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反抗军获西方世界的支持，推翻独裁统治42年的卡扎菲，首次展现国际社会“人权高于主权”模式，也刺激了中国。中国民众特别是网民都注意到，值得关注的是，利比亚之战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截然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零票反对，通过了1970号针对利比亚的制裁决定。
经过六个月的较量，利比亚反对力量终于攻下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本人虽然仍未就擒，但利比亚卡扎菲独裁政权的历史则已宣告落幕。毫无疑义，利比亚革命属于起始于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阿拉伯春天的一部分。
同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相比，利比亚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据亚洲周刊报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刘中民称其为“利比亚模式”，在一篇论述文章中，他界定其为“政治反抗军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这和北约和美国直接发动地面战争铲除塔利班或者萨达姆政权不同，
利比亚的情况是首先国内出现大规模反对势力，继而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并获得大多数国家与区域组织支持，通过建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然后实施空中打击配合反抗军的地面军事行动，最终颠覆卡扎菲政权。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国际社会空中打击与利亚社会内部反对派武力斗争相结合，开启了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转型互动的新途径。
刘中民认为，“利比亚模式”是否会成为西方对“失败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新模式，值得长期关注。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973号决议，这是利比亚模式合法性的第一步，在这一步中，中国代表投了弃权票，表示默许；国际法中，承认暴力革命的政权更迭结果，这是利比亚模式合法性的第二步；
国际舆论一致抗议卡扎菲的屠杀，倾向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制裁卡扎菲方案，这是利比亚模式合法性的第三步。相比此前西方地面部队深陷阿富汗与伊拉克泥潭的战争，在利比亚，内外联合的方式颠覆独裁政权，亦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为“新介入方式”，更多采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利比亚模式”也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热烈讨论。专栏作家老愚在微博上说：“一夜之间，卡扎菲丑恶政权灰飞烟灭。我向尊敬的利比亚人民致敬！借用某独裁者的话，暴政和独裁就像灰尘，你不打扫，他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有人为卡扎菲惋惜，他们愿意看到强人对抗文明世界，而不愿意看到被奴役的人
民获得自由——那是本属于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不愿自由者，不配获得自由。”中国官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被视为“鹰派”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利比亚局势的教训是“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力量”。
而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王功权在微博上表示：“中国大陆民众只熟悉革命的模式，而且只熟悉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不熟悉其它社会变革模式，因而把‘民不聊生’当社会稳定的警戒线。可利比亚民众还没有民不聊生，却为改善生活的权利和捍卫做人的尊严而奋起反抗专制，很多中国大陆人就不理解了。于是，把卡扎菲下台简单归咎于‘外敌干涉’。”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连续通过了两个决议，北约武装力量能够按照安理会决议框架在利比亚开辟空中禁飞区并对卡扎菲军队武力镇压平民施以保护。北约的空中行动尽管具有联合国授权，但在国际上仍存有争议。比如，尽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中国官方舆论却一直对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武力干预持批评立场。
国际社会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干预，涉及到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无论大小，无分穷富，都越来越难以回避人权与主权的问题。今天的世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没有国家可以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
在信息化方面，尽管一些国家仍然设置各种防火墙之类的壁垒，企图封锁信息，封锁言论，但是，从推特技术到各种翻墙软件的开发和普及，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可以改变全球信息化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即是价值的全球化。人权与主权的争论正是属于价值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如果将此次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同2003年美军进攻伊拉克相比的话，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舆论在人权与主权问题上的转变。2003年是举世震惊的九一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年，布什总统治下的美国在成功启动对阿富汗的打击之后，趁势进击，以反恐和开辟中东民主政治的新起点为名义，军事干预伊拉克。
不过当时的布什政府却难以说服世界舆论。不仅世界多数国家民意均反对这一侵犯他国主权的做法，即使在西方内部，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利用联合国为讲坛，批评美国出兵伊拉克既缺乏道义合理性也没有法理依据。
此次北约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虽然从很大意义上对利比亚反对力量最终取得胜利，推翻卡扎菲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利比亚民众反对卡扎菲的专制，企图摆脱卡扎菲的抗争却是国际干预的基础。没有利比亚内部反对力量的抗争，不仅外来的军事干预没有合法性，也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
同样，如果卡扎菲当初没有动用战机和重型武器镇压班加西的和平游行的市民的话，国际社会也难以就对利比亚空中打击形成共识。也即是说，卡扎菲对利比亚民众的疯狂镇压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国际干预的环境，同时，从其军事镇压那一天起，卡扎菲就不再是利比亚民族国家主权的代表。
