们认为这一报告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四．二七”大游行的经过，特摘录如下：
今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三十多所高校约五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整个游行过程，学生们秩序良好。一位围观者说，学生游行气氛使他感动。
上午九时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在中关村路口汇合。游行队伍打的横幅有：“血谏政府”“为了中国的前途，九死不悔！”“没有自由，毋宁死！”“我以我血荐轩辕！”“妈妈，我们没有错！”等，在中关村路口，警察组成四五排人墙予以拦截劝阻。学生代表和警察进行平静的交涉。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则有节奏地高呼：“让开！”“让开！”
九时十五分左右，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冲挤，突破警察的第一道劝阻线，向南行进。这时学生高呼：“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保护人民！”
十时左右，北大等校学生和人民大学队伍汇合，位于南面的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方交大、中央气象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队伍向北迎接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的游行队伍。他们冲破人民大学南侧的警察第二道劝阻线后向警察设置的第三道劝阻线---白石桥方向行进。这时学生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民心不可侮！”“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作证，人民必胜！”“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和平请愿，绝非动乱！”“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官倒不倒，人民不平！”“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等。
在沿中关村、友谊宾馆附近的马路边以及长安街两旁，都站满了群众，有的甚至爬到屋顶上、树上。每当一个大学的游行队伍出现，群众就鼓掌，并打着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这时学生高呼“人民万岁！”“理解万岁！”等口号。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打出的横幅是：“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为民请愿，虽死犹荣！”尤为醒目的是他们举着的三大块标语牌：
第一块是邓小平和列宁的语录牌。抄录《邓小平文选》第一百三十四页和一百三十五页的内容，其中用红线加以强调的是两段话：“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还抄录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三百五十二页关于人民自由的语录。
第二块标语是“起诉书”。原告：北京高校学生；被告：人民日报社；事实与理由（大意是）：自四月十五日以来，首都高校学生为悼念胡耀邦同志，促进民主建设而举行了正当合法的活动，而人民日报社论却把这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日报犯有侮辱、诽谤罪。
第三块标语牌摘抄《宪法》第三十五条、三十七条、四十一条，其中主要摘抄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等条款。
下午一时左右，由白石桥方向来的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行进到西直门立交桥，和在这里等候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在一起，然后沿长安街东进。
沿街围观的群众有的拿着饼乾，有的拿汽水送给学生，还有一位青年人提着一壶茶水，拿着碗，呼喊：“学生们，请喝水。”
游行的学生们无论是被劝阻的时候，还是行进的时候，秩序都很好。每个学校都由戴着纠察袖标的学生纠察队将各自学校的学生围起来，不让外人进入，学生队伍每突破一道警察的劝阻线，学生和围观的群众就鼓掌欢呼。
下午四时四十分左右，学生队伍的前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警戒线，并沿广场北侧继续向东行进。下午六时左右，在天安门前，一位学生拿着半导体扩音器不断向学生喊：“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同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三十八军的一个师的兵力乘卡车撤离。因此，我们临时决定，给政府一个台阶，不进广场，经建国门沿北二环路返回，明天继续罢课，直至最后胜利。”这时，学生和围观群众鼓掌。
游行队伍在东西长安街，绵延几公里长。一些学生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
“妈妈，我们没有错！”这条横幅一出现，沿途围观群众就鼓掌。一些人看到这条横幅，流下了热泪。
下午六时四十分左右，最后一队游行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经过金水桥畔，向东走去。晚些时候，游行学生沿北二环路返回各自学校。
据公安部一些同志分析，今天的学生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尚未发现横幅或标语中有反动内容；行动上不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他们原先游行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冲破层层阻拦进入广场后，却沿北马路穿过，未在广场停留，事出预料。
安全部续报：
昨天的游行直到今天凌晨一时左右，清华、北大、人大、师大等校的学生才陆续返校。人大一些学生举着“欢迎勇士们凯旋”等标语欢迎游行学生归来，北大游行学生还在校门口受到了放鞭炮、唱《国际歌》的夹道欢迎。
参加游行的一些学生有以下反应：
一，人大一些学生说，北京市公安局再三强调不许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而且胜利归来。虽然警察多次封锁，但都被我们冲破，队伍畅通无阻。清华有的学生说，为什么上那么高的纲？现在我们出气的目的达到了。
二，“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会有游行的成功”。许多北大学生说，在游行的路上，群众纷纷解囊，有的买包子、汽水、面包。一个学生说，这一天我几乎吃遍了北京市所有的冷饮，都是群众给的。有的学生口袋里塞满了群众给的钱。在复兴门，许多群众拦住了支援的军车。一个老头柱着拐杖对战士说：“可不能打学生啊！”
三，许多学生说，“警察并不可怕”。清华一些学生说，当听到“人民警察爱人民”时，有的警察背过脸笑，转过脸来又板着脸，警察也够可伶的，他们也是不得已。一些人大学生说，起初还怕警察动武，所以争着要去，“多一个人就少一份挨打的危险”。后来人多势众，游行的学生又团结，所以我们走过来了。
清华部份老教师说，昨天上午校领导很紧张，怕出事。下午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认为，昨天不打学生是英明的。一日流血局面将不可收拾。清华一些教师说，看到百姓为学生送水送饭的情景，十分痛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场面。我们党革命这么多年，怎么会这样？事情过去后，共产党应该检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今天，北大出现了“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不休”的标语。
二十八日，首都各大报纸对“四．二七”学生游行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对学生示威游行第一次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学生和社会反应良好。原因何在呢？
13.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议
原来，就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主管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动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进行座谈，强调了新闻报导的重要性。现根据有关会议材料整理。
