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晚上居然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在聆听希拉里的讲演。当我被人踹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起来了，起来了，死猪！”那个和我睡同一条被的女人坐在被窝里用脚踢我道。我赶紧起床，和她一起把被子折好照旧堆到墙角。
今天是3月13日了，啊，本来这天我打算去轩亭口散步的。但时现在我只能在监房里散步了。
到了七点的时候，监房外有穿着蓝色囚衣的服刑人员给我们送来早饭了。空碗从那小洞里递出去，盛了饭的碗从小洞里递回来。早上的下饭菜只有几条又粗又长的酱黄瓜，这些酱黄瓜很快被同监的人们瓜分光了。我也分到了一段。
吃过早饭后，我正坐在坑床上发呆，望着高处的铁格子窗出神，忽然童晓蓉生到我身边来，像变戏法似地给我看一本书的封面，我一看，原来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这是一本硬皮书，印得很精美。我吃惊地问道：“这是谁的书啊？”她说：“是我的。是我老公给我带来的。”
我说：“你老公真好。”
我说：“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
她说：“看吧。”
我马上高兴地翻看起它来了。
后来我发现童晓蓉不仅有一本《飘》，还有另外几本书《安娜·卡里尼娜》、《简·爱》还有《巴黎圣母院》。但是我发现她不肯轻易借人。
正当我读得入迷时，有看守在铁格子门外监房外面喊我的名字：“樊潇洁！”
我猛一抬头，不知所错，旁边的同监赶紧跟我说：“他们要来提审你了，你快去。”
我赶紧放下书下坑，拖上自己的鞋子（因为鞋带被抽掉了，所以穿着它走路不能大步流星地走）走出监去。看守在我起出监房后又把监门关上了。然后叫我站在门口一个用黄油漆画着脚印的位置站好。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手铐，害怕地说：“别铐我，我不会逃跑的。”
“没事的，这是规矩，走走样式的。”他安慰我道。
我只好让他把我的双手手腕铐上了。
他押着我到外面一间审讯室里。我进去后，审讯室的门就被关上了。我发现杨云海和屈保军已经在审讯室里等我了。
这间审讯室只有四平方米左右，我和两个审我的国保之间隔着一道铁格子。铁格子我的这边有一把椅子，审讯室里我的身后和审我的国保身后各有一扇门。我在那椅子上坐下了。
“怎么样啊，小樊，你想不想回家啊？”杨云海问道。
“啊，我还好，这里条件还可以，我有点不想回家了。”我说道。
“我想我就算回家，也要被我父母关起来的，这也跟坐牢差不多，还不如留在这里好。”我进一步解释道。
“你真是一个小傻瓜，这里有什么好的啊？这里又不是人呆的地方！”杨云海生气地说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还想不想再去传播茉莉花了？”
我说：“想啊，怎么不想？我恨不得告诉所有人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必要性。”
“你怎么居然还在这么想啊？我给你看一个电话记录吧。”杨云海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来电记录，那个手机号是我老板的手机号。“你的老板昨天傍晚打电话来问我过了，他说：‘杨警官，樊潇洁什么时候放出来啊？’我只能回答‘现在还不知道’。你看，你的老板也在这么关心你，你怎么居然说自己不想回去呢？”杨云海有些埋怨地说道。
我心里动了动。碍，我的老板都这么记掂着我，何况我的父母了，真不知道他们昨天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啊！我痛苦地想道，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我们都希望你早点悔悟，早日回到社会大家庭上来，回到你的小家庭里来。”他这样说道。
“可是我不会后悔的，而且愿意面对一切后果。”我答道。
“你！”杨云海一时语塞，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一般技术问题上来了。他仔细问了我进入文理学院校园后所走的路线图，我相信他这是为了去查看沿途的录像头，以坐实我当时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伴。他还要我说明我进入哪家小卖部买双面胶的，几点钟进入的，花了多少钱。我尽可有地如实回答了。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了。
然后他说：“樊潇洁，你到底印了几份公开信？你之前说自己印了三十几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17份，再加上你没有贴出去的17份，一共是34份。你是否打印了不止三十几份？”
我答道：“我确实只打印了三十几份，但是具体多少份却不记得了，因为前天上午我打印的时候，心脏狂跳手狂抖，一见老板进来就匆匆结束打印了。所以真的没有数到底打印了几份。”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过公开信之外，还在哪里地方也贴过传单？”
我说：“没有了，文理学院是我计划中的第一站，如果没有被抓到的话，我还打算去别的地方张贴，可惜我在第一站就被抓到了。”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这次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公开信之外，还做过哪些事情？”
“没有了。”我答道。
“真的没吗？”杨云海问道。
“啊，还有的，去年下半年，我在网上看到检察官作家谢朝平被渭南警方抓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部纪实小说《大迁徙》，挖到了渭南县政府的烂疮疤。”我于是费尽心机在网上找到了这部小说的原稿，把它传给一百多个人，因为当时网上求这部小说的人很多。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只好说：“不算的。”
“碍，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以前大学时有个很要好的男生，可惜他像梁光烈那样信奉‘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宝岛。’。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题目是《用民主统一台湾》，我告诉他：‘大陆不实现民主，永无统一台湾的希望’。然后他就跟我掰了。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又说：“不算的。”
这时屈保军突然插嘴道：“你那个男同学，他是哪里人？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他是上海人，名字我不能告诉你。”
屈保军嘴里低声挤出几个字，可惜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浙大法学院的院长李龙教授在紫金港做讲座，我去听了，讲演结束后，在自由提问阶段，我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关于政审制度的。我当时置疑政审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李龙教授只是吱吱唔唔没有明确答复。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白是什么意思？》，内容也是置疑政审制度的合法性的。然后我把它发到李龙教授的校内邮箱里，结果石沉大海。我做的这件事，算不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
这次杨云海没有回答，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自述的这三件事，他没有记进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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