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走到今日，除了政治权威已显现出崩溃的迹象外，中国还将面临新政治道路的选择，这对中国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理论界思想观点的对立
中共18大将在明年召开，中国理论界当前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思想观点的对立，有极左的毛派与新自由派的对立；围绕人大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是否存在的对立；围绕「异质思维」与「政治纪律」的对立；对经济宏调见效还是将会「硬着陆」等诸方面的对立。
还出现了所谓的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直接碰撞与交锋。每当中共体制内这些在思想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出现时，就说明中共的现阶段政治权威已开始逐步崩溃瓦解。
中国又将面临一条新政治道路的选择，而明年中共新政治棋局的排定，也将左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所选择要走的道路。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3月份发表了反三权分立等「六个不搞」的文章，是给中共的建党治国理论定调。
它表明中共的理论界和媒体，绝不允许发表与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在5月25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写作班子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强调：“党员不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 5月中旬在党刊「求是」上撰文说，要警惕落入西方社会为中国设计的公民社会陷阱。曾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对有关“公民社会”的隔空论战。关于公民社会的这个主题，在6月初，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响应周本顺之论，疾呼党政官员要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各级政府要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管理新局面。
引发全国理论界对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讨论，有些地方还召开研讨会，不少社会舆论和媒体围绕着一系列社会事件，各自发表了不同的主张。
在有关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问题上，中共说中国「不存在独立候选人」。人大常委会以「法工委负责人谈话」形式，在中央电视台上抛出「不存在独立候选人」之说的节目。
但中央党校机关的「学习时报」确发表文章说，要「切实保障选民的被提名权」。并且说独立候选人问题，是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据《选举法》规定寻求获得提名，绝对不是违法行为。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晚报，同样也刊登有关文章反驳了人大法工委的观点。
我们知道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努力，合法地当选为人大代表，这是《宪法》和《选举法》赋予每一个选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中国在即将展开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全国一批有志的学者、作家、律师、公民记者等，决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分，要投身于这轮选举之中，参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及再造中共新政治棋局。
据我们了解的数据，中国按400万选民计算的话，将会出现四分之一的独立候选人，就是总数大约100万人。当然，这是广义的独立候选人的数字，即只要不是中共党的一级基层单位推荐的，而是被社团、厂矿企业、商业、学校、街道居委会，小区选民推荐的候选人，均为独立候选人。
5月25日，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上确认，自己将于今年9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他表示，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同一天，作家夏商也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更多的来自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老师吴丹红、江苏常州的企业员工何鹏、浙江杭州的徐彦等多位人士，均表示将参选所在区的人大代表。这种事情，当然会刺激起社会民众情绪的兴奋，同时也激起中共权力阶层警觉。
中共专制政府，开始以各种理由打压已冒出头的中国的独立选人，抓捕了姚立法，威胁河南的一位想竞选市长的参选人等。但这都阻挡不住民众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政的热情和决心。
“异质思维”的问题
要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还是要“异质思维”的问题。近些年，怎么看待思想理论界的多元化和一元化，对社会上出现的“异质思维”应如何对待。是包容指导，还是打击批判。异质思维和同质思维，很使人感到困惑。但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又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焦点。
从“不争论”，到“包容异质思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何谓异质思维？从字面上来解释，异，则不同；质，即本质。一种具有本质不同的思维，称之为异质思维。
对于海内外提倡的《零八宪章》、西方的多党制、三权鼎立，攻击中共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中国进行西方模式的“宪政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宣传西方的“普世价值”，希望中共开放 “新闻自由”。
在新疆、西藏等民族问题上，提倡真正的高度自治等等，这些思想观点，都是中共认为的异质思维。当然，这种思维也代表着一种利益需求。显然，这种诉求又同全中共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法国著名思想启蒙家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上述的这种利益诉求的异质思维，代表着思想界的多元化。虽然，中共的理论界仍然在高调批判这种思潮，认为是西方的反动思潮。但仍有一边部分中共理论界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包容这种思想。
有人主张的对于异质思维的包容，实际上并非停留在捍卫别人发表异质思维看法的权利，而是要同那个异质思维协调立场，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引导和整合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发生冲突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大变革前夜的思想理论纷争的必然。真正反映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直接碰撞与交锋。
近年来，在网上及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两个概念，受到热议并特别被人们关切，即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所谓的“广东模式”实际就是“深圳模式”的延伸。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是重大的政治话题。 “广东模式” “重庆模式”的交锋 “广东模式”大大早于“重庆模式”。
所谓广东“深圳模式”已有三十年历史，是中共邓小平时代一个举全国之力，精心扶植培育起来供全国效仿的典型样板，而现在这个模式的核心价值，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
而“重庆模式”则是“广东模式”在全国发展蔓延成灾之后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重庆模式”是中共对“深圳模式”的一个否定和拨乱反正。中央政府给出一个“让少数人先富”的特殊政策，强制内地用大量的资金资源和廉价劳力，支持广东所堆出来的少数人先富的模式。
具体地说，就是让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广东人掠夺内地人财富，少数广东人富多数内地人穷的模式；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黄、赌、毒、黑泛滥成灾，贪腐横行无忌，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模式。而“重庆模式”的内涵是：
以改善民生为目的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实现科学发展观，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进步，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讲，这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据新华社报导，8月11日至15日，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前后，由身兼广东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等陪同下，到深圳、广州等地考察。这说明中共的高层对“广东模式”的肯定，而“重庆模式”目前还是中共党内左派的一厢情愿。
但在中国出现的种种相互对立的思潮，足以证明，中国的改革走到今日，除了政治权威已显现出崩溃的迹象外，中国还将面临新政治道路的选择，这对中国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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