座谈会一开始，这些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几天不知被多少人骂了。社会上的人骂我们，报社里的记者骂我们。不少记者都去采访游行的学生，也到大学里去与师生交谈，可他们写的稿子都压在我们这些人手里。记者们向我们发牢骚，说。学生们现在都不愿与我们谈，都愿意向外国记者谈。因为我们不会发表他们的谈话，而外国记者会报导他们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如何掌握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确意见。”
胡启立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在谈到如何报导这次学潮的问题时，芮杏文说，“我们的新闻战线的确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闻改革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失实。”
在回答有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处理一事时，胡启立说，“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报告过中央的，中央支持上海市委的处理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芮杏文表示愿意就新闻改革问题与记者进行对话。无疑，这次谈话，给原本十分沉闷的新闻界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报社总编辑的胆略比原先要大一点了。
面对胡耀邦逝世以来规模最大的“四．二七”北京学生大游行以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李鹏感到十分难堪。他原本以为社论的发表可能起到平息学潮的作用，想不到事与愿违，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面对这一局面，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向李鹏等人询问情况，要求作出新的对策。李鹏想到必须做三件事：再发一篇社论，再发一个通知，再开一次会议。
二十七日下午，李鹏与袁木谈话，要求袁木再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李鹏说：“社论的主题就是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就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根据李鹏的指示，袁木起草了《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并于二十八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袁木在文中对大学生们说，“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是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和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如果听任各种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权’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动乱。”语气比“四．二六”社论略有缓和，但仍然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难以让学生接受。
李鹏的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李铁映，询问国家教委的对策。李铁映说，“我已经告诉何东昌同志马上再发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广泛深入宣传中央的有关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同干部、教师的对话以及在适当时机开展同学生的对话，对学生串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特别要防止有人到中小学串联和煽动闹事。”李鹏说，“《通知》中一定要强调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二十八日，国家教委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了第六个《通知》。《通知》说，“当前北京的局势仍很复杂，一些学校不时出现大小字报，蛊惑人心。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份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起来。特别是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言行尚待揭露的情况下，群众对社论不易完全理解。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稳定学校局势的工作，特别是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通知》还说，“这场斗争是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国外势力的配合下，经过相当时期的准备挑起来的。他们制造这场动乱是有长期准备和预谋的。我们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根据当前的情况看，北京局势的平稳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工作十分艰巨。”
李鹏经与杨尚昆等商量，决定于二十八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就如何平息学潮进行部署。为了更进一步向中央政治局反映北京高校的“严峻局面”情况，李锡铭、陈希同决定在二十八日上午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寻求对策。
二十八日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北大、清华、政法、人大、北师大等院校负责人介绍情况。这些高校负责人反映，二十六日晚当学校得知第二天学生要上街游行，便动员党团干部去学生宿舍进行劝导。北大“学生自治会”五名头头曾表示“我们可以不组织同学游行，但同学们执意要去，我们还得出面组织。”政法大学领导与“自治会主席”周拥军谈到凌晨三点，周同意不搞游行，学校为他提供一辆车，让他去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但周未实现诺言，第二天仍上街。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曾于二十六日晚宣布解散，但深夜十一点又传出成立联络组的消息。总之，现在学生是反反覆覆，看来不达到和中央对话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针对这些情况，很多高校领导建议：一是中央应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等现象，干几件漂漂亮亮的实事，这样群众的情绪才会安定下来。同时，还要把学生中忧国忧民的合理情绪和动乱分开，否则会失去一部份群众。二是中央有关领导应该出来和学生见面，让他们发发牢骚，耐心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也可能使学生平静下来。三是现在学校与学潮组织者谈话时口气都较硬，对他们提出了开除学籍、开除团籍等严厉警告，但是这些校纪、团纪处份今后能否实现，学校很担心。如果兑现不了，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们希望上面有个明确的尺度。
在听了高校负责人的汇报后，陈希同对平息学潮作了进一步安排：一，各学校回去要总结经验，根据《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精神，找出差距。
二，要千方百计争取中间群众，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同学生开展理论斗争，从理论上说服他们。
三，如果再出现游行事件，继续采取克制态度，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样做，不是政府软弱，而是从稳定大局考虑，如果在游行中真有人受伤了，让他们抓住了把柄，对大局不利。
四，解散非法学生组织。若他们又重新组织，则继续解散，和他们开展拉锯战。
五，积极分子也应贴大字报，把他们的大字报盖住。
李锡铭强调：“要把这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来看，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不转过来，应尽快转过来，特别是党内同志要头脑清醒，不要被学生搞得乱七八糟。”