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权高于主权的命题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经联合国授权保护成员国民众的人权，也意味着只有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一国政府才可以合理合法地实施主权。
最近，继2005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首度推出之后的六年，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谓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对此，著名时事评论家杨恒均在博文《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指出，当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宪法》里规定的某种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对经济大发展的制度保障，我们同时不应该忘记，《宪法》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发展、社会稳定的制度里，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某个政党，没有某种政治制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人民依然存在；而没有人民，一切都将不再存在。
杨恒均说，通过《白皮书》的形式向各国政府与人民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中国的立场，这有利于消除国外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与猜忌。按说《白皮书》里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务委员戴秉国更是先后做了两次具体而微的例举。但《白皮书》要能够说服洋人，首先应该说服中国人吧。
杨恒均认为，戴委员说的这几点确实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有些网友质疑，给人的感觉是把核心利益分成了三等，有些网友因此追问美国是如何排列自己“核心利益”的。杨恒均说，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戴秉国委员长列出的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听上去都差不多。美国的主要是这样一些：
国家主权与安全，民众的生活方式，国家的立国理念与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美国领导人在说到这些“核心利益”的时候，一次也没有用到“首先、其次”之类的容易让人产生“轻重缓急”误解的序列词，但他们讲到国家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也确实有某种顺序：
首先提到的一般是保卫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与保证幸福的生活方式；美国的价值理念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样是提到最多的；然后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与利益、等等。对照中美前两个“核心利益”，发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
最大不同就是无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或者总统，都不敢把保卫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永远执政地位作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否则那个党就有可能被民众赶下台。在美国，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高于政权与执政党的地位。
美国总统虽然说到核心利益的时候没有使用“一，二、三”的序号，但也有轻重缓急，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说法不难发现，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主要表现在“公民权利”）摆在其它的核心利益之前，甚至在美国遭受911袭击，美国要对外发动战争的时候，总统与政府强调的也不是什么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而是保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保卫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是保卫美国人的安全，这符合美国的建国理念：国家是为人而建的，人不是为国家而生的。美国核心利益中的两个主角“美国人”与“美国国家”，国家的核心利益中根本没有政府的份：政府是人民成立起来负责执行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当然不能把自己列为需要国家与人民来维护与保卫的“核心利益”。
杨恒均不清楚国务委员戴秉国列出的一、二、三条中国核心利益是否有轻重缓急，但别人就有可能追问，为了保持某种政治制度完整，或者某个执政党的执政，就可以牺牲第二条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要知道，这种质问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当权者为了苟延残喘而割地求和甚至更恶劣的例子。
杨恒均比较欣赏《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定义，而且它提到了《宪法》：“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让杨恒均想起美国在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时，尤其当它把“人民”挂在嘴边，而且美国《宪法》切切实实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尤其是享受各种自由的权利。
这也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说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宪法》里规定的某种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对经济大发展的制度保障，同时不应该忘记，《宪法》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发展、社会稳定的制度里，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某个政党，没有某种政治制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人民依然存在；而没有人民，一切都将不再存在。人民，是拥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的。任何国家、政府或者政党的核心利益，排在首位的必需是保卫人民的安全与尊严，保卫他们拥有的生而为人的各种权利。
可是，中国的状况如何，包括官方自己也心里有数。不仅官员不将宪法的权利落在实处，就连御用文人都肆无忌惮地无视宪法中dev公民权利，比如最近据网络报道说，余秋雨经过了停笔六年的反思后，发现这惊人规律：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的问题，而是暴民的问题。
