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司马南型”公民：
人们时常在不经意间犯下与先人相似的错误：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生活之地不等同于正义之地，但人们往往不愿意去相信一个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显得过于残酷，所以总被人们习惯性漠视。
笔者认为，司马南先生以及与之有类似想法言论的公民，就属于这种类型，即“司马南型”公民。这类公民与二战时代受到法西斯思想荼毒的德日公民十分相似，你们都相信在某个特定的领袖和政党带领下可以建成一个人间的天堂，而结果总令人绝望。
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在所有已经经历过极权主义和正在经历极权主义的国家都已一一验证。
当下中国的这个体制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不是为人民谋求幸福，还是想方设法使人民“相信”自己生活在幸福中。
你们似乎有意遗忘了两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爱国不等于爱党。作为一国的公民，我们理应保持一种质疑：我们因何要相信眼前的权力？这个政党、政府、政权的权力是否来自于我们？答案是，现存的权力只在名义上来自人民，因此它也只是在名义上对人民负责。实际上，它只对上级负责，因为权力来自其上级而非人民。所以，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视人民的人命如草菅，肆意凌辱、迫害、摧残。或是某日借条例之名堂而皇之地摧毁公民的家园；或是厚颜无耻地依仗权力侮辱殴打妇女；或是冠以扰乱秩序之罪把正常公民关入精神病院……每次发生的惨事都让你以为应该已经到了罪恶的底线，可下一次，新的罪恶又立刻僭越了这个底线，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罪恶是没有底线的。在这个名义为“共和国”的政权统治下，你随时可以看到只有在中世纪才会发生的种种人间惨剧。
可每当对现实不满，有些人们不愿意在当下的语境中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总乐意缅怀“过去”，即使那个“过去”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
毫无疑问，“司马南型”公民即属此类，所以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
如果因为对现状不满我们回到了“过去”，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回到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怀有最原始质朴的情感，没有任何奴役和压迫，那我们是否要回到原始社会？进一步问，如果柬埔寨人民对现状不满，他们是否要回到红色高棉的时代？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以及由他的思想所构筑的极权制度对我们民族的摧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想司马南先生可能忍受过饥饿，但肯定没有因此而丧命，也没有吃过观音土、树皮甚至人肉。生活中，食物是我们的生存必需品，人们少进食一天就会感到难以忍受。但在毛泽东时代的暴政下，成千上万的公民因为这个万恶体制的暴虐统治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长时间饥饿，然后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他们可能至死也无法理解，这个政权曾经向他们承诺解放、平等、富足，可为什么最后自己会卑微地死于饥饿。既允诺又食言，既自命又推卸，这种暴行是对人类神圣尊严的空前亵渎和践踏，而这个制度的继承者今天仍端坐华堂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他们把祸国殃民的罪犯画像供奉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和神圣性，殊不知，此恰恰是这个体制的最佳罪证。
把地狱中的一视同仁幻想成平等，把荒漠中的一无所有臆想成廉洁，然后选择性地遗忘把人间变成地狱的种种罪行，这就是“司马南型”公民一厢情愿的受虐逻辑。
事实上，没有一个独裁者不为自己披上一件光鲜亮丽，足以颠倒众生的外衣，可实际上，在这个独裁者美妙动听的允诺和鼓动背后，往往把人们推入地狱。
即便如此，这个制度仍旧像大多数的专制政权一样顽固不化，固步自封。当今，这个体制的当权者不实行民主的借口令人发指：中国是个底子薄，人口基数大，国民素质较低的国家，所以现阶段实行民主不符合国情。他们有意忘了正是这个政权前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民族整体素质的停滞甚至倒退，而唯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最大程度的开启民智。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和误导做到古代暴君做梦都无法想象的程度，在他们的宣传下，公民被人为的愚昧和欺骗，被塑造成专制制度所希望他们成为的那样，国家也将永远在底子薄，人口基数大，素质低下中沉沦，因为人民永远的愚昧无知正是专制统治的基础，也是所有独裁者想造成的后果。专制统治期望人民永远愚昧无知，所以用一个谎言掩护另一个谎言，让人民在无知和恐惧中甘受奴役和剥削，否则当权者无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此即这个体制拒斥民主的真正险恶用心。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万恶体制本身造成了今日我们民族的种种不幸和恶果，因此，我们继续多生活在这个体制下一天，它就离我们生活的真实目标越远。
在体制的“熏陶”下，人们被潜移默化地把“爱国”的范畴扩大，以至于“司马南型”公民自以为是“爱国者”。
司马南先生和《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四月网上对艾未未先生的攻击正是其所谓“爱国者”的最佳证明。两位不在艾未未先生人身自由时对其提出批判，而偏偏在其“被失踪”后大加挞伐，其趁人之危之行，落井下石之举，让笔者对两位先生人格之无耻，品德之卑劣叹为观止。不过，当得知王文先生供职的《环球时报》背景是《人民日报》时，笔者也就释然了。