二十八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李鹏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原则分歧，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却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在赵紫阳出国期间中共高层对学潮的看法并不一致的。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
李鹏：“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在全国人民头脑中敲响了防止动乱的警钟，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采取了预警措施。这对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北京的局势很有利。当然，一些教师、学生、社会上的群众对社论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还不能统一到社论的精神上来，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这场动乱是由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长期预谋和准备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份认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接着，陈希同汇报了上午北京市高校负责人会议的情况，何东昌汇报了全国学潮情况。一些政治局委员争相发言。
杨尚昆：“我看了一些材料，不少人对社论中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斗争”的提法有意见，认为定性过高。我看，他们对社论中的提法有意见主要是没联系上下文看，社论中的“动乱”是在列举全国各地一些不正常现象后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在适当场合作出说明。我认为绝大部份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对学生的行为总的是要疏之导之，不能压。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学生上街游行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昨天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都没有强行阻止，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克制和宽容。但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安定团结局面的来之不易，一味地游行、罢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还将走向事物的反面。”
乔石：“仔细分析，学生由悼念耀邦同志到最近的连串行动，有不少是出于一腔热血，为国担忧的。学生提出的口号中，有不少是与中央一致的，例如惩治腐败，加强廉政，重视教育，依法治国等。但是，学生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和冷静，不少人随大流，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快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增加透明度。”
杨尚昆接着说：“乔石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应该要求各地各部门与学生乃至教师、工人等开展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对话。北京可以带个头。”
田纪云：“但次学潮在群众中同情、支持者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学生所提一些回号在群众中很有吸引力，容易与学生形成共鸣。所以，中央通过这次学潮也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乱？有个别坏人利用学潮这不可否认，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给人以把柄。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什么太子班、秘书班、女婿班在掌权，老百姓一听就心寒了。党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很低点，不端正党风，就不能消除腐败，动乱仍不可避免。”
薄一波：“学潮发生以来，国外对我国的政局进行说三道四的又多起来了。我刚刚看了昨天的《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题目叫《中国改革的前途》，说今后十年中国可能出现的十种前景。其中九种前景都是可怕的，只有“加速激进的改革”才是光明的。而加速激进的改革就是要我们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言下之意，中国现行的改革没有出路。国外大量散布这种论调，目的是给学潮鼓劲，搞乱我们的党心、民心。”
宋平：“确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次学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励之在二十五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鼓吹说，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就应当抽走它们的资金。真是厚颜无耻、赤裸裸的卖国。”
陈希同接着说：“北大的民主沙龙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方励之和他的老婆。他们公开把矛头直接对准小平同志，污蔑小平同志“垂帘听政”，在这次学潮中造成很大影响。我在前几天的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北京高校负责人作过说明。我说，小平同志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关于小平同志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三大曾有过明确规定，小平同志虽然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了，遇到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仍然可以向他请教。小平和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认为这有利于澄清是非。”
姚依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学生们是带着历史的使命感自觉参与这场运动的，并无人在背后操纵。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李鹏接过话题举例：“除了方励之夫妇，还有西单墙时期的一些非法组织头头，还有从美国跑来搞签名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帮学生出主意，一些新闻记者也开始为学潮鼓劲。在北京高校，每天都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在校园出入，约见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出谋划策。还有，国民党在二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公开支持这次学潮。这说明，这次学潮的背景已越来越复杂了。”
李锡铭：“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公开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合法的校团委、学生会夺权，得到了一些反动势力的支持。前几天，法新社记者采访了北师大一个叫吾尔开希的，这个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只有二十岁，维吾尔族人。经了解，他在北师大读书，学习成绩是班上最差的。这样的人，懂得什么叫策略？还不是有人背后帮着出主意。这个吾尔开希狂得很。以，我们要尽快揭露这些人，让人们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
