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一）
“革命”一词，出自《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本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
晚清时期，1902年，主张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由此，“革命”一词的现代用法正式进入中国。
由于“革命”的这个词语它原有的含义就包含着正义，所以晚清政府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会党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概念。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色彩是明确的、自我主张的、而且是成功了的，因此到了蒋介石时代革命都没有落幕，国共两党都举起类似的革命旗帜大打出手、争相“革命”，直至共产党占据中国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革命”在海峡两岸都没有告一段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革命当然是一个有更多制高点的概念，谁是革命的、更革命的，谁就可能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必然成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这主要是在泛义上而言的；
列宁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这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而言的，当时俄国共产党上台，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生类似“十月革命”的革命，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意思是说共产党上台后还可以一次次地对国家政权、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革命性地冲击和改造，然后还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尝试。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他们将此十年浩劫定性为一场动乱。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革命。从狭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暴力和群众运动的形式颠覆了当时合法的中央国家政权，囚禁了当时合法的国家主席，并且在地方上取消了各地合法政府，以“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从广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角度讲，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害死两千多万人，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其他的“革命”能够与之比肩。
不容置疑的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政府是革命委员会，领袖是革命领袖，群众是革命群众，年轻人是革命小将，等等，不一而足；而“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反革命”更是一种罪名，是一种因为反对“革命”就可能遭到枪毙的罪名。这种状况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稍稍有所好转，但好转的是“量”，而非“质”，对“反革命”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邓小平的智慧摆脱了“扩大化”的困境而已。
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然后因为这一罪名妨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并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将反革命罪名从《刑法》中取消，用别的罪名取而代之，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进步，但从政治和政治反对的角度讲，换了汤并没有换药。只是——药比以前少了些许，煨药的火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到了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此后，告别革命论成为时髦，谁要能说几句告别革命的理由，谁就能被人另眼相看。但是告别革命论也一直遭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秘书李慎之，针对告别革命，就说过截然相反的的话，还有一些毛左人士也提出要在中国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告别革命论主要是一个中国式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发生，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革命的名堂似乎从来就没中止过。
到了2011年，北非中东等地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有不少国家已经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关于革命的话题又回到了中国。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韩寒写文章表达了对革命的拒绝，这在中国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然后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发文号召民营企业家要远离革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争论也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心。
但是，韩寒、柳传志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言论遭到了公众的强烈炮轰。《南都周刊》甚至发文评论说“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这一段时间，革命的话题喧嚣尘上，争论的双方大有站队的态势。一百多年前保皇立宪的康有为与革命派发生的争论，现在似乎又被人复制出来了。
（二）
革命与不革命的讨论，预示了维稳制度的失败，这是一个积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当前发生的这场关于革命的争论显得很无聊，因为一百多年前争论的双方是改良派和革命派。
那时的改良派在改良，革命派在革命。看看现在，主张改良的人士根本不是践行改良的改良派，主张革命的人士也不是践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们都在纸上谈兵，似乎是在做高明的战略预演，这就使话题略显浮躁。我认为下列问题值得争论双方认真思考：
第一，改良究竟还有没有可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
革命的话题之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重新登上舆论的舞台，这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已经找不到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案，但这些问题又非要解决不可。在任何时代，改良都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变革方式，但前提是改良必须存在。如果反对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存在的，也是可行的；如果支持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革命的成本一定是最高的吗？当改良没有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积累再积累，总有爆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革命往往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
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革命的正义性来源。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试想一下，如果利比亚不发生革命，那么利比亚就还要继续遭受卡扎菲独裁的蹂躏，那么利比亚和利比亚人民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第三，有必要一味地恐惧革命吗？就政治革命而言，历史上最血腥的革命无非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已，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
中国某些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民主革命，却对民主革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其原因就是受到了专制文化的荼毒。在他们那里，革命和毛泽东宣扬的一样恐怖，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其实，相对于其他各种改朝换代的革命，民主革命大多是阵痛一时，代价并不大。有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因为全社会能够很快打成共识，所以迅速地实现社会和解，其转型成本非常之小。比如苏联和东欧的转型革命，其代价都不大，其血腥味远比共产国家一场政治运动要少很多；再比如这一轮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血腥味也不多，只有利比亚的转型成本就相对较高。
第三，革命的目的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改造？革命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分，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政权的更迭，往往带有一定的血腥气味，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就不一定是血腥的。
