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
很多因素促成東歐劇變，包括倡議「活在真實裏」，艾未未的遭遇也令人意識到自由被剝奪。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當局最終逮捕了這群青年人，他們都與這個叫「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有關，都留著亂蓬蓬的長髮。官方媒體說他們是一群流氓、酒鬼、癮君子，準備以刑事案的名義宣判他們。
劇作家哈維爾意識到這一案件的更深含義。「這不同於和已做好風險準備的政敵算帳，也絕不是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而是更加嚴重」，他回憶說，「是一次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對人最起碼的自由和誠實良心的侵犯」。
他接觸過這些青年人，被他們音樂中的誠實、憂傷與反抗的願望所打動。他也知道，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不過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距離布拉格之春已經八年了，捷克人生活在巨大的壓抑與沉悶之中。相對開放與活躍的杜布切克年代，讓位於平庸的胡薩克時期，當局以「正常化」的名義窒息了整個社會的想像空間，「宇宙塑膠人」這些年輕人唱出了這種絕望與迷惑，他們用特立獨行來保持內心的溫暖與希望。
哈維爾相信，這一審判將會製造一個惡劣的先例：執政者可以肆無忌憚的羈押任何有獨立思考能力乃至私下表達獨立見解的人，是對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干涉，而且以打擊刑事犯罪的名義欺騙大眾。這一行動也揭示了極權主義的本質：讓生命變得單一，割除任何與眾不同、難以歸類的人與事物。
幾個月前，我在哈維爾的回憶錄裏讀到這個片段。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遭遇，讓我再度想起它。極權主義政權，不管它是七十年代、還是二十一世紀，不論它在莫斯科、布拉格還是北京，都深受智力平庸所困。它用「刑事犯罪」來指控搖滾青年，用「經濟犯罪」把藝術家推上法庭，它們都發起聲勢浩大的中傷活動，用自己也不相信的道德標準來指責他們。
「宇宙塑膠人」引發了哈維爾的強烈不安，艾未未的案件則在中國社會激起了特別的反響，比劉曉波的判刑與獲獎更為廣泛與深遠。五十三歲的艾未未不是青春的「宇宙塑膠人」，他對政治、社會都有著更明確和深入的想法，他也對自身的行為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對於公眾、尤其是那些青年追隨者來說，他仍是一名標新立異的藝術家，他的言行與作品，與其說是政治反抗，不如說是對人的基本價值——自由、尊嚴、正義——的重申。他又是如此富有趣味和嘲諷精神，抗爭變成了一種率性、即興的遊戲，它與人們習慣認定的「政治行為」相去甚遠，他的方式還如此成功，整個世界都對他讚譽有加。他代表著一種嶄新的反抗，一種別具魅力的生活方式。
人們的生活方式再度成為了戰場，成為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空間。極權主義的特徵是無處不在的控制，它不僅要控制你的肉體，還要進入你的靈魂，不僅要讓你在公共場合循規蹈矩，還要窺探與影響你的私人生活。過去三十年的中國，逐漸告別了無孔不入的極權時代，進入了後極權的時代，它給予個人一部分空間，再沒有一個青年會因為穿牛仔褲、留長髮被學校開除，「生活作風不好」不再是宣判的措詞。但是，政權卻從未真正放棄控制的慾望與能力。每當它感到危機、或是實力膨脹時，它就會重新試圖控制你的精神世界與私人生活。極權政權是官僚系統的極致，任何多樣性與個體性都令它惶恐不安，它需要不斷製造新的敵人，才能維繫自身。它總是用咄咄逼人的姿態，來掩飾內部的混亂與脆弱。
在過去的兩年中，人們明確的感受到控制的增強，它不僅是針對傳統的政治異議分子，也是針對日常生活的。從日漸興起的唱紅歌，到Google退出中國，從「反三俗」的運動到大學裏的會商制度，艾未未的案件是這一輪控制的高潮，也是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一輪。
「宇宙塑膠人」的案件，最終促成了七七憲章運動的到來。這一行動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政治行動，它不追求權力爭奪，而是重申良知與道義，呼籲人們「生活在真實裏」，倘若每個人都生活在真實裏，說出自己內心所想，建立在謊言上的政權則隨即瓦解。很多因素促成了東歐的劇變，或許戈爾巴喬夫的克制精神最為關鍵，但也沒人能忽略「活在真實裏」的倡議的重要作用。而艾未未的遭遇會變成另一次政治覺醒嗎？不同階層的人，重要的知識分子還是時髦的青年人，意識到如果不抗爭，即使眼前這可憐的自由也要被剝奪嗎？這一切，我們都還不清楚。
[欢呼中国茉莉花革命 chinajasminerevolutio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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