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2011年 3月 20日
一个多月来,中国政府对茉莉花革命的强力打压程度,远高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期,杨建利判断共产党是下了决心要用强硬手段把茉莉花革命镇压下去,他认为此刻不可浮躁和投机,以免国内的人作出无谓的牺牲。
在杨建利看来,六四之后,共产党花了20年时间建立起庞大的维稳体系,以应付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时刻缠绕着共产党的最高统治者。他说: “维稳体制就是要把人民当敌人来对付,这个体系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预算,中国政府把人民当作敌人,人民这个敌人给它造成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外敌。”
中国政府一贯的维稳做法是,动用大批警力把抗议活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好将其消灭在萌芽中,使之无法形成全国性影响,但现在的网络新工具使发动全国运动成为可能,杨建利认为这给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这次茉莉花革命的意图非常清楚,就是以前做不到的,这一次要做到。因为我可以把信息在一秒钟内传遍各地,且这个传播呈指数增长,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会传到多远和传达到多少人那里,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它就很害怕,怕形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无法控制。”
有观点认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可以使中国避免发生剧烈变革,杨建利对此并不认同,他举例说台湾的民主变革就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普遍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却仍然争取民主。还有一种说法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23年,埃及穆巴拉克在位30年,利比亚的卡扎菲更是长达42年,中国共产党虽是一党专制,但领导人十年一换,情况迥然不同。杨建利反驳说:“这与一个家族在位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把这个家族放大了而已。中国太大了,一个家族统治很困难,所以它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长期在位。”
杨建利认为,中国的民愤已经累计到了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临界点,中国有近3亿人处于每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线之下,更何况中国的变革不是穷人的议题,而是全民议题,因为长期专制导致社会畸形,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愉快。目前变革之所以迟迟未到,是因为中国不惜代价的维稳体制。
而这种不惜代价的维稳体制正使中国社会走向恶性循环,因为维稳需要扩大政府掌控所有资源的权力,同时政府又不惜代价地谋求经济高速发展,二者结合就加剧了对老百姓的剥夺,民怨和社会矛盾越累积,政府越扩大权力维稳,如此恶性循环以致崩盘。杨建利相信膨胀到一定程度,维稳体制里的人最终也会成为反对力量。
本次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杨建利看来,六四之后,共产党花了20年时间建立起庞大的维稳体系,以应付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时刻缠绕着共产党的最高统治者。他说: “维稳体制就是要把人民当敌人来对付,这个体系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预算,中国政府把人民当作敌人,人民这个敌人给它造成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外敌。”
中国政府一贯的维稳做法是,动用大批警力把抗议活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好将其消灭在萌芽中,使之无法形成全国性影响,但现在的网络新工具使发动全国运动成为可能,杨建利认为这给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这次茉莉花革命的意图非常清楚,就是以前做不到的,这一次要做到。因为我可以把信息在一秒钟内传遍各地,且这个传播呈指数增长,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会传到多远和传达到多少人那里,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它就很害怕,怕形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无法控制。”
有观点认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可以使中国避免发生剧烈变革,杨建利对此并不认同,他举例说台湾的民主变革就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普遍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却仍然争取民主。还有一种说法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担任总统长达23年,埃及穆巴拉克在位30年,利比亚的卡扎菲更是长达42年,中国共产党虽是一党专制,但领导人十年一换,情况迥然不同。杨建利反驳说:“这与一个家族在位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把这个家族放大了而已。中国太大了,一个家族统治很困难,所以它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长期在位。”
杨建利认为,中国的民愤已经累计到了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临界点,中国有近3亿人处于每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线之下,更何况中国的变革不是穷人的议题,而是全民议题,因为长期专制导致社会畸形,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愉快。目前变革之所以迟迟未到,是因为中国不惜代价的维稳体制。
而这种不惜代价的维稳体制正使中国社会走向恶性循环,因为维稳需要扩大政府掌控所有资源的权力,同时政府又不惜代价地谋求经济高速发展,二者结合就加剧了对老百姓的剥夺,民怨和社会矛盾越累积,政府越扩大权力维稳,如此恶性循环以致崩盘。杨建利相信膨胀到一定程度,维稳体制里的人最终也会成为反对力量。
本次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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