根据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清晰看出，政治革命未必能带来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专制制度在改朝换代之后往往还是专制制度。但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也已经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
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第四，革命一定是暴烈的厮杀吗？近现代以来，革命的名堂有武装革命、暴力革命、静悄悄的革命、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民主革命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的；当然，非暴力革命的过程往往因为统治者的残暴而伴随着一定的剧烈性，甚至会有很多流血事件。
因为民主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权力转移，而是一种实现正义和秩序的行为，所以相对于改朝换代的革命，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是通过相对和平、相对文明的方式实现的，利比亚人民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方式则是一个武装革命的当代特例。卡扎菲政权的下场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专制政权如果一味地拒绝革命，那么革命将以更暴烈的方式发生。
第五，民主革命和社会和解是矛盾的吗？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这就与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并不相同，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不是换一群人进行专制统治，不会对另一群人的制度性镇压，所以民主革命最终要经过转型正义实现社会和解。
民主革命后当然要对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进行清理，但通常也会局限在政治对话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包括苏联东欧转型和当前的北非中东在内，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民主革命，大多都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迫害和镇压，这也是它与共产革命不同的地方。
遥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和被革命者实现了伟大的和解，革命者给了清室很多优抚政策，满清皇室则体面地退位，孙中山甚至著文赞扬裕隆皇太后是“女中尧舜”。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成本相对较低的革命，也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社会和解范本，至于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变故，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中东和北非，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汹涌，促发人们的很多思考。以上五条，其实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就是为了消解革命恐惧症。下面罗列一些关于革命的名言，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永远都不能把一场大革命归咎于人民大众，它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歌德】
革命并不关乎琐碎小事，但却是由小事引发。——【亚里士多德】
上个世纪的激进派就是下个世纪的保守派。——【马克吐温】
邪恶的法律是一种最坏的暴政。——【柏克】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
正义比和平更珍贵。——【威尔逊】
受法律压榨的人民，除了夺取权力外，别无他路可走。——【柏克】
成功的反抗被称为革命，失败的反抗则被叫做叛乱。——【普里斯特利】
革命产生于心脏，改革来自于头脑。——【费尔巴哈】
革命是不能制造的，它们会自己出现，革命的发生如同橡树的生长一样自然，它来自于过去，它的根基深植于以往的岁月之中。——【菲利普斯】
革命通常是不能任意制造的。如果能够事先以理性的方式描绘出革命的道路，那么同样也就能够完全避免革命。革命是无法以理性方法重建阶级社会的结果。——【托洛茨基】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多。——【列宁《革命的教训》】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
阻止和平革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肯尼迪
正义的战争胜过非正义的和平。——【贝玑《人的权利》】
战争在必要时是正义的，在除了依靠武器而别无希望时，武器就是神圣的。——【马基雅维利】
对一个弱小民族来说，仅仅表明自己要求是正义的是不够的。 ——【梅厄夫人】
单单有勇敢精神不能对付步枪和机关枪。没有精神的步枪和机关枪没有多大价值。但没有武器的精神，早晚会同躯体一起被粉碎。 ——【梅厄夫人】
【民主中国】
“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一）
“革命”一词，出自《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本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
晚清时期，1902年，主张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由此，“革命”一词的现代用法正式进入中国。
由于“革命”的这个词语它原有的含义就包含着正义，所以晚清政府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会党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概念。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色彩是明确的、自我主张的、而且是成功了的，因此到了蒋介石时代革命都没有落幕，国共两党都举起类似的革命旗帜大打出手、争相“革命”，直至共产党占据中国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革命”在海峡两岸都没有告一段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革命当然是一个有更多制高点的概念，谁是革命的、更革命的，谁就可能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必然成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这主要是在泛义上而言的；
列宁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这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而言的，当时俄国共产党上台，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生类似“十月革命”的革命，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意思是说共产党上台后还可以一次次地对国家政权、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革命性地冲击和改造，然后还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尝试。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他们将此十年浩劫定性为一场动乱。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革命。从狭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暴力和群众运动的形式颠覆了当时合法的中央国家政权，囚禁了当时合法的国家主席，并且在地方上取消了各地合法政府，以“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从广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角度讲，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害死两千多万人，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其他的“革命”能够与之比肩。
不容置疑的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政府是革命委员会，领袖是革命领袖，群众是革命群众，年轻人是革命小将，等等，不一而足；而“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反革命”更是一种罪名，是一种因为反对“革命”就可能遭到枪毙的罪名。这种状况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稍稍有所好转，但好转的是“量”，而非“质”，对“反革命”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邓小平的智慧摆脱了“扩大化”的困境而已。
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然后因为这一罪名妨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并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将反革命罪名从《刑法》中取消，用别的罪名取而代之，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进步，但从政治和政治反对的角度讲，换了汤并没有换药。只是——药比以前少了些许，煨药的火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到了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此后，告别革命论成为时髦，谁要能说几句告别革命的理由，谁就能被人另眼相看。但是告别革命论也一直遭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秘书李慎之，针对告别革命，就说过截然相反的的话，还有一些毛左人士也提出要在中国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告别革命论主要是一个中国式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发生，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革命的名堂似乎从来就没中止过。
