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0日 2 旺报 【彭晓芸】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也有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10年来从萌芽走向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媒《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一说法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10届9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线上（online）的公共空间，应无疑义甚至显得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象和视频资料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路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路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这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编注：网路用语，指与我无关）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影机、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路社会运动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路社会运动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够想像，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干部、抗议者，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展开对话。而受害者、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经微博来伸张自己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5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了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路社会运动的焦点人物。
管制微博于事无补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可能性，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路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路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他管道谋求出路。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关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曾任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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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线上（online）的公共空间，应无疑义甚至显得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象和视频资料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路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路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这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编注：网路用语，指与我无关）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影机、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路社会运动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路社会运动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够想像，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干部、抗议者，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展开对话。而受害者、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经微博来伸张自己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5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了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路社会运动的焦点人物。
管制微博于事无补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可能性，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路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路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他管道谋求出路。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关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曾任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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