杨尚昆：“听外交部反映，最近一个星期，海外对这次学潮已越来越关注。先是一些留学生表示关注。如美国波士顿地区留学生二十四日已到我领馆前进行示威，已宣布成立《中国学生团结联盟北美分会》，陈军、胡平等人发表“至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等；二十六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就学潮发表评论，对我们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表示遗憾，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私下里向我使领馆了解我国的政局动向，希望我不要采取严厉措施，香港市民也密切关注这次学潮，并将我们如何处理这次学潮与香港回归问题敏感地联系起来，徐四民（政协委员）、廖瑶珠（人大代表）等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呼吁政府与学生早日对话，不要对学生采取武力。“四．二七”学生游行，我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阻止，国际上反映是比较好的。”
胡启立：“随着学潮的持续，新闻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报社记者写了不少有关学潮的报导，都被总编们压着。一些记者心里有气，说他们遭到学生骂是替别人受气。已经有不少报社负责人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感到有压力。《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些记者已越来越强烈地呼吁要求进行新闻改革。《世界经济导报》遭整顿后，全国新闻界反应非常强烈。刚刚得到消息，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如吴祖光、严家其、戴晴等三十余人正在散发题为《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当然，我们支持上海市委的决定。同时，我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与新闻记者进行对话，并适时地进行新闻改革。”
李铁映：“但次学潮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一些大学生已经到北京市的十四所中小学进行串联，要求中小学生也上街游行，这种情况非常可怕。教委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的工作，严禁有人到中小学串联。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这次学潮不仅仅限于北京一个城市，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学生游行；二，非法学生组织正试图从北京向外扩展，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已有的合法的全国学生组织；三，学潮不仅得到了反动力量的支持，也得到了一部份民众的支持。所以，对这次学潮的处理难度很大。正象李鹏同志所说，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会议决定：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安排，于二十九日下午，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对话。三十日下午，由李锡铭、陈希同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多渠道的对话。袁木、何东昌列席了这次会议。
14.“学生示威游行冲击有多大？”
就在学生“四．二七”大游行那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在《世界日报》发表了题为“学生示威游行冲击有多大？”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新华社、国防部和安全部多个渠道送达中南海。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现摘要如下：
中国大陆的学生示威象征着中共已出现第二次的“正当性”危机。虽然此一危机相当严重，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危及中共的生命，甚或迫使他们从事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危机的短期政治影响相当有限。
第一，是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强有力的联系。学生也无法接近传播媒体去联络其他社会团体。
第二，任何主要的社会团体均未绝望到采取激进政治行动的地步。工人仍然拥有红利和其他福利，农民享有经济自由。他们仍然记得十年前的苦日子，他们会抱怨、罢工或偶尔示威，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想要去推翻政权。学生也是同样的情形，一进入大学，他们就成为一个特权团体，而置将享有美好的前途。如果中共处罚少数学生领袖，将可迫使其他学生回到教室，而他们将等待另一次示威的机会。
第三，中共在此剔除了压制别无良策，领导阶层无法因示威而放弃任何政治权力，因为这将减弱他们控制经济情势的能力，而结果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反对势力和失去更多的权力。换言之，中共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安定得足以采取政治改革，面临此一情形，中共领导人似乎已有共识要求严格的纪律和严厉控制社会。
最后，中共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可随时压制示威活动。虽然中共政权没有足够的把握从事政治改革，但还没有衰弱到被推翻的程度。短期内，示威将不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而当政者和知识分子间的冲突，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的固定特徵了。
15.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
《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直接导致全国新闻界的广泛抗议，进一步促使赵紫阳加快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更成为江害民得宠于邓小平等党内元老，并最终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政治资本。为了客观反映当时中南海所了解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经过，现将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择要摘录（注：此前，中共上海市委已有报告向中央书记处、中宣部作过说明：
四月二十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从香港四月十七日的《华侨日报》得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为了了解社会思想动态及《导报》有关内容，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了解有关情况。钦本立同志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四月十九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的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同志请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钦本立同志当场答应第二天一早即送到。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清样还未送达。下午，市委宣传部打电话到《导报》催问，当时找不到钦本立。到十六时左右在《解放日报》社找到钦本人，他说，清样刚刚送去。十六时半，曾庆红、陈至立同志收到清样，阎后，请办公室打电话约请钦本立同志谈话。
晚上八时半，曾庆红等同志与钦本立同志讨论四三九期《导报》清样问题。他们耐心地向钦指出，上海各报都宣传了胡耀邦同志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激发起人民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热情，这本是报纸应尽的责任。《导报》这篇长达二万多字的报导中，有一些段落是比较敏感的，拿到报上公开发表不合适。现在学生上街、集会，其中有极个别人喊出了出格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高校的教师、干部日日夜夜在做工作，花了许多精力，尽量使学生保持稳定，使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在这种时候要考虑舆论宣传的社会效果。因此，为了爱护《导报》