是暴民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们正在毁灭这个国家。要求老百姓在个人尊严和利益遭到践踏时，应该耐心地、温柔地去等待结果，绝对不能使用自己无权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暴力抗法，就不能埋怨政府的高压手段了。也就是说，暴政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消灭暴民，为了消灭暴民，政府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实行暴政。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核心利益”？！
据网络报道，2010年中国大陆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二审、再审刑事案件884737件，审结885316件，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75%。其中，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同比分别上升1.68%和0.98%。2010年居然全国有100万人被判刑，如果以新西兰的人口计，6年中国被判刑的人数就相当于新西兰的整个国家的人口。
此外，中国大陆每年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在5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有50万公民，没有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程序，而被公安系统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剥夺了自由。这样，中国大陆每年被剥夺自由的公民有150万。
如果加上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没有被判刑和劳教的人，中国大陆每年被抓的人超过300万人。这就意味着，每两年中国大陆被关过的人数量就相当于整个新西兰人口。高企的失去自由的人口，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政治问题，更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人权。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中国大陆官方的作法来看，这份文件也无法说服世界各国相信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意图。这，只不过是一种按惯例的国际性公关手法罢了。中国大陆奉行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与国际现行的文明秩序格格不入。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白皮书的内容多半是一些宣传用语，缺少官方对于政策立场，尤其是安全议题方面的具体表态，因此也无法让人对中国的发展意图放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大陆不民主，漠视人权。
国家核心利益中有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但人权，才是真正国家核心利益。
1、所谓只有实现国家的主权才能保证实现这个国际的人权，只是说明主权是人权的一个条件，并不能说明主权高于人权，恰恰相反说明了主权为人权服务，因此人权高于主权。
2、实现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的人民奋力拼搏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权，而不仅仅是实现国家的主权完整。如果一个国家有了一个完整的主权，但政府却独裁、专政、残暴、腐败、堕落，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就比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所以从这个意义说，人权当然大于主权。
3、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当一个国家有了人权问题时，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起来谴责他！就好象你的邻居在家里杀人，或把老婆打的死去活来，你是不是坐视不管？侵犯人权就是与全人类作对。
当然，说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说不要主权；只是说主权不是人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利比亚反抗军获西方世界的支持，推翻独裁统治42年的卡扎菲，首次展现国际社会“人权高于主权”模式，就说明人权高于主权。当然。说人权大于主权，绝非就连国家都没有了；要人权，并非就要放弃种族、失去主权。比如美国以人权立国，所以美国几乎都是爱国者。
要重申的是，谈人权，并非就是要依赖外国的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归根结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其实，中国人的人权高于主权，最早的实践，就是在武王伐纣夏朝以后是周朝。商朝最后的一个国王商纣统治非常残暴。他加重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建筑了许多宫殿、苑囿，终日饮酒作乐，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
人民如果表示不满，他就加重刑罚，残酷镇压，比如做了“炮烙之刑”，把铜柱放在燃烧的炭火上，强迫“犯人”在上面行走，“犯人”站不住，就倒在火里活活烧死。他的叔叔比干，为人正直，几次向他提意见，纣王不听任何规劝，竟将比干挖心处死。另一个大臣规劝纣王说：“假如一再胡作非为，将会有亡国丧命的危险！”纣王却回答道：“谁能把我怎么样？”
那时候，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发展起来。周原来是商的属国。周文王为国事操心，有时候从清早忙到中午，都顾不上吃饭。他尤其注意用人，姜尚就是他发现的人才。姜尚出身贫寒，年过花甲也没有正当工作。
他听说周文王重视人才，就天天在歧山的水边钓鱼，希望看见从这里路过的文王。有一天，他终于见到了周文王，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姜尚受封做文王的军师，后来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他得到姜尚、周公旦的辅佐，国家兴盛起来。那时候，商朝的统治更为腐朽。周武王决心灭掉商朝。
据说，周先派人到商，察看敌情，回来说：好人全被纣王斥逐。武王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最后察看商朝情况的人报告说：商朝的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武王认为时机已到，就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进攻。战争在商都的郊外牧野展开。那时候，商纣的军队正在同东夷作战，来不及调回。
临时把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奴隶早就恨透纣王，于是在阵前起义，引导周武王的军队攻入商都。纣王被迫登上最华丽的宫殿鹿台，全身挂满珠宝玉器，放火把自己烧死。商朝就这样灭亡了。……
推翻独裁统治42年的卡扎菲覆灭，和商纣王覆灭何其相似！若按照余秋雨“老百姓在个人尊严和利益遭到践踏时，应该耐心地、温柔地去等待结果，绝对不能使用自己无权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暴力抗法，就不能埋怨政府的高压手段了”的要求，卡扎菲和商纣王拥有与生俱来的“国家核心利益”，人民应该逆来顺受。但历史和现实，给了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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