到了2011年，北非中东等地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有不少国家已经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关于革命的话题又回到了中国。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韩寒写文章表达了对革命的拒绝，这在中国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然后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发文号召民营企业家要远离革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争论也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心。
但是，韩寒、柳传志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言论遭到了公众的强烈炮轰。《南都周刊》甚至发文评论说“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这一段时间，革命的话题喧嚣尘上，争论的双方大有站队的态势。一百多年前保皇立宪的康有为与革命派发生的争论，现在似乎又被人复制出来了。
（二）
革命与不革命的讨论，预示了维稳制度的失败，这是一个积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当前发生的这场关于革命的争论显得很无聊，因为一百多年前争论的双方是改良派和革命派。
那时的改良派在改良，革命派在革命。看看现在，主张改良的人士根本不是践行改良的改良派，主张革命的人士也不是践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们都在纸上谈兵，似乎是在做高明的战略预演，这就使话题略显浮躁。我认为下列问题值得争论双方认真思考：
第一，改良究竟还有没有可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
革命的话题之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重新登上舆论的舞台，这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已经找不到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案，但这些问题又非要解决不可。在任何时代，改良都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变革方式，但前提是改良必须存在。如果反对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存在的，也是可行的；如果支持革命，你必须证明改良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革命的成本一定是最高的吗？当改良没有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积累再积累，总有爆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革命往往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
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革命的正义性来源。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试想一下，如果利比亚不发生革命，那么利比亚就还要继续遭受卡扎菲独裁的蹂躏，那么利比亚和利比亚人民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第三，有必要一味地恐惧革命吗？就政治革命而言，历史上最血腥的革命无非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已，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
中国某些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民主革命，却对民主革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其原因就是受到了专制文化的荼毒。在他们那里，革命和毛泽东宣扬的一样恐怖，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其实，相对于其他各种改朝换代的革命，民主革命大多是阵痛一时，代价并不大。有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因为全社会能够很快打成共识，所以迅速地实现社会和解，其转型成本非常之小。比如苏联和东欧的转型革命，其代价都不大，其血腥味远比共产国家一场政治运动要少很多；再比如这一轮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血腥味也不多，只有利比亚的转型成本就相对较高。
第三，革命的目的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改造？革命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分，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政权的更迭，往往带有一定的血腥气味，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就不一定是血腥的。
根据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清晰看出，政治革命未必能带来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专制制度在改朝换代之后往往还是专制制度。但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也已经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
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第四，革命一定是暴烈的厮杀吗？近现代以来，革命的名堂有武装革命、暴力革命、静悄悄的革命、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民主革命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的；当然，非暴力革命的过程往往因为统治者的残暴而伴随着一定的剧烈性，甚至会有很多流血事件。
因为民主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权力转移，而是一种实现正义和秩序的行为，所以相对于改朝换代的革命，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是通过相对和平、相对文明的方式实现的，利比亚人民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方式则是一个武装革命的当代特例。卡扎菲政权的下场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专制政权如果一味地拒绝革命，那么革命将以更暴烈的方式发生。
第五，民主革命和社会和解是矛盾的吗？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这就与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并不相同，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不是换一群人进行专制统治，不会对另一群人的制度性镇压，所以民主革命最终要经过转型正义实现社会和解。
民主革命后当然要对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进行清理，但通常也会局限在政治对话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包括苏联东欧转型和当前的北非中东在内，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民主革命，大多都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迫害和镇压，这也是它与共产革命不同的地方。
遥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和被革命者实现了伟大的和解，革命者给了清室很多优抚政策，满清皇室则体面地退位，孙中山甚至著文赞扬裕隆皇太后是“女中尧舜”。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成本相对较低的革命，也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社会和解范本，至于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变故，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中东和北非，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汹涌，促发人们的很多思考。以上五条，其实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就是为了消解革命恐惧症。下面罗列一些关于革命的名言，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永远都不能把一场大革命归咎于人民大众，它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歌德】
革命并不关乎琐碎小事，但却是由小事引发。——【亚里士多德】
上个世纪的激进派就是下个世纪的保守派。——【马克吐温】
邪恶的法律是一种最坏的暴政。——【柏克】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
正义比和平更珍贵。——【威尔逊】
受法律压榨的人民，除了夺取权力外，别无他路可走。——【柏克】
成功的反抗被称为革命，失败的反抗则被叫做叛乱。——【普里斯特利】
革命产生于心脏，改革来自于头脑。——【费尔巴哈】
革命是不能制造的，它们会自己出现，革命的发生如同橡树的生长一样自然，它来自于过去，它的根基深植于以往的岁月之中。——【菲利普斯】
革命通常是不能任意制造的。如果能够事先以理性的方式描绘出革命的道路，那么同样也就能够完全避免革命。革命是无法以理性方法重建阶级社会的结果。——【托洛茨基】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多。——【列宁《革命的教训》】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
阻止和平革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肯尼迪
正义的战争胜过非正义的和平。——【贝玑《人的权利》】
战争在必要时是正义的，在除了依靠武器而别无希望时，武器就是神圣的。——【马基雅维利】
对一个弱小民族来说，仅仅表明自己要求是正义的是不够的。 ——【梅厄夫人】
单单有勇敢精神不能对付步枪和机关枪。没有精神的步枪和机关枪没有多大价值。但没有武器的精神，早晚会同躯体一起被粉碎。 ——【梅厄夫人】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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