它能够更健康地办下去，建议对严家其、戴晴等人发言中直接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为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平反”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的部份内容作删节（约删五百字左右。如删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要党中央“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则大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鼓励学生和群众上街游行，说“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等）。可是钦本立同志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同志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此外，人家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有关敏感问题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同意就发表也是极不慎重的”（据了解，有几位发言者听说此事后，也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同意过公开发表他们的发言）。钦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在这种情况下，曾庆红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此事。
江泽民同志将此事告诉了汪道涵同志一汪是《导报》的名誉理事长），然后一起赶到办公室。江泽民同志严肃批评了钦本立同志。道涵同志看了清样以后说，在目前情况下，把那些敏感的内容发表出去不合适，我们对党负责。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这篇座谈会发言报导中还谈到耀邦同志近一、二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耀邦同志家属核实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汪道涵同志还对钦本立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党性原则，删掉若干段落并不影响整个版面，而且二十二日上午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消息和赵紫阳同志所致的悼词都不登，也是不符合事实上的政治和新闻要求的。这时，钦本立同志才同意了删节后印发。但当钦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时，令人惊异的是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导报》对外号称发行三十万份，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份订户，这就是说，这里在讨论清样是否要删节的过程中，那边报纸已经开印。钦本立同志又打电话对发报纸的同志说，已经印好的报纸不发。然后说定，钦本立负责删节，早晨再由汪道涵和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看一下。
二十三日清晨，汪道涵同志发现未经修改的报纸己送到他家，立即打电话给《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蔡北华说，他在二十二日晚八时已经收到了报纸。汪道涵同志马上打电话批评钦本立同志言而无信。
据了解，钦早就决定四三九期报纸要提前印刷发行，以便赶在四月二十三日前，即耀邦同志追悼会前送去北京发行。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导报》电告《解放日报》有关车间，本期报纸要提前印刷，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左右报纸开始印刷，随后，部份报纸当即送有关方面和个人，还有四百份左右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
与此同时，二十三日早晨，海外一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导报》的消息。我们了解到，这是《导报》北京办事处约见和电告一些海外报纸驻京记者的，希望得到海外舆论压力。当天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尽早编排付印，钦本立同志当时提出了改排方案，并向市委表示要尽快出版。当晚，钦本立就在家里召开编委会，他在发言中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的报纸要说的。”并攻击小平同志，“我就是要邓小平（在胡耀邦同志辞职问题上）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二十四日上午《导报》电告《解放日报》社排字车间要求协助。十时多开始发稿，至下午五时左右工人打出六份新大样，由《导报》同志取走，讲好第二天来改样，但直到第二天傍晚还不见送回大样。其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到《导报》和钦本立同志家里催问，均被推托。傍晚，印刷厂厂长主动打电话到《导报》编辑部，均没有人接。再打电话到钦本立家，回答说钦不在家。据了解，当时钦本立已转移到上海西郊的樱花渡假村“看病”去了。
二十五日晚,《导报》给市委送来一份“紧急报告”，以“不激化矛盾，不扩大事态”为由，坚持要发行未经修改印好的那份报纸。最后以“专此奉告”结束。这就意味着，并不需要市委意见，他们要把原四三九期发行出去了。
至此，二十六日凌晨一时，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上午十时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导报》问题。重申四三九期原版不能发行。鉴于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作出停止他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下午，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并立即开始工作。由于《导报》的有关同志思想有抵触，不肯在改排的四三九期大样上签字付印，最后，在整顿领导小组主持下，由《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原来不负责报社具体业务）签发了大样。
在江泽民整顿《导报》之前，上海的学生运动在全国不是最激烈的。江泽民意识到，整顿《导报》之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和新闻界肯定会有强烈的反应。因此，江决定于二十七日召开全市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分析、研究大专院校连日来出现的新动向。江泽民在会上代表市委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把中央的最新精神迅速传达型一同校党内，用中央的最新精神、《人民日报》社论统一高校党员干部的认识。
二，抓住前一阶段工作较为主动而现在高校相对平静的有利时机，努力做好学生、教师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特别是争取做好中间群众的工作。
三，要在高校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安定团结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决不允许成立非法组织，禁止非法示威游行，禁止以任何形式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串联，特别是防止大学生到中学串联。
四，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注意内外有别，防上外国人插手高校。
五，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严肃校规校纪，对带头闹事、经教育不改的要绳之以校纪。
六，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高校要有两套班子，一套抓日常教育工作；一套抓处置突发事件，抓稳定局势工作。
果然，就在江泽民作出对策的同时，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风暴来临了。
16.袁木的对话