司马南先生无条件赞美毛泽东以及其所在政党统治的合法性，用一个极权时代的暴君来为这个专制政权还魂，好似一个狂人崇拜纳粹所以称颂希特勒，一个极左分子沉迷共产主义因此赞美波尔布特。历史不仁，百年前有人面临变革三令五申“祖宗之法不可变”，今日你们把“毛择东思想胜过神”奉为圭臬。国际歌早已有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梦想由一个领袖和政党可以带领人们在某天到达他们所承诺的那个天堂，体现了专制体制愚昧民智之深。历史不断发展前进，如果把所谓的“共产主义”悬设为社会的终点，就是人为地给历史的发展缠上了裹脚布。
历史一再描摹自身，远在16世纪，当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时，引起了当时神学界的巨大恐慌，因为他的日心说彻底颠覆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地心说，使原本牢固的神权堡垒出现了裂缝。
今日的中国大陆，当权者对“民主”和“人权”谈虎色变，仍旧妄想拿“地心说”愚弄人民，而这个“地心说”的名字叫做“共产主义”，它以遥不可及的幻想迫使人们忍受当下的苦难与奴役，它与神学地心说的差异在于前者从空间上蒙蔽人民，后者在时间上欺骗人民。更令人不齿的是，神学地心说已被证明为谬论，可共产主义永远也无法证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民族就像曹操对于饥渴军队所承诺的那片永不可及的梅子林。
当对一个事物的信奉确立了信仰高于理性的价值优先权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宗教，而这个体制以及它的理论共产主义即希望人们像信仰宗教那样无条件信奉，否则为何会拿一个虚无缥缈，永远无法证明的空中楼阁来欺世盗名？可是共产党人不是自称唯物论者吗？
“司马南型”公民一边认为共产党是伟光正的，一边又漠视由这个政权对我们民族造成的种种苦难，或者把这些苦难统统归结为“历史的原因”或者“改革当中的探索和曲折”，好似我们民族的苦难实属在劫难逃，命中注定，并非是由一个政党统治下造成的，而是上苍的不测风云。他们用对独裁的缅怀来表达对独裁的忠诚，既坚持这个政权的统治，把它对人的奴役、压迫和摧残统统粉饰为“改革当中的探索和曲折”；又缅怀过去，臆想过去的美好，把暴虐的极权构想为尧天舜日。
相比无垠的宇宙，人类渺小脆弱得犹如星尘，千百年来，人们不懈地追求神圣和唯一，以期得到慰藉。但在人们追求慰藉的同时，又犯下了不计其数的错误。在中国，人们总是把对永恒的渴望与信赖寄托于某个神圣化的“存在”之上，可问题是，即使“它”被赋予再多光环，也终究是人为的设计，但我们往往不愿意去揭破这件“国王的新衣”。由此，人们极易在自己的思想——语言系统中循环论证，硬是忘掉了“它”的卑鄙和罪恶，在虚无中人为创造出一个“神”。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信奉纳粹的理念，对他来说希特勒就是他的神，忠诚就成为了信念，屠杀也成为了一种天职；一个中世纪的基督徒，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看得高于一切，那迫害异教徒对他来说是秉承上帝的意志，焚烧叛教者是为对方洗去罪孽。而对一个信仰暴力社会主义的人来说，饥荒和镇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误杀和失误只不过是建立人间天堂的探索和曲折，可殊不知当他开始建立心目中人间天堂那刻起就把地狱带入了人间。
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司马南型”公民硬是忘掉了那些他们愿意忘掉的东西，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即“双重思想”。你们选择性遗忘了最不应该遗忘的东西。
与“双重思想”并驾齐驱的是你们的“双重标准”，用异常严苛地标准审视古今中外其他一切政党和制度，可轮到眼前的政党、领袖及其制度时又变得异常宽宏大量了。好像我们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是由西方及其市场经济带来的，而不去反思这个体制天生固有的弊端。如果1949年后的苦难是“改革当中的探索和曲折”，那么在1949年前，当时政权的困境是否也能称为“困境当中的探索和曲折”？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更艰难的内忧外患中，国民党是否应该有比共产党更好的借口来推脱自己的理国不善？尽管他们当初可能是平易近人的，但日后越发显现出暴虐狰狞的面目，因为权力永远只会对它的来源显露谄媚的笑容，而且这个制度本身的统治思想就是个谬误。可当处在这个体制顶端的高级官僚发现了体制本身无法根除的弊端后，为了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用一个又一个谎言和暴力来掩盖他们的上一个谎言和暴力，以防人民的觉醒。我们总不太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独裁者也是如此。
面对当今中国的不公与压迫，哪个有良知的国人不感到愤懑和怨恨？可面对历史上古今中外的不公与压迫，我们义愤填膺，呼吁抗争和反抗，可当这个暴政亲自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为何就可以宽容地把它称之为“改革当中的探索和曲折”？
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是人民不折腾政府，政府就会折腾人民。目睹民主国家竞选者对选民和媒体的笑容可掬，战战兢兢时，我们难道不疑惑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当权者却可以如此镇定自如、冷若冰霜？他们难道不会微笑？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微笑。他们只会板着脸一再重申：“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体制早已经习惯于对民众表现其狰狞与傲慢。
这种和谐稳定究竟是属于谁的？毫无疑问是专制统治者的！今日之中国，当权者犹如草原之狼，对和谐稳定的强调好似草原之狼不断威胁被其吞噬的羊群：“你们必须忍耐，不许反抗，如此才能保持草原的和谐稳定。”而“司马南型”公民不去抨击凶残成性的恶狼，却去缅怀恶狼的鼻祖并为其统治张目，说服人民在无止境的暴政中隐忍。
