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我看到民主党秘书处发出的祝贺王有才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报道，感到十分振奋。这标志2012年，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距离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组建这种有针对方向的党派非常必要，最起码可以起到对暴力革命研究和指导的作用，让中国的民主进程少走弯路。
我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是无法绕开的必然一步。按照目前中国的现状，实现台湾那样的民主恐怕遥遥无期，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去掉了中共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新上台的政府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只能缩短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再延长了。
这不等于说我喜欢暴力革命。了解中共历史史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暴力革命的血腥、残暴、没有人性的一面；谁都喜欢像台湾、东欧以及茉莉花革命当中温和的那几国，和平着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中国大陆无法实现这种模式，下面我还要详细讨论。
这也不等于说我们要促成暴力革命。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安定，有人突然号召暴力革命，只能被大家看成疯子。暴力革命是诸多因素拼凑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大势所趋，它也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如果找人为促成的因素，那也是中共几十年的言传身教和倒行逆施的结果，这也是大陆有别于台湾的原因。
实现暴力革命的必然因素有以下六点。
一，中华民族自有的特性。
1、“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不可否认，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归纳或转化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当前中国的权贵集团，随便拉出一个都会有数亿元的非法所得，他们与广大的草根民众早已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矛盾。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幻想着这个社会保持稳定以外，底层民众已经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恨不得赶快来场暴力革命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千万不要以为向往革命的只是最底层的穷人，很多比较富裕的人士也照样受少数权贵的欺榨。
每年新年我都参加一些民运圈以外人士的聚会，最爱听他们介绍大陆现状。今年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有人议论造反了。
2、中国人的自欺心理及其反弹。
鲁迅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当奴隶而不成的时代。要知道，鲁迅时代的中国人，要比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人有自由、有尊严得多。毛泽东就是利用各种运动整人，借一部分人想当奴隶而不成，让另一部分人珍惜自己的奴隶地位。
不仅如此，中共还刻意培养奴才意识，比如争取入党入团、检举揭发别人、向党交心表忠心。经过这样的洗脑，有人就真受骗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党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给了我吃和穿”等等。
只要言论开放，这种糊涂人很快就会明白，党也不出产粮食布匹，怎么能给你吃穿？你的吃穿还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给了，那也是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抢来的非法所得，用得并不光彩。
在没明白的时候，以为自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有这么一点精神力量支撑着就能忍，粮食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造反，工人几十年不涨工资也不闹事，一旦他们看清自己上当受骗的窘境，他们满腔的怒火要比一直都明白的人要旺盛得多。
3、崇尚暴民情结。
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暴民褒多于贬。例如《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们，许多也是滥杀无辜的高手。李逵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都注意他忠厚、孝顺的优点，很少有人谴责他抡开板斧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砍的行径。
暴民意识源于社会的不公和法制不健全；弱势群体在腐败横行、不讲法治的国家生存，往往又以暴民意识作为对抗强权的精神支柱。暴民不一定是暴力革命的主体，起码是促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力量。
4、仇富和唯恐天下不乱心态。
当初中共暴力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利用的正是国人的这种心态。早期中共武装所需军饷，全靠对富人打家劫舍和绑票索取，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土匪行为有所警觉，即使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
中共建政前夕，许多人放弃逃离大陆去香港台湾，宁可迎接中共的统治，结果绝大部分都遭了殃。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土改时斗起地主来格外凶狠，全然不管人家的地是不是合法所得。“为富不仁”成了定律，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合理性。
如今中国暴富的人更多了，他们比起49年以前的富人来说，非法所得的比重要大得多。仅仅这一个诱因，加上唯恐天下不乱的因素，拥护暴力革命的恐怕就会占大多数了。
二，中共长期教育的结果。
中共是靠暴力革命起家，所以对暴力革命情有独钟，在教育课本、影视作品、文学艺术等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阵地，都对暴力革命极尽美化之能事。它不仅美化自己的恐怖暴力行为，也大肆赞扬美化李自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些劣迹斑斑的暴民运动。
这样宣传教育的结果，其实是教会了人民采取以暴制暴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暴力革命。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种宣传教育是非常愚蠢的，难怪近几年一些御用学者不断提醒当权者，要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维，但是为时已晚，况且也不好自圆其说。
三，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
在80年代，中共高层开明人士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人感到似乎中国有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可能，其实这是幻想。因为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逆向淘汰，它的大部分成员是死板保守投机自私的；体制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时候确实是中共唯一的一次改弦易辙的机会。
尽管开明派占据着舆论和正义的优势，还是敌不过极左势力的权势，例如取缔民主墙、不能否定反右运动、给民运人士魏京生徐文立判刑、搞“批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直到“六四”大屠杀，中共党内开明派彻底没了位置，从此中国离民主化相去甚远。
开始人们还寄希望于独裁者邓小平死了以后，或许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改变现状，毕竟这是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往往会落空。随着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假如现在中国变成民主法治国家，该集团的成员的罪恶足以个个判处死刑。
可以想象，此时要想和平地让权贵们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怎么有可能呢？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把住权力不放，决不能给民主一点儿松动。因此与达赖喇嘛不可能谈判出结果；“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必须判刑；民主呼声高的大陆人士一定被关押。很容易大家就都明白了与虎谋皮是行不通的，消极等待是遥遥无期的，唯一的希望也就剩下暴力革命这一条路了。