袁木此人，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化大革命中，因善于查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一九八三年，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最后，还是李先念说话（袁参加了《李先念文选》的编辑），才过了一关。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借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但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为不受重用，总是唉声叹气，感慨自己官运不济。一九八八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终于瞅准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这个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中南海也没有人知，既无固定办公场所，也无机构级别，连袁木本人和打字员在内一共只有五人。袁木出差到外地，有关省政府办公厅常常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是部级吗？”常常使接电话人员无从回答，因为国务院副部长名册从来没有袁木的名字。正是这么一点家底，这么一个人，却靠得宠于李鹏，而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国务院研究室”这块牌子。尽管有了两块牌子，但是总共不足二十人，仍然没有解决袁木的职务和机构级别问题。这个时刻，一九八九年的学潮来临了。袁木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投机的机会。于是，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李鹏的代言人，“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
二十九日上午，李鹏召集袁木、何东昌开会，听取袁木、何东昌关于对话的准备，李鹏说：石话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望，一定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小平、先念等老同志非常关注这次对话。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袁木、何东昌分别汇报了准备对话的有关内容，李鹏对一些具体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鹏说，“老袁，请你捎话给对话的学生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四二六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李鹏的谈话给袁木、何东昌鼓了劲。
下午，李鹏与胡启立、田纪云等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总工会庆祝“五一”大会。而袁木、何东昌则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的安排下，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一道，与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青年学生进行座谈对话。对话刚开始，一些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项小吉声明：“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
在答覆“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时，袁木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党就总体或者它的大多数来说，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于是，同学们这次游行的时候，也就打着羞辱共产党的口号，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它已经彻底腐败了，从内部完全腐化了，已经变了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事实上，当初中共高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已对党风不正开始咬牙切齿了，而袁的讲话仍然掩盖了本质。
面对“中央如何过紧日子”的提问时，袁木说，“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这又是一个蒙骗。不到两年，北戴河办公之风比原来更盛，所花开支更大。进口物资方面，己不仅仅是小汽车的问题了。在中南海，姚依林的秘书马祖彭就讥讽袁木，“包票打得太早了。”共产党真的言而无信。
在回答“新闻要讲真话”时，袁木公开撒谎：“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殊不知，三天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恰恰因为坚持总编辑负责制的原则，被江泽民停了职，报纸也遭到整肃。正是不知羞耻。
袁木在回答关于“四．二六”社论中将北京的学生游行与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混为一谈的问题时，态度强硬地说，“我倒觉得北京高校里头一些在背后策划的人，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袁木借用“一个老红卫兵的名义”说，“现在的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话，在当初就激起高校师生的强烈不满，认为袁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关于闹学潮的问题，袁木摆谱说，“我们也从年轻人过来，我没有意思在同学们面前摆什么资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大学里面也闹过学潮，那不过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此话引起包括很多大学校长的反感，更不要说血气方刚的学生了。
袁立本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我们是爱国行动而决不是动乱时”说：“但是同学们也要想一想，特别是有的长胡子的人，我说是老一点的人，是不是真转过来了呢（指打倒共产党）？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此话一出，学生都认为这是污辱，因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运动，并不受袁立本所说的长胡子的人操纵。
对于“学生游行为什么要用人民解放军进行阻挡”的问题时，袁立本回答：“我们北京市的公安力量并不多，所以只起个阻挡作用。但同学们也可以深思一下，最后我们没有阻挡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学生。”这里袁立本避而不谈实质性的解放军问题，而是转移谈话内容，当即就有学生说他“滑头”。
关于“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问题，袁木这样回答：“耀邦同志八七年辞职的事情，当时耀邦同志自己对他在那段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感到在当时他已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十二届七中全会批准。我觉得这件事是党内的正常生活，不能反映说党内的生活不正常。”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胡耀邦是因非正常下台的情况下，袁木的说法更显得欲盖弥彰。
此外，这次谈话回避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如学生要求放映新华门的录像带，以证明武警有没有打人，“四．二二”有很多官员从大会堂出来观看，却无一人与学生代表对话，为什么要将“动乱”这顶帽子扣在作为这次活动主体的全体大学生身上？为什么不能公布胡耀邦下台的真相？
对话结束后，当天晚上，袁木打电话，李鹏给予了充份肯定，说袁木的对话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天，李鹏还专门对罗干和李世忠（注：系李鹏的大秘书，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李先念对姚依林说，“袁木不简单啊。”田纪云在见到袁木的时候说，“老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调侃之余带着一丝嘲讽。不久，袁木的名字传遍中国大地，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而在中南海，更多的人对袁木敬而远之了。
17.学生的反响
客观点讲，袁木等人与学生毕竟有了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但对话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更多学生的抗议。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在二十九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讲话。
