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认知上的误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经济利益熏心使西方领导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还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使西方世界自身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产生了怀疑？
另外，一向在国际事务上推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中国2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表时罕见地投票支持制裁利比亚，超出了外界的普遍预期。各界都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政府的此一举动？
我们请中国国内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博客作者杨恒均先生谈谈他对以上问题的看法。
法广：杨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愿意首先就利比亚局势以及中国政府支持制裁利比亚作一个评论吗？
杨恒均：这个事确实很令人惊讶，尤其是卡扎菲还说到六四的事件，好像是要让中国为他垫底，自己屠杀自己的国民，还要让别人来为他垫底，中国这次投了支持票，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这是符合普世原则的，任何一个国家用飞机和炸弹来对付自己国内和平示威的民众，都应该受到谴责。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同二十年前已经不同了，至少中国政府可能是要向外界显示自己同二十年前不一样了。我支持中国政府的决定。
法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答投票支持制裁利比亚是否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相矛盾时似乎显得有些为难。
杨恒均：不干涉他国原则是一个总体指导原则，遇到具体的事件，不能总是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因为联合国一天到晚都在干涉他国内政，联合国又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天天都要投票表决，如果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那么，又为社么要占据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中国外交部不应该总是躲在这一原则的后面。
法广：杨先生，您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对西方外交也有不少的研究，您如何理解西方国家为什么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接近利比亚，并且多年来支持突尼斯和埃及等极权国家？
杨恒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最近几年来，尤其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出版之后，我觉得西方的主流社会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似乎都有一种歧视态度，认为由于历史文化不同的原因，自由，民主等价值似乎并不适合伊斯兰国家以及东亚国家，我个人感觉西方人虽然推崇普世价值，但是推到中国，推到中东，他们的态度就变了，好像只要和大家做生意就行了，你们自己去折腾吧。西方国家多个政府首脑都在人权问题上支支吾吾，不知如何表态。而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反抗风暴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确实是老百姓藏在心里，发自内心的呼唤，不仅仅是西方人的特权，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通讯发达了，就自然会爆发出来，这也是对西方的一次教训。
法广：西方舆论也一致从阿拉伯世界革命看到了人权民主等价值的普世性，并且热烈地讨论茉莉花革命风暴是否将波及中国，中国政府现在也并不回避这一问题，官方也已经公开地陈述了茉莉花革命不可能在中国爆发的原因，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杨恒均：当然我不敢判断茉莉花革命可不可能在中国爆发，但是，中国与突尼斯和埃及这些国家都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最主要的就是经济，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来确实发展得很快，虽然突尼斯埃及的经济也在发展，但是，没有中国发展得快；我们知道，自由，民主虽然都是一些政治理念，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同经济相联系的。即使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当初都是由于一些经济问题而爆发的，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背景是不同的，可是，在政治上，中国人也需要民主，自由，法治，而中国目前的体制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所以，从长远来说，是一定会有问题的，即使是同中国政府所说得没有那么紧急。我觉得，中国政府必须高度警觉，警觉并不意味着要打压谁，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度过这一难关。回首中东这些被推翻的政权领导人，他们在位那么长时间，完全有时间推行体制改革，都可以消除社会矛盾，达到平稳过渡，甚至因此还可以成为伟人。而中国目前也已经有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进行政治改革，使民众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权力，这样，国家就可以度过茉莉花革命。
法广：说到政治改革，一两年前，中国官方以及媒体倒是常常讨论政治改革议题，但是，最近几个月来，似乎反而没有人提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杨恒均：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威权或者极权国家来说，政治改革越到后面就越痛苦，他已经达到了一种瓶颈，下一步怎么走？是全盘西化还是找到自己的出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大家都知道是十分困难的，也很少有成功的先例，当然，中国的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台湾正好是中国人的，这就说明中国人是有这样的智慧的。我觉得茉莉花革命对中国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迫使中国的决策者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法广：您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
杨恒均：对，迫在眉睫但是路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国内和西方都不知道。西方人现在基本上对中国的发展都保持了沉默，连西方政府领导人都在说人权是一个很泛的概念，他们也没有说你们要民主自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法广：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涉及到许多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改确实是一大难题，没人有未卜先知的功能。
杨恒均：对，要是一个小国家，或许我们可以试一下，而中国就不同了，涉及的利益太大了。现在不光是中国人不希望中国乱，就连许多西方人都不希望中国乱，有些西方人甚至比中国人都害怕中国发生动乱。另外，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正在越来越强大，改革越晚，阻力也就越大。
法广：虽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又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改，在您看来，改革的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
杨恒均：我认为应该上下启动，一起推动，联合中国国内与海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所有中国人的智慧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继续改革。
法广：另外，由于网络封锁的原因，您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各地最近发生了一些茉莉花聚会，中国各地的警方都派出的强大的警力，聚会基本上没有形成。您对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
杨恒均：我认为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国情不一样，目前中国有些普通老百姓或者上访民众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局不应该把民众的正常意见上纲上线，并且加以打压，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还只会导致恶性循环，本来中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当局怎么做，不是反而在激发矛盾吗？听说，散步的地点警察的人数要比聚会的人数高出好几倍，当局有这个必要吗？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好，民众都希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几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法广：您可能不知道，有许多外国媒体的记者在集会地点被临时拘押数小时，还有人遭到殴打，中国近几年来非常注意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粗暴对待西方媒体记者其效果岂不是适得其反吗？
杨恒均：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中国完全有权利规定一些临时法律规章，但又何必采取如此粗暴的方式呢？这不是自己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吗？
法广：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杨恒均：我要特别补充的是，分析从突尼斯席卷埃及一直到利比亚的茉莉花革命，其中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威权国家，所以，民众没有作出重大的流血牺牲就推翻的政府，而利比亚就不一样了，因为利比亚是一个极权国家，所以，茉莉花风波到利比亚就遇到了阻力，卡扎菲政府就是拼死拼活也要保持政权。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群众运动都称不上是革命，统治者基本上都没有作出抵抗，但是，到利比亚就不同了。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了改革的重要性，那些国家都有一些改革，甚至都有了制宪的框架，一个国家要和平过渡需要改革来做铺垫。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极权国家还是一个威权国家？我觉得邓小平时代中国应该是一个极权国家，而今天应该不再是极权国家了。
法广：感谢杨恒均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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