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的轮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称为一个轮回，一个大事件在历经了十二个场次的展示之后，其精神面貌的各个侧面应该全部亮相，我们对此可以作全面的审视。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国的情景远远不如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在那里，民众能够大规模地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不同政见演说，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如火如荼地展开示威游行，即使政府出动军队武力镇压，许多民众也能挺身顶住一段时间，至于敢当英雄者，乃身怀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我们从图片新闻中早已经看到，在巴林、也门和利比亚、叙利亚，乃至伊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中，都有奋不顾身的硬汉子挺身而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断涌现，这些都是中国的抗议民众所望尘莫及的。中国民众所能展开的，只能说是“观望、瞭望”而已。到了如今，也就是第十二波“茉莉花”过后，即使观望者瞭望者也大为减少，少之又少。之所以还是被称之为“行动”，说是“革命”，只能说是聊以自我安慰而已，即使连被共产党嘲讽的“行为艺术”也消失殆尽。革命的含义是社会激变和政局大变革，而中国所开展的“茉莉花”行动，在起初时候只是三二十人群在少数的大城市中心进行沉默漫步、悠闲散步而已，从目前的形势来分析，尚差距“革命”甚远甚远，可以说，远未展开，根本成不了气候。科学的分析需要有科学的数据来支撑，在此，示威人群占据社会总人口的比率需要考量的，组织能力需要考量的。按照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来分析，在任何一个宏大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定比率的小数量的愤世嫉俗者，充满激情的异议人士，富有理想的正义知识分子，以及小部分受屈受冤的人群，这样的一些人士在西方社会里，通常被看做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这样人群一般总是占据社会数理统计的正态分布曲线的极其边缘部分，与社会极大部分人群的情绪和认识是有显著差别的，若以这小部分人群站出来“闹事”，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群的觉悟，更谈不上是社会的“革命”。在红楼梦大观园里，尚有贾宝玉、林黛玉出面叛逆，但这并不对于封建等级森严秩序的四大家族构成多大的冲击。在当今中国社会，极其小部分人群的“散步”，与社会绝对大多数人群的麻木无知是相当程度地无甚关涉的，如果我们用极小部分人群的激昂情绪去取代极大多数人群的价值观和心态，那么就会落入井蛙之见，井底观天：见木不见林，见林不见森。因而，我们若对于中国的这场“行动”，期盼越多，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捧之越高，跌之越惨。
2) 在海外华文媒体上，阿Q主义情结占据着主流意识，如，为了对付“行动”，认为中共警察大规模出动，维稳的经费大幅度上升了，中共统治集团神经高度绷紧，确是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民运人士便是大喊革命“胜利”了、“成功”了。阿Q在被人欺侮时候，拿出他的绝活，叫喊“我是虫豸”，你打我“就是打虫豸”，于是乎，以为只需将对抗的双方同时贬低却可认定为自己的“胜利”。其实，对抗性事物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对抗性（即相对性）上的比较而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中共维稳经费大幅上升了”，这只是从纳税人头上搜刮来的钱财，而如此一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的各项支出势必减少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财富对比，并未发生多大本质变化。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作用作定论，不是单方面地看重于对手的出手与否。说“茉莉花行动”是“行为艺术”也罢，“朦胧革命”也罢，都是属于自嘲或是他嘲。中国特色的“行动”确实导致了中共出尽丑陋，不择手段的维稳压制，暴露其峥嵘可怖的面目，如发布“别拿法律当挡箭牌”之类的经典名言，可以载入史册；同时，作为对抗阵营另一方的民众，也暴露出极度的恐惧和萎缩，体现在人格德性上的萎靡不振，难怪德国媒体评论道：茉莉花革命考量中国人的道德勇气。因为双方的博弈成效需要观察其结果，对照于利比亚和叙利亚、也门等国面对当局军事镇压，抗议民众照样能兴起革命的汹涌大浪，而在中国，只是在最初泛起小小的浪花碎片而已。在军事对垒上，评定胜利抑或失败与否，须衡量两军之间伤亡的交换比率，而非单方面的损失状况。军旅作家刘亚洲撰文指出，中共御用文人撰写的中国当代军事题材作品中，凡是共产党的对手都是被描绘成不堪一击的蠢货，抱头鼠窜。你若把对手描述成老鼠那般，那么你自己也充其量不过是只猫咪罢了，即使你把对手描绘成猫咪那样，稍微强壮些，那么你自己充其量不过是只狗罢了，总之，你根本算不上是猛兽。如今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镇压看成了“极大的成功”，那么也就大大降低民主运动本身的意义，譬如，将“轻松的散步”看做是极大的成功，那么也就是大大地降低了革命者的价值，如此立场和运作并未对于民运有多大的长远的实质性推动，设置一个“革命”的价值是在于“散步”之上，充其量只能说，是在鼓动革命者的士气，但是虚假的信息、过分的夸大、持久不变的鼓吹对于长远的革命运动并无益处。试想：人们事后必会作认真反思，于是，作为鼓动者自己的形象反而大受损失了。心理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人的心理状态也会有疲劳的时刻，人的兴奋的持续超过了一定期限，兴奋度必定下降。有一侧寓言故事说，某人老是虚报“狼来了！狼来了！”某一日果真狼来了，结果其人被狼吃掉了，因为人们上当之后再不会相信他。
3) 尽管“革命”仅仅以“散步”和“观望”为境界，当今中国的“茉莉花”行动，但还是创造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个事件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后长久沉默的状态下，大陆民众做出的最大的示威抗议。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应该理解为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巨历程，现在才刚刚莲步小启，仅仅迈开了若干个步子，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死水一潭，如某些共产党极权国家：古巴、朝鲜、越南所呈现的就是如此。进步是以相对价值来定义，而不是以绝对值来定位。譬如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这就是相对值，即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表现出经济领域的进步，尽管中国目前还是贫穷得很。须知，中国当局所能使用的极权手段高明之极，如在网络上进行有效控制、防火、窃取、黑客等等手段，无所不及，远非阿拉伯国家政府所能比拟的，而且还成功地攻击了先进的谷歌服务器。中国的极权历史非常的悠久，早在纪元前的轴心时代，即中国的战国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完整的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刑名法术之学”，后由韩非子集大成为法家思想，作为专制政治思想早早领先于全世界。在当今茉莉花革命的急迫形势下，共产党统治机器又抬出法家的那套严刑历法来，捧为至宝。
4) 中国“茉莉花”行动的意义其着重表现在其“行动”这一过程上，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一小部分年轻的网民们正是在自己极其有限的“行动”过程之中，懂得了自己的权利就在于主动争取，而不是等待恩施，实现社会公正就在于争取民权，而不是嗜谈民生。中国的“茉莉花”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这本身说明了问题。在一个最具对抗潜实力的、极力回避普世价值，宣称“五个不搞”的国家，对于这次第四波民主浪潮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应，能够在集权制度极其发达、儒家群体主义文明高度完善的中国，兴起一股民主诉求的声音，已是非同小可。
（待续）
施卫江 2011-5-8
[欢呼中国茉莉花革命 chinajasminerevolutio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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