安全部的报告称：据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政法大学五所高校学生的了解，少部份学生认为对话会开得比较成功，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表示不满。少部份认为对话比较成功的学生表示，总的看，这次对话的气氛、姿态、内容以及回答的问题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对这次对话的意见，一是觉得晚了点，二是觉的有些问题应进一步说明，政府应学会利用电视这样的渠道树立自己的形像，定期与学生交心。表示不满的学生普遍认为：参加对话的学生没有代表性，对话不平等，袁木等回避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当天下午，刚刚将“首都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王丹、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对话当晚，北京各高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北师大的一张大字报倡议建立“对话智囊团”，“民选出真正的学生代表”，并要求预先准备好确凿的材料。这份大字报分析，参加这次对话会的有三类人：一类是真正代表学生利益的，敢于说真话的，如中国政法大学的代表；一类是有良好愿望，但水平较差，给政府提供了机会的，如北大的郭海峰；再一类是由政府精心挑选组织来的，如北师大的张朝晖等。这最后一种人在对话会上占了绝大部份。对于袁木等人这次对话的成果。北京高校广为张贴的一副对联作了高度概括。对联写道：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横联是：袁木求鱼。
在袁木等人的对话播出后，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兰州和武汉。
中共甘肃省委在四月三十日零时三十分和凌晨四时的报告中称：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当国务院发言人同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结束之后，兰州高校数千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对话正在进行时，许多学生对袁木等同志的回答表示不满。有的吹口哨，有的呼喊。对话刚结束，兰州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里议论纷纷，认为袁木对话避重就轻，不回答实质问题；何东昌尽管参加过学潮，但不理解学生，一付教训人的口气；还有的曰答问题口气强硬，令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些学生认为政府在三个问题上还在继续“愚弄”：一是胡耀邦辞职真相没有正面答覆，二是“四二零”惨案不说真话；三是对中央领导是否廉洁含糊其词。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兰大学生首先上街，兰州医学院学生也随之上街，人数约三千人左右。游行队伍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到达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试图推开已关闭的省政府大门，一百五十名武警战士在政府大门前排成人墙，直至凌晨三时，经二十多名校领导做工作，学生开始坐校车返回。整个游行、静坐过程中，学生比较有秩序，没有发生其他事件。
中共湖北省委四月三十日凌晨四时电报：昨夜国务院发言人与首都学生代表的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八百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在武大操场上，三校学生各站一边，集体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准备立即着手：一是成立武汉学生行动委员会；二是各学校统一口号，推选出演讲人；三是制作好标语、传单；四是备好一定的武器，以防警察的干涉。凌晨三时十分，学生们才纷纷离去。
18.北京学潮降温了吗？
三十日上午，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在迎接他归来的北京车站，他与李鹏、乔石、田纪云、温家宝等作了简单寒暄，就吩咐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学潮并部署对策。”说完，赵紫阳就回家看材料去了。他想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认识正在发生的这场学生运动。
李铁映在看了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后，对国家教委几位副主任说：“对话很有艺术，有助于广大师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求国家教委再发一个《通知》。当天，国家教委向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了第九个通知，要求各省市教育部门和高校要认真组织学生收看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的对话，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深入学习“四．二六社论”。《通知》指出：“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在于引导广大学生充份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统一认识，同时，不承认并坚决取缔一切非法组织。”
当天下午，李锡铭、陈希同等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学生进行对话。由于这些高校在北京地区影响不大，对话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但是，从今天陈希同的结局看当初陈希同在大学生面前信誓旦旦的言论，真让人有遭受莫大污辱之感。在回答惩治官倒的问题时，陈希同说，“我们充份认识到，如果不对经济环境，特别是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现象进行整顿治理，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整治官倒的工作，尤其欢迎学经济和法律的学生参加这项工作。”在学生要求回答其家庭收入情况时，陈希同痛快地回答：”我每月的工资加补贴共三百多元。爱人和二个孩子工资加起来不到五百元。我的爱人和孩子没有一个参与官倒。”陈希同特别强调：“有人说，我的儿子在贪污受贿。这是不真实的。这种谣言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据陈希同专案组提供的情况，陈希同的腐败从他当上市长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如果当初对话的学生知道与他们对话并信誓旦旦的市长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早已金屋藏娇，不知作何感想？我想，作为当年与陈希同对话的二十九名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对陈希同提起公诉，起诉他当初为何要欺骗并愚弄这些良心可鉴的学生。而当初与学生对话的最大主角袁木，更在中南海被称为不纳税的“稿费专业户”。袁木本来就靠笔吃饭，每月总有不少稿费，在中南海是几个屈指可数的稿费大户之一。“六四”以后，袁木更到处发表文章或去各地讲座，袁木仅从为中南海服务的三十九邮电支局收到的稿费每月就不少于一千元，而从未见袁木将这部份收入上报缴个人收入调节税。一九八九年九月，袁木家的电话打了五千多元，其中一个国外长途就打了一千五百元。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财务处不予报销，有人说，袁木给别人讲守法，而自己从不守法。在家里因私打国际长途，要公家报销。那里都讲不通。”由此想到，今天在台上的一些中共领导人，肯定会有不少是陈希同、袁木一般的货色。只是一直没有人去揭发他们或者火候还不够。所以，他们仍然可以象当年的陈希同、袁木一样道貌岸然。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
二十九日、三十日的北京高校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来显得相对平静，大部份学校的学生仍在罢课，一些学生运动组织者更多地转向研究下一步对策，更多的学生在养精蓄锐期待着“五四”的到来，这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即将消退。可笑的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李鹏等人在清算赵紫阳的时候，把这当作一条严重错误。李鹏说，“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国务院发言人与学生对话以后，北京的学潮趋于明显降温状态，而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则把学生原本已经消退的情绪又重新点了起来。”为此，我们引用北京市委的报告：
二十九日，北京市委教育部对全市四十所高校的调查统计，舞蹈、美术、体育等十所文体院校的学生继续上课；广播、轻工、旅游等六所院校八十％的学生上课；民族、林业、中医、北航等七所院校上课人数有所增加；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二十多所院校的大多数学生仍在罢课，政法大学基本没有学生上课。
三十日的罢课和复课情况为：
一，基本上课或全部上课的十二所，即北京体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联大文法学院、北京自动化工程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
二，少数学生罢课，多数学生上课的五所，即北京旅游学院、北京建材轻工业学院、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联大电子工程学院。
三，情况好转的十四所，即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轻工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四、大规模罢课的四十五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首。据统计，罢课学生人数为九万，为整个北京高校学生人数的七十％左右。
一些高校学生复课，与近日国家安全部、林业部、农业部、航空航天部、经贸部、冶金部、卫生部等一些部委负责人到所属学校与学生对话、做宣传教育工作有关，也与一些学生想积蓄力量到“五四”再大闹一下有关。
而三十日各省市自治区的报送中南海的二十七份材料中，没有一份说学潮已有缓解的迹象，而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山西两省，则反映石家庄、太原的高校学生情况异样，已经出现局部抗议的现象，天津市委的三十日的报告则强调“《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天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大小字报继续增多，罢课学生总数仍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间居高不下。”所以，用这一条来套赵紫阳是站不住脚的。
19.四月下旬海外舆论
四月三十日，安全部向中南海报告了海外舆论对四月份中国局势的综述。择要如下：
一，报导规模和连续报导时间之长迄今罕见
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的学生运动和政治局势一直是西方新闻机构最关注的国际问题。以美国为例《纽约时报》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共发表了十八篇报导和评论，《华盛顿邮报》十六篇，《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三篇。这三家报纸仅就一件事如此连篇累牍地报导和评论是前所未有的。美三大电视网四月十六日后多次播出中国学生游行场面。四月二十七日三大电视网都把中国学生游行活动作为晚间的头条新闻，播映达二分钟，这在美国可说是空前的。英、法、德、日等国的通讯社和报社也每天都有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和政治局势的报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闻媒介都对中国学生事件感到十分意外，对中国政府的克制和容忍态度也感到意外。它们报导和评论的特点是与中国新闻媒介“反其道而行之”，以数量形成国际舆论。他们从一开始便肯定和支持学生的运动，“惟恐中国天下不乱”，一再赞扬学生对当局置若罔闻、不顾禁令、藐视领导。“挑战”和“公然反抗”两词在各报标题中屡次出现。他们宣传党和政府“丧失权威”，“丧失控制能力”。称赞学生组织良好、行动温和、勇敢，说学生是“和平游行”。影响最大的电视新闻中出现的都是有利于学生的场面，如学生手挽手秩序井然地前进、警察嬉笑观望并不阻拦学生、学生攀登军车和向军人解释民主的意义、建筑工地工人在高架上鼓掌、街道两旁楼房居民探身窗外欢呼、过路行人踊跃捐款、学生向军警递交饮水食品等等镜头。他们夸大参加活动的学生人数，动辄说十万、十五万、二十万，法新社说五十万。他们宣传工人和其他市民支持学生。在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欢迎与学生对话后，他们宣传学生取得胜利，说政府被迫让步，又宣传这种对话是政府诡计，学生代表是经政府挑选和指定的。
二，对学生游行和罢课行为大加渲染，宣传学潮系对现实不满所致
“这次学生运动，时间之久，范围之广，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未曾有过。他们对中国局级领导人进行尖锐批评”（合众国际社）：“学生抗议活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四十年来非官方组织的最大的学生示威”（《纽约时报》：“中国社会上的不满已处于有机会就可能爆发的程度”（共同社）：“学生运动得到了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使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颤动”（英国《每日电讯报》）；“中国学生对改革已不再抱幻想，这是中国发生变化的前兆”（日本《产经新闻》）；“自胡耀邦追悼大会之后，学生运动毫无减弱之势，北京高校无限期罢课，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同社）。
外电报导普遍宣传，这次学潮“系对现实不满所致”，问题包括“民主进程缓慢，知识分子待遇低”，“政风腐败”，“财富分配不公”，“教育经费低”，“对前途感到不安”等。“学生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其背景是存在着对经济运行中的失败并招致通货膨胀的当局感到强烈不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干部却仍在肥私囊，腐败透顶，这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产经新闻》）。“大字报的共同点是对掌握着党政实权的特权干部阶层的腐败感到气愤。在老百姓为物价上涨而叫苦连天的情况下“官倒们”利用双重价格制度，倒卖物资，大发横财。高干子弟依仗老子的威风横行霸道。中央几年前高喊实行廉政，但腐败现象却日益严重”（共同社）。“自文化大革命之后，许多青年失去了奋斗向上的目标，整个社会风气日趋腐败，干部弄权，贪污盛行，当局缺乏大力整顿的决心。尽管中共近年来比过去开明和宽松得多，但许多方面限制还很大。法治尚未严格建立，党权大于法权，人权重于法权的情况普遍存在，进步的速度赶不上人民的要求”（香港《明报》）。
三，藉机指责批评中国政府，认为政府要虚心听取意见，缓和学生情绪
外国新闻媒介普遍注意到对这次学潮中国领导方面“态度克制，没有采取高压措施”，“这是明智的做法，令人宽慰”（《美洲华侨日报》），“用武力镇压只会火上加油”（法新社），“只有进行对话，才可以使政府避免跟学生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处于对立的地位”（《洛杉矶时报》），“在学生和青年的心中，不仅有民主化要求，还有对经济方面的不满和对党内特权和腐败的愤怒。假如党和政府不虚心听取学生的呼声，不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学生的骚乱恐怕就不会停止，社会安定也会得不到保障”（《朝日新闻》），“党的领导人如果把最近发生的支持民主的骚乱视为部份受蒙蔽学生所为而不予重视，那是不行的。即使骚乱平息下来，那种由来已久的要求言论自由的情绪的余波很可能会继续蔓延”（《印度快报》），“除非共产党自身进行改革，否则，它在这场赌博中不可能赢。如果无视这种挑战，将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英《每日电讯报》）。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日中说：中国政府对老百姓封锁新闻，中央电视台播映的都是不利于学生的镜头，如烧毁的汽车和砸烂的房子等。他们重播中央电视台的某些镜头与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场景作对比。他们渲染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播映军车装载军人进城的镜头。其新闻节目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数以万计的学生面前，中国政府显得是纸老虎。”“四．二六社论”发表后，西方新闻媒介大肆宣传中国政府将进行镇压。一些中国留学生到我使、领馆进行示威请愿，与这种宣传不无关系。一些西方新闻媒介关于中国学生事件的报导和评论，不乏点名攻击中国领导人之处，有的社论露骨地叫嚷要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华盛顿邮报》说，希望在中国发生的事“是一种专断、残酷和不起作用的政治秩序---共产主义的崩溃。”
[欢呼中国茉莉花革命 chinajasminerevolutio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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