四，新仇旧恨的积累。
中共建政以来，不夸张地说，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几天前的一份中文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暴君。前面提到，80年代是中共改弦易辙的唯一机会，也是在罪恶史上与前任毛泽东划清界限的机会，容易得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
但是由于中共多数成员素质太低，加上独裁者邓小平本人的前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毛政权的继承人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为过去的罪孽认认真真地道过歉，更不用说经济赔偿了。
地主富农被没收的财产没有一点退赔、房产主被没收的房产绝大部分没有返还，就连历次运动扣押被迫害人的工资都没有如数发还。无数被杀死和酷刑致死的无辜者，得到的仅仅一纸平反通知，那些土改时被打死的地主、文革时期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连这张纸也得不到！
今天，一脉相承的当权者们，自己享受着豪华别墅特供食品，让草根民众吃有毒有害的食物，让他们的孩子砸死在劣质楼里变成了结石宝宝，当权者用不作为的方式在继续着间接杀人！
那些死难者的亲人、那些还活着的受过中共迫害的、那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者，对权贵们生吃活剥的心都有，难道他们不盼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吗？
顺便说一句有关和谐的问题。当权者近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的社会，这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刚才说过，当权者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在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以前，他是没有资格要求被害者与他保持和谐的，即同意和谐与否的主动权在被害者一方，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五，榜样的作用。
中国人很难做到“敢为天下先”，所以有这样的歇后语：“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是没出息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特别强，它弥补了前面的不足。毛时代常说的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来有点道理。
杨佳、郑玉娇就是榜样，在网上好评如潮。我更欣赏杨佳，他有点荆轲视死如归的风格。当然也有貌似公允的人同情被杀的警察，说他是滥杀无辜，甚至把杨佳比做恐怖分子，这就错了。
杨佳是向腐败的专政机器宣战，任何穿警服的都是他的敌人。更该同情的应该是杨佳，他是无辜受害，而警察在选择这个职业的那天起就应该知道有风险，而且参加了这个组织，既可以享受同伴的荣耀，也应该分担同伴的过失和耻辱。一个杨佳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轰动，他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自焚的人。
据朋友说，杨佳事件公布以后一段时间，北京的警察对市民的态度立刻谦和多了。我想上海的警察一定更有变化。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二位都是为个人的原因行使正当的暴力，假如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行使暴力甚至献身，那就更值得尊敬了。我相信不用很久，这种英雄人物就会出现，因为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了。
六，设想的暴力革命起因。
按当前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办一件事一定要考虑它的效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道义的。同时也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比。在所有行业比较，抢劫贪官的财物是一本万利而且风险很小，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智慧，盈利最佳的行业。
所需人员最少三名即可，投资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主要用于是购置简单的武器和一些消耗性材料。每次它们的折旧和损耗假设100元，每次行动收获假设100万元，不算人工成本利润是一万倍。马克思说得好，百分之百的利润就能让人铤而走险了，更何况百分之一百万呢？
再说风险，可以视其为零。原因是贪官绝少敢于报案的，万一有人报了案，只需引爆警察来路的一颗遥控炸弹，相信绝对没有警察再敢前进一步，因为凡是为腐败政权效力的。全是利益的驱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计算利益的得失，当遇到风险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保护自己。
以上所说的物质条件，国内应有尽有，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急于盈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障碍。况且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仅仅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武器弹药的制作方法。
如果绿林好汉们（或称“打腐队”）做事明智，抢来的财物拿出相当比例捐给公益事业，还可以有道义收获，换取民众的支持。
几个案件过后，所有警力都变成了权贵的私家卫队，从此再没有多余的警力去干维稳的勾当，于是暴力革命应运而生。
我再次声明，我不喜欢暴力革命。它就像拔牙前的打麻药，这个疼是免不了的。你能说你喜欢往牙床上打针吗？我也不认为抢劫贪官是十全十美的好事，它最大的好处是消耗了腐败政权的警力，或许在经费上对革命有所帮助，坏处是给民主化的中国追讨赃款带来一些困难。
利弊孰大孰小，取决于民主化进程的快慢。暴力革命容易助长暴民意识，我相信随着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各个追求民主的党派的努力，会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
于2012年1月24日
以上是2012年1月24日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民主讲座”的一次发言。会后“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和一些个人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概括如下。
问：假如发生了暴力革命，会不会受到军队的镇压？
答：“六四”以后，邓小平在世人心中永远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我相信在中国不会再发生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军队中也没有人敢于充当这样历史的罪人。尤其经过利比亚事件以后，掌握军权的人更应该认识到世界潮流的方向。将来如果发生战斗，顶多是平民与警察之间的战斗，而且是轻武器级别的。政府如果动用了重武器，主谋难逃反人类的罪责。米洛舍维奇就是例子。
问：你是不是主张暴力革命？
答：用“主张”这个词不太合适，多少有一点促进、促成的意思。我在发言中说过了，暴力革命是大势所趋，此时再谈“主张”没有意义。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暴力革命到来该怎么办？是欢迎还是反对，该做点什么。我认为，作为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努力让暴力革命不偏离实现中国民主化这个方向，比如更理性地解决腐败政权遗留的一些问题，尽量克服暴民意识等等。
问：暴力革命会使中国更民主吗？
答：暴力革命的过程之中是否让社会更加民主，我无法预测，但是我可以肯定经过暴力革命以后，能够比现在更快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问：暴力革命会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片混乱？
答：也不要把暴力革命想得那么可怕。文革时期我参观过东北最严重的武斗地区，那是两派真枪实弹的战斗，政府早已经瘫痪，军队也袖手旁观。在每个派别的势力范围之内却是一派祥和、秩序井然。
人与人之间表现的是民主、平等、和睦。由于武斗影响了运输，被选出来的领导班子时不时地组织武装车队解决市民的生活所需。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段舒心的日子，要比文革初期抄家、破四旧和后来的一打三反、抓五一六要好过得多！
八九“六四”的时候，政府也处于不作为状态，社会治安也要比平时好得多，小偷没有了，吵架的见不到了，汽车互相刮碰也能得到友好的原谅。一旦群众自发起来革命，精神面貌都会为之一新。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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