我们不得不质疑，那个曾经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那个曾经赞扬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政党，那个曾经鼓励工人罢工的政党，今日怎么三番两次的暴力强拆、镇压维权、屠杀学生、篡改历史，然后把一切归结为“维稳”二字？当共产党政权成为了它曾经反对的那些政权，作出与其相同的恶行，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它就失去了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革命基础和执政资格。其实它早已失去了，当它发起大跃进时，造成大饥荒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残暴地把屠刀挥向平民和学生时，就已经失去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政权，一个犯了严重罪行的政权没有资格于错误中继续执政，特别是当这个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因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没有能力和资格能够保证，今后它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一个人如果缺乏自我反思和批判，必然会变得刚愎自用，一个政权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专制政权，即使再如何反思改革，它也不可能反思自身的统治权力。在没有民主监督的环境下，人类天性中固有的局限——贪欲，必然会让他想方设法攥取本应属于全体公民的利益，不择手段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广大国民的福祉视而不见，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来是个伪命题的原因。试问，哪次这句话一语成谶？经验证明，有权力的王子犯了法从来不与庶民同罪，因为特权不会也不必自我惩罚，否则他们无以保有自己的威势和尊荣，而专制政权所营造的威势和尊荣，正是他们得以苟延残喘的最大保护伞。
再者，如果国家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高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代价，而且其中大部分需要由社会底层民众来承担，那么这个政党发动革命的理由又是什么，他们又凭什么长期盘踞于执政高位而不下？这个政党已经没有资格自称代表“国家”，他们已经变质成一个腐朽“朝代”的卫道士，而世无不灭之朝。
部分人建构制度，然后这个制度塑造出所有的人。正如卢梭所言：“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每当看到发生在这片热土上光怪陆离的人间惨事，你不得不深忧这个国家的未知命运，他还是那个曾经重义轻利，温情脉脉的中国吗？我们不奢求立刻消灭贪婪，但我们不能容忍这个民族竟已经可以对贪腐习以为常；我们不奢望即刻消除不公，但我们不能忍受这个国度竟可以对不平等如此司空见惯。归根到底，这个制度把人们变得不但对别人，甚至对自己的苦难都麻木了，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
是谁建造了这个压抑人性的制度牢笼？又是谁用这个牢笼把持了国家，想把这个牢笼加固的“稳定和谐”？是那些已经被权力和金钱扭曲的泯灭人性的专制寡头，他们自以为保持所谓的稳定和谐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其实这只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欺人之谈（既自欺也欺民），借“维稳”之名，行“独裁”之实。体制内不乏良知未泯的义士，但是在这个丑恶的牢笼中，诚实和良知变成了曲高和寡的品质，唯有虚伪和残暴才是它的同类，正是这个邪恶的体制把我们民族的诚实和良知毒害为虚伪和残暴。
这个制度不去批判卑鄙的现实，却惩罚说出卑鄙现实的人，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卑鄙的。你很难给这个政权下一个定义，它表面慈眉善目背地里暴虐不仁，它兼有封建遗毒和现代极权，口头上号称社会主义实际上和原始资本主义同样血腥残忍，笔者姑且称之为官僚社会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它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却不纳入市场经济赖以维系的核心——公平正义。它大言不惭地定义自己的公平正义，却以特权凌驾于公平正义之上。它冠冕堂皇说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可人民面对的是“国进民退”的现实与特权阶层骄奢淫逸的强烈对比。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归根到底，我们是为了追求每个公民应有的作为人的尊严。我们相信，每个自由人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可以达成彼此的理解和互相扶持，而不用像野兽那样为了争夺利益用牙齿和利爪互相撕扯吞噬。而今天，这个体制的当权者，竟然仍想用驯服野兽的方法来统治人，把每个人变成对它来说驯顺的玩物，而唆使人们彼此间自相残杀。我们绝不能同意。
民主和专制不在于它们哪个适用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相信这样一个信念：一个理解的世界是可能的。而这个政权不希望人们的彼此理解，只妄想用金钱和权力腐蚀人们高贵的灵魂，使我们在物欲横流中忘记这个“世界的愚蠢”。
六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双重恐惧”中：赤贫的恐惧和言论的恐惧。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质问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司马南先生及其“司马南型”公民，请原谅我无法用真名向你们写这封信，因为我深爱着的国家现在正被一个掠夺公民最基本权利的政权挟持着，它只允许自己喜欢的声音出现，你们是其中之一，而我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用真名诉说衷肠，而这也正是我写这封信的理由